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兵弱,那就更好理解了。北宋一直贯彻“强干弱枝”的建军方略,中央掌握的禁军数量,到了北宋末年足足有100万人,水浒里说林冲是“80万禁军教头”,其实还是一个缩了水的数字。兵多了,可质量那叫一个次,北宋的禁军,基本都是通过募兵招募来的,平时训练松懈,甚至每个月领税粮,都要雇人给他们挑担,更别说打仗,几乎就是一群兵大爷。北宋忌讳边境将领专兵,对边境军事力量控制极其严格,外加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军事指挥体系,想打赢对外战争,也就做梦可以想想。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对西夏的战争屡战屡败。宋朝调40万京军镇守西夏,又以范仲淹、韩琦等名将镇守,也只能是制约西夏的进攻,平灭西夏基本没戏。最后达成议和条款,又白白地加上一笔岁币。
对了,最后还有岁币的问题。今人皆说宋朝和辽国澶渊之盟后,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其实就在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国一直在找各种借口,要求宋朝增加岁币,特别是动不动就要求宋朝归还柴荣当年从辽国占领的关南17县。对辽国的每次无理要求,宋朝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息事宁人。到了北宋中期,每年给辽国的岁币已经到了50万,而给西夏的岁币也有10万。花钱买和平的结果,就是国家财政支出激增。
北宋对士人这么好,那么国家的工作效率怎么样呢,就一个字,慢。北宋官场的特点,是机构臃肿,官员众多,好好的一件事,差不多有六七个人管,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管。别说是平时日常生活,就是北宋对西夏作战这么大的事,北宋的政府机关,在传送公文,批阅战报时的拖沓情景,让在前线打仗的范仲淹都气得七窍生烟,斥责说好好的一件事情,哪怕再急,也总要给你拖十天半个月,等你批下来,我这边仗都打完了。打仗尚且如此,平时更不用说。
这就是北宋在王安石变法前面临的问题,国家穷,不是因为收入少,而是因为花钱多。一是花钱养官,养到最后官都养得不干活。二是花钱养兵,养到最后兵都不打仗;三是花钱买和平,谁知道买和平的价格不断上涨,越来越买不起。偏偏宋神宗本人也是个很有志气的皇帝,在即位初期,年少气盛的他也很想做一番事业,因此经欧阳修推荐,他结识了王安石,王安石伶俐的口才,对时局的分析,都让宋神宗有醍醐灌顶之感。公元1070年,宋神宗正式下诏,以王安石为相,全国变法。
【二】
有关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历朝历代皆诟病不断,要论是非,却还要看看王安石都变了哪些法。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政治上,设置三司条例司,其实就是收拢权力。原先北宋宰相众多,办起事情来颇多掣肘,有了这个就好办了。变法的事,王安石管。
经济上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几条: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募役法、养马法、军事上是保甲法。
解释一下这些变法的条文,似乎都是很不错的。比如方田均税法,就是清丈土地,重新核算赋税,为的是查清大地主隐瞒土地的情况,减轻农民负担;农田水利法,是要规定各地由老百姓集资兴修水利,不足的部分由官府补上;均输法,是国家垄断商品“物流”,取平均价,减少商人囤积居奇;青苗法,就是国家在灾年借米粮给农户,农户丰收后,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养马法,是由老百姓负责养马,并且减免赋税;军事上的保甲法,是把农民编成保甲,农时耕种,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打仗。
从表面上看,王安石变法的每个内容,似乎都是为老百姓着想,考虑到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那么,一旦真的执行起来呢?
我们还是结合北宋当时的官场实际,从法令本身来看一看吧。
先说农田水利法。这个法规定由当地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兴修水利,官府补充剩余的部分,农民来年偿还官府的欠款,看似是很为民着想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大有漏洞可钻:一个水利工程要花多少钱,老百姓没这个概念,都是地主和当官的说了算,说多少就多少,100万的工程,摊上没良心的,敢给老百姓报价200万,老百姓白白挨了宰,还要还官府的钱……
方田均税法。说是要清丈土地,但是别忘了,此时北宋的土地兼并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了,大部分的官僚地主,都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执行下去,会得罪一大堆人。不得罪人的方法,就是把多余的土地转嫁到老百姓身上,造假账。你王安石不怕得罪人,难道大家都跟你一样?
