高兴得“抚其手，近狂喜”。他大展宏图的日子，就是从此开始。
【二】
如果说之前李泌的神，是神在有关他的传说以及行为，那之后的神，就在于他平定天下的能力。
在宁夏灵武即位的李亨，处境只有一个字：惨！当时的安禄山叛军，已经攻陷了长安，整个中原都在他们手里，南方只有睢阳城在苦苦抵抗，江南半壁眼看着不保，小小的灵武，只有数千残兵。在潼关沦陷后，大好形势已被葬送，河北的郭子仪部，只能苦苦守住现有的地盘抵抗，根本无力反击。更要命的是，中原大地已经被叛军打得支离破碎，唐朝的许多军队早就和中央失去了联系，甚至连李亨即位这么大的事情都不知道。兵少，将寡，士气低落，处境惨淡，这样的大唐，这样的叛军，孰轻孰重似乎一目了然，难道，这次大唐真的气数已尽了吗？
此时，李泌立刻做出了两条判断，事后被证明，准得离谱。
第一条，叛军不会得到中原百姓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安禄山的叛军，多是由边镇突厥人和契丹人组成，汉人极少，这样的部队只是武力强大，却很难获得中原百姓的认同。第二条，叛军根本难以持久，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统治天下的信心，单看一条，叛军每夺得一个城市，都把当地的财物运回到老巢范阳，这就足够说明，叛军自己根本没有做好夺取天下的准备。
这两条，最终都被他言中了。
不但做出了判断，李泌还制定了完备的平叛方略，即命令李光弼和郭子仪二将，一个出井陉关，一个出河东，分别从背面压制叛军。李泌断定，叛军的骑兵很难越过长江天险，因此从北面进攻，威逼叛军的河北老巢，就可以把叛军刚刚夺取的八百里秦川，变成钳制他们的死地。李泌更断定，平叛是一个长期的战争，千万不能想着快速解决，必须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借助这场平叛战争，彻底消灭叛军，并将地方兵力收归中央，断绝藩镇割据的隐患。他对李亨说：“去叛军易，去藩镇难。”同时他也看到，叛军占据中原，恰恰是重新实行府兵制的机会，漫长的战乱制造了大量的荒地，待到平叛胜利后，国家正好可以将这些土地收归国有，再重新实行府兵制度，如此，可保证唐王朝的长治久安。
对李泌言听计从的李亨，在早期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李泌的计划。从李亨复位开始，唐朝一面命令郭子仪、李光弼二将全力进兵河北，断绝叛军的归路，一面请回鹘发兵救援。精锐的回鹘骑兵成了唐王朝的主力军，战局很快向着对唐朝有利的局面发展。李光弼在河北势如破竹，郭子仪与回鹘联兵，不断在关中取得胜利，但这个时候，历史的意外又发生了。公元757年，急于夺取京城的唐肃宗不顾李泌的劝阻，决定先集中兵力收复长安和洛阳，结果，已经逼近叛军老巢的李光弼不得不回师救援，事实果然如李泌所料，唐军以巨大的代价夺回了长安与洛阳，但并没有消灭叛军的有生力量，几十万叛军安然地逃回了河北老家，依然是唐王朝巨大的威胁。更要命的是，帮助唐朝夺回长安的回鹘人借机漫天要价，更在长安城大肆抢掠，所谓收复长安，得到的只是两座伤痕累累的空城。
但即使这样，收复长安也是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之前的战局，一直是叛军进攻，唐朝防守，而从这个时候开始，攻守易形了，唐朝已经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而叛军所要做的，不是平定天下，而是怎样守住现有的地盘。唐王朝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李泌始终是唐肃宗李亨最大的精神依靠。他不但为李亨出谋划策，更在李亨最低落的时候不断鼓励他，甚至有一次，说到激动处，李亨竟然趴在李泌的肩头痛哭流涕。即使这样，李泌却没有接受李亨任何的官职，他始终是以一个布衣朋友的身份来做这一切事，以至于有一次两人出游的时候，老百姓都在旁边指指点点：穿黄衣服的是皇帝，穿老百姓衣服的是皇帝的朋友。李亨也想赐李泌官职，但给他的官服李泌都不穿，因为李泌知道，此时他又在成为另一个人的眼中钉——宦官李辅国。李辅国是李亨的贴身宦官，也早与李泌相识。但是在安史之乱中，由于安禄山叛乱的教训，唐王朝开始信用宦官，甚至命令宦官监军，李辅国的权力就这样大了起来。甚至在唐肃宗后期，他掌握了国家的内政外交大权，连皇帝的废立都由他操纵，而李泌，这时候就是他夺权的绊脚石。深知官场险恶的李泌，再一次见好就收，在唐王朝收复长安后，李泌就向李亨请辞，李亨当然不准，李泌很坦诚地说：“今天我还可以和您一起谈话，但如果不走的话，明天也许我的头就被人拿去了。”就这样，在安史之乱中起到设计师作用的李泌，再次选择了隐退。公元757年底，李泌隐退南岳严霞峰，在当地建房修行，度过了12年，这个房子被称为“端居室”，不但用来读书，更用来藏书和讲课，这也是中国有历史记录的最早的书院。
【三】
李泌其后又有3次重新回到唐朝的中央高层，一次是李亨的儿子唐代宗李豫即位初期。当时的李豫刚刚诛杀了专权的宦官李辅国，但是国家局势仍然在困难之中。安史之乱仍未剿平，东部藩镇却尾大不掉，西北的回鹘、吐蕃等外敌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更以武力威胁，内忧外患之下，李豫想起了这个在父亲最危难的时候给予帮助的人——李泌。他封李泌为翰林侍郎，并用强迫他吃肉的方式，希望李泌能放弃道家修行，全力专注于社稷。李泌不辱使命，回到长安后，当场就提了15条加强边境防御的要求，不巧的是，这时候的宰相元载妒忌李泌的才华，结果，元载以重用人才的名义，建议将李泌外调为刺史，而深知遭到排挤的李泌，又一次选择了忍让。元载被诛后，李泌又一次得到了回京的机会，却依然被另一个宰相常衮排斥，知道事情不可为的李泌，就安心在杭州做刺史，远离中央的是非。但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到了唐德宗李适在位的时候，唐朝发生了泾原兵变，因不满唐朝犒赏微薄，唐朝本来用来平定李希烈叛乱的部队，在路过长安时发动兵变占领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关键时刻李泌来了，他向唐德宗推荐了名将李晟，并提出了“先北后南”的方略，即先捣毁叛军的老窝泾原，再收复长安，这一次唐德宗听了他的，叛乱终被平定。公元787年，李泌终于成为了中书省门下章事，即掌握国家大权的宰相，两年后去世，封业侯爵位。5次出山，都是在唐朝最危险的时候，而每次都能功成身退，说是唐朝再造社稷的功臣，除了郭子仪、李光弼，又舍李泌其谁？