当然也许有人会问,张居正改革的时候,不也是清丈土地吗?为什么人家就可以成功呢?其实很简单,张居正改革的第一项,是考成法,直接攥住了官员升迁的命根子,不听我的话,我就端你饭碗,这个监督手段,比王安石设置三司条例司要狠得多,外带张居正当年从底层摸爬滚打几十年爬上来,官场的蝇营狗苟都看得透,哪是王安石这样读死书的书生能完全掌握的。
下面就是青苗法,这是王安石唯一在地方上实践成功的方案。他做地方官时,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很成功,老百姓很高兴。但仔细想想吧,这条法律规定,老百姓向官府借贷,第二年,按照官定的利息偿还,这个问题就来了,官字两张口,利息究竟是多少,官员们如果想从中渔利,完全可以抬高利息标准,慷国家之慨放高利贷,估计要这样,工资可以基本不动了。
至于募役法,就是让老百姓出钱代替劳役。问题是,这个钱数怎么核算,你说多少就是多少?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怎么办?
保甲法就更搞了,很明显参考了唐朝的府兵制,但唐初的府兵制是有土地保障的,北宋能给农民什么保障呢?战时编入军队打仗,几乎就是不堪一击。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这些条款,可以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出发点是好的,本意是为了爱民,但一旦执行的时候,碰到一个没良心的,就是老百姓的灾难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没良心的。
【三】
要说王安石变法多年来一点成果也没有,这也不公平,最大的成果,就是税赋增加了,但这个税赋是怎么增加的呢?
在这里,就要说到王安石这个人。
千百年来,对这个改革家,后人总是好的地方说得比较多,但是王安石本人,却有一个难以回避的弱点:偏执,甚至偏执到极点。
在这个问题上,宋神宗本人是有体会的。
王安石性格强硬,在他当政期间,可以大摇大摆地在皇宫里纵马穿行,如果有阻拦的,上去就是一个耳刮子。就是对宋神宗本人,也是经常拿领导不当干部,说吵架就吵架,说翻脸就翻脸,很多时候把宋神宗也气得脸铁青。
对领导尚且如此,对下属就更不用说了。王安石派到地方上执行变法的,大多数都是他的得力门生,对于变法的考核,王安石的方式也相当简单:看地方官的税收。过程怎么样我不管,你得给我弄来钱。
所以在变法持续的10年里,北宋的国库收入持续增长,但问题是,全国农民被逼得破产的却大有人在,几乎各个州县都有逃荒的。这很正常,王安石变法,要的就是能收上钱,当官的要的是能保住官,为了保住官就要逼老百姓交钱。偏偏新法里又有这么多捞钱的空子,可以一边收钱一边捞钱,升官发财两不误,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王安石的政策,执行到地方上,基本上都走了样。
但王安石本人并不这么觉得,相反在他晚年,对于新法的用人办事,到了几乎偏执的地步。你只要说新法好,你就是大大的忠臣,你只要说新法不好,你就是大大的奸臣。这种搞单边主义的混帐做法,就是把大批朝中的有识之士,甚至许多一开始支持变法的朋友,都搞到了新法的对立面去了。而他所任用的改革派,又都是吕惠卿、章淳、曾布这样的投机分子,大多数都是借着变法捞官捞钱往上爬的,就连一开始坚决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参军郑侠,最后也坚决地给宋神宗上了《流民图》,后来有人说这是诽谤王安石变法,但联系当时的史料,那个场景是真实的。
【四】
公元1076年,王安石自请罢相归田,在变法问题上焦头烂额的宋神宗,也最终扛不住巨大压力,准奏了,是年王安石离职,王安石变法,也就从此落幕了。
但王安石变法的余音,却真正影响了北宋政治。北宋政坛从此分成新旧两党,多年来相互争斗,北宋的内耗一直不息。之后新法旧法之间几经反复,朝令夕改的结果,就是把北宋王朝拖得元气大伤,最后被代辽国而起的金朝轻而易举地连锅端了。
第二十四章 岳飞与“钟相杨幺起义”
据说,当今世界横扫全球的美军,每年的新兵入伍仪式上,嘴上没毛的新兵们都要整队集合,庄重地接过枪,齐声高呼同一句口号:绝不向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每每此时,正装肃然各种皮肤的美国新兵蛋子们齐声震天,掷地有声,很庄重,很感人,很……
很不靠谱。
靠谱就没天理了。阿富汗伊拉克的大叔大哥们,郁闷了想虐待就虐待,日本韩国菲律宾的漂亮小姑娘,高兴了说强奸就强奸,完事了拍拍屁股说句VERY SORRY走人。誓言?人权?信仰?哄孩子去吧。
那么中国军人呢?
不如去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县,在那清盈盈的水蓝莹莹的天之间,寻着欢声笑语间的蛛丝马迹,看一看1000年前那场燃烧向平民的兵祸?
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县城,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大文豪陶渊明的笔下,这里是所有战火纷飞下的生灵们魂牵梦萦的桃花源。与世无争的乡民们,喂马、劈柴、照顾家园,一如海子笔下的模样,在春暖花开的和平年代,世世代代做着幸福的人。
然而宋靖康二年(公元1128年)的那场悲剧却彻底终结了他们的幸福。靖康之变的一声炸雷,东北的金朝女真人似群狼一般在中原大地肆虐,无家可归的难民,抱头鼠窜的士兵,倒驴不倒架的权贵们,在金朝人雪亮的马刀下,潮水一般涌向了江南。
这事貌似和武陵没啥关系,这里是湘西,离前线远着呢,金朝人的战火烧不着武陵人的幸福生活,大宋换南宋了,徽宗钦宗换高宗了,京城汴梁换成京城临安了,可谁当家老百姓不都要纳粮缴税不是?逃难来的北方难民倒有不少,家家户户省口吃的接济着,分几亩地给种着,该过还能凑合着过,这幸福日子,怎么着都能将就着。
可武陵人到底发现,这日子,怎么也将就不下去了。
先是苛捐杂税一层层地削下来,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嘛,上下一心团结抗战嘛。然后是大量难民涌入,半壁山河都没了,要和难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嘛。接着前线战事吃紧,据说中央军地方军几下子就让人家打得稀里哗啦,长江沿线死惨了,皇上都要给赶到海里喂王八,眼看着半壁河山也要成人家的囊中之物了。乡亲们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嘛,快快奋勇支前吧。
要说武陵人的觉悟就是高,老人孩子在家,节衣缩食交着苛捐杂税,青壮年们离妻别子,雄赳赳气昂昂上前线,运气好的参加正规军,运气不好的自发组织民团,长江沿线玩命地和侵略者死磕。小小的武陵,孱弱的肩膀,支持起抗战保国的重负和牺牲,一如那年头江南无数的鱼米之乡一样,在兵火交加的岁月里,苦熬着。
苦熬到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30年),金兵的第一次南侵终于告一段落了,被追到差点跳海喂王八的宋高宗,风风光光地在临安登基当皇帝了,江淮、江南、中南战场,千千万万战死的英灵,也早就随随便便找地方刨坑埋干净了。活下来的壮丁们,被随随便便地打发回家了,皇上是只想做半壁江山主子的皇上,大臣是只想做半壁江山臣子的大臣,将军是只想保卫半壁江山的将军。南宋的红墙绿瓦间,尽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沦陷区、国耻、当战俘的太上皇、祖宗基业,人生得意须尽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吧。
当皇帝的装看不见,老百姓还看啥。各地增援前线的壮丁早就发回原籍了,半壁江山也得过日子不是,打不打仗轮不着咱操心,这苦熬的日子总算该出头了,回家继续过幸福生活吧。
可直到这时候武陵人才明白,这幸福生活,从此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当那些在前线玩命死磕过敌人,带着一身伤痕和对亲人故土魂牵梦萦的思念,被随随便便打发回家的战士们,在踏上武陵土地的那一刻,他们看到的,不是望眼欲穿的妻儿,垂垂白发的老父,更不是那熟悉的袅袅炊烟,渔舟唱晚的美景。他们看到的是烈火焚烧过的村庄,马蹄踏破的土地,混浊的洞庭湖上漂浮的尸首,残垣断壁间的累累白骨……
造孽的,不是横行北中国的金朝侵略者,武陵太远,女真骑兵的马刀伸不到这里。造孽的是一个叫孔彦舟的河南人,正宗的大宋政府军将军,还有他率领的大宋政府军,是由大宋百姓勒紧了裤腰带养着供着,指望着他们保家卫国的正宗的政府军。
这群人在历史上有个通俗的称呼——乱兵。
从靖康变乱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知道像阿甘一样地跑,官跑得比兵快,兵跑得比老百姓快。跑着却也不闲着,跑到哪里就杀到哪里抢到哪里,跑一路就抢一路,碰上侵略者就连滚带爬叫大爷,碰上自己百姓就马刀挥舞滥杀滥抢。什么外敌入侵生灵涂炭,我先替你涂一遍再说。
造孽的头子孔彦舟也值得一说。他时任沿江招讨使,顶大乌纱帽的官,戎马半生也算“战功赫赫”。金兵打山东,他带头溜号,金兵打河南,他又脚底抹油,回回都是腿窜得比博古特还快。边跑边抢,所过之处寸草不生,在打砸抢烧的工作战线上,他是“先进典型”。
这一回他“典型”到了武陵,富得流油的鱼米之乡,家家老幼妇孺扎堆,要钱有钱要女人有女人,活脱脱的一盘肥肉,当然是不抢白不抢。大手一挥立刻火光冲天,狞笑的“子弟兵”们钢刀挥舞,与世无争的武陵小县,在残暴的杀戮与抢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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