第十五章 唐朝“科学僧人”一行
【一】
在中学的政治课本上，谈到宗教问题，我们从小就曾接受了一个固定的概念，即宗教是迷信的产物。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时，惊讶地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类文明历史中众多伟大的科技发明，都恰恰是由宗教人士所创。曾经空前繁荣的阿拉伯数学及文明，与伊斯兰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而在欧洲，最早探索出黑死病治疗方法的，也恰恰是那些传教士们。中世纪的欧洲，神学曾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并不仅仅因为人类对于上帝的迷信，更是因为天主教在欧洲大瘟疫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翻阅中国古代史，我们也会饶有兴趣地发现，火药的发明来自于道士的炼丹术，而中国天文、数学、中医等各个方面的卓越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以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作为基础的。在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名录里，赫然写着许多宗教人士的姓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唐代的著名高僧一行。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想象一行是一个怎样神奇的人物。史书中对于他的定义是“天文学家”，而从他的成就与贡献看，却远远不是天文学家这么简单。他的谥号为“大慧禅师”，仅仅从“大慧”二字，就足够显示出他的才华与聪明。事实上，一行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以及哲学思想的总结，都具有卓越的贡献，而他更是创造性地将宗教思想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虽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宗教的唯心主义思想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激烈的矛盾，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特定时期，宗教思想却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巨大推动力。面对那个曾经未知的世界，宗教曾经一度成为人类了解世界和宇宙的思想准则，而在唐朝，一行的身份也并非是天文学家这样简单，他更是当时唐朝佛教的教派——密宗的领袖之一。这一特殊的身份也有理由让我们对于佛教思想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作为一门高深的宗教学问，佛教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恰恰是与科技思想相融合的。而直到今天，佛教思想中许多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论述，依然对现代科学的研究工作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
一行既是一个集佛教高僧又是一位卓越科学家。更为幸运的是，他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黄金时代的盛唐王朝，那是一个让今天的知识分子无比神往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国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今天的我们沉醉于唐诗恢弘的气派和美丽的语句中，殊不知在那个时代里，一批身份特殊的人用他们别样的创造力，书写下了远比唐诗更为恢弘的诗篇。我们的唐朝之所以被称为盛唐，我们国家的文明之所以被称为灿烂的文明，那些人文学术的成就固然令人骄傲，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里缔造出了足以领先世界千年的科技成就。从历法的修订到天体的观测，中国人用他们的智慧搭建起了通向天体奥秘的金字塔，而一行正是那个时代，站在金子塔尖的人。
【二】
一行，俗名张遂，邢州巨鹿（今河北邢台巨鹿）人，其祖父张公谨曾任襄州都督，精通天文历法，家庭给了他良好的熏陶。关于他的祖父张公谨，在历史上也许名声不是很大，但是玄武门之变的一个重要决策却让历史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玄武门之变前，张公谨曾任李世民的幕僚，当时的李世民在事变前曾经请巫师占卜成败，结果张公谨将占卜用的龟甲扔进了火中。张公谨劝说李世民道：“凡行卜签，是以决嫌疑，定犹豫，现在举事不疑，用得着卜卦吗？如果卜不吉，势已不可停阻，希望大王仔细想想。”也正是他的这番慷慨陈词让李世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玄武门之变中，张公谨在太子李建成被射杀后，率领兵马死守玄武门，阻挡住了太子府的反扑，为李世民的最后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位不信鬼神的智者同样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对于天文和数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虽然一行出生的时候，张公谨早已经过世近60年，但是祖父的品质显然在他身上有着深深的痕迹。他有着像祖父一样卓越的眼光和远超他祖父的天文成就，然而他并没有祖父那样的政治野心，一生淡泊名利仕途，如果张公谨泉下有知，得知后人居然从事了一项他远没有想到的职业，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盛唐时代的许多名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另类家族的继承性。我之所以在家族继承性前面加上“另类”二字，是因为与南北朝时期传统的世家大族不同，唐朝的这些名门之后往往走上与祖先背道而驰的道路。比较典型的就是唐朝的名将王忠嗣，其父为初唐名将王海宾，而天宝年代著名的政治家李适之，其祖先却恰恰是当年被李世民废黜的太子李承乾。而事实上，唐朝名人们这种“另类的继承”，恰恰也是盛唐文化的一个层面。唐朝时代，虽然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官员考核的基本制度，学术的日益政治化和自然科学的边缘化也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唐朝文化同样有着百花齐放的一面，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积累下的文明成就在这个年代得到了群体性的爆发，使个体的生活道路在人生中可以获得不同的选择机会。但是，祖先的品质在后人的身上依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让吐蕃胆战心惊的王忠嗣同样是一位富有才情的诗人，他的诗篇与他的赫赫战功一样让我们热血澎湃，而遁入空门的一行身上也带有他祖父的高贵品质：不信天，不信神，不迷信权威，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下都可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与思想，可以用默默的耐心去完成伟大的工作。而且他远比如祖冲之等科学家幸运得多，生活在一个文明开放的时代里，他的科学工作得到了莫大的支持。如果说在他以前，科学研究还属于个体努力的话，那么从一行开始，以国家政府的名义所主持的科学活动，已然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之一。尽管这种活动带着各种政治色彩，尽管活动本身也充满了人类对于世界的种种茫然，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却足够说明一个大国的气魄与胸怀。有唐一代，中国的科学巨著和大型的科学工程都要远远超越前代，而专业化的科学教育也在唐朝达到了一个完备的顶峰，这是一个国家富强与文明的最基本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行是幸运无比的，他拥有前代科学家们所不曾拥有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文化上的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风气，以及雄厚的经济支持，都为他的成功铺垫了最为广阔的平台。
这就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真正意义，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所最需要的环境：政治的稳定，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物质成果。在那个年代里，中国是所有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典范国家。那个年代里，阿拉伯文明刚刚勃兴，还身处无休止的征战中，欧洲的邦国四分五裂，东罗马帝国正步入它的没落时期。在地球的西边，森严的堡垒和黑暗的神学禁锢了欧洲人飞翔的翅膀，而在另一端的中国，发达的交通，统一的政治环境和先进的生产力，都让这里的人们享受着眼界无穷天地宽的纵横之感。而我们的一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踏上了历史的舞台。
一行出生于公元683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那位大名鼎鼎的张公谨大人已经谢世近60年，由于武则天的缘故，这个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