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食……
把眼光转向中国封建社会前朝后世，纵向对比：300年后的清朝“康雍乾盛世”，耕地总数最高未超过600万顷。前代被称为“富宋”的北宋王朝，最高人口数字不过4500万。大诗人杜甫无比追忆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盛唐时代，国家粮税总收入不过此时的三分之一……再横向对比同时代的世界：根据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记录，14世纪欧洲人口的最高水平，仅为此时中国的四分之一，西欧列国的政府农业税总和，为此时中国的三十二分之一……
这样的数字，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国富民强。可以用这个词形容的时代，是盛世——洪武盛世。
说洪武盛世，论权谋，解厚黑，总不计国计民生来得近，不妨细解下，如此骄人的“GDP”成就，究竟是如何缔造。
【二】
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曾在一部剧作中如此形容盛世：“盛世是一座瑰丽的宫殿，伟大的君王在顶端指引我们，沉默的柱石，托起他的高高在上。”
说起洪武盛世这座“瑰丽的宫殿”，自然首推朱元璋。众所周知的是他开国后推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官田税五升三合，民田税三升三合，为中国历代田赋之最低；（江南地区除外）奖励垦荒，无主荒地一经耕种即为田主所有，新垦田地免徭役3年；厉行节俭，禁铺张奢华……
还有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宏观调控”：一是大规模移民屯垦，数次迁移南方无地农民及世家豪门往山东、山西、辽东等省垦荒定居，既解决北方劳动力不足问题，又打击“江南豪强”。出台政策鼓励“多种经营”，规定有地5亩至10亩的农民，必须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否则增收税赋。10亩以上加倍，每百户农户必须种枣树200株，违者充军，政府选派大量“技术员”下乡，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花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商业方面也不放松，全国厉行海禁，“片板不得入海”，禁止私贩盐，食盐、外贸等高收入行业一律“国营”。当然也没忘了适当照顾，工商业减免税收，仅为三十税一，不到元朝的一半，全国官民登记入籍，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类，严禁人口随意流动，制《黄册》《鱼鳞图册》，登记全国土地户口……
廉政工作也不放松，以“农绩”为考核官员的第一标准，严查贪官污吏，甚至屡次以“惩贪”为名兴起大狱，地方官要带头种田，名为“责任田”……
处心积虑，费尽心机，一个延续整个大明王朝的经济体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高度集中，权责分明，律令严苛，法网严密，层次分明，壁垒森严的封建农业国经济体系。以后世的眼光看，或许死板僵化，却在当时元末明初百业凋敝的大背景下，迸发出无比的生命力。骄人的经济成就，便是结晶。
在这骄人的成就下，功勋卓著的人物——洪武时代的能臣们，他们以默默无闻的行动，缜密无漏的心思，呕心沥血的劳苦，似沉默的柱石，托起“洪武盛世”的金碧辉煌。其中最重要的，是3个人。说这3个人是“无名英雄”，是因为在群英荟萃的洪武朝，他们的身份、职业、受关注程度，较之诸多功臣名宿，实在只能算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责任，不够“高光”，却足够“举足轻重”。
【三】
第一个人，便是我们上一章中曾略带提及的，大明朝首任户部尚书——杨思义。
在二十四史中堪称编修最为完整齐全的《明史》中，对杨思义的介绍只有数百字的简短几笔，且就在这寥寥几笔中，生卒年不祥，籍贯不详，字号不详，实在是惜墨如金，但惜墨如金的背后，是他金子一般的贡献。如果说洪武朝时代大明王朝建立的经济体系，来自朱元璋的铁腕手段，那么身为大明朝开国首任户部尚书的杨思义，就是这个经济体系的设计者。
杨思义是个“贰臣”，原为元朝中书省平章行走，虽“贤名”在外，在元朝廷却常年得不到重用。直到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51年），奉命出使朱元璋处，急需人才的朱元璋从刘基口中得知杨思义乃“元廷大贤”，欣喜非常，杨思义一到即热情招待，继而“策反”成功。从此，行将覆灭的元王朝少了一个跑腿的“小秘书”，孕育而生的大明朝，多了一个14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刘基的眼光没有错，归附朱元璋的杨思义果然“大贤”。身为儒生，却博学多才，天文地理无所不精，先是辅助徐达常遇春等人革新装备，改良“火龙枪”，使之成为明军初期骑兵的主战火器，后协助刘伯温修订《大统历》，使之成为大明开国后的通用历法，闲暇之余顺便研究数学问题，改良朱元璋军中计算账目用的算盘，更创“珠算新决”，很快推广使用，计算效率加倍。在朱元璋草创时代的各位栋梁里，这位身负“大贤”之名的“贰臣”，是块放到哪都闪光的“好钢”。
“好钢”自然要用在刀刃上，不久杨思义被任命为司农卿，主管明军征战天下的后勤工作。屯田、生产、税收、收支计算和分配，样样做得有条不紊，大明开国后，更摇身一变，成为“户部尚书”。这一任户部尚书，堪称历任大明尚书里，最“难做”的一位。
难做，是因为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五年，明军正南北出击，向北攻克元大都，进而乘胜追击，追剿漠南以及大西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向南则南进湖南、广东、四川、广西一带，扫荡南方割据势力，力图南北一统，这都是必须打的仗。可但凡战争都免不了开支巨大，彼时的明王朝，国家百废待兴，百姓疲敝，正是休养生息，人心思治之时，绝不能摊派加税，用来满足前线的钱粮用度，身为户部尚书，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杨思义有办法：不加税，就推广屯田，与民休息，大力鼓励垦荒，尽量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增加财源；前线用度庞大，就发挥“数学特长”，精打细算。尤其是对北方战事，不顾前线将领反对，几乎缩减各类开支达一半，更不辞劳苦，将各类开支的用法详细开列清单，交前线诸将执行。财政实在吃紧的情况下，就减少宫室修建开支，“拆东墙补西墙”缓解燃眉之急。苦心终于没有白费，至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徐达、李文忠的北路军北逐蒙古，在定西和上都会战里接连消灭元朝的有生力量，虽有岭北之败，却暂时解除了元朝残余势力对大明边境的威胁。南征军也捷报频传，攻克福建、广东诸省，平灭四川明玉珍的割据政权，堪称奇迹的是，这几年间，明朝国内生产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百姓未增加负担，国家财政收入年年增长，既不过分劳苦百姓，又保证前线供应，完成一统江山的伟业。奇迹的背后，是杨思义呕心沥血的劳动。
战争结束了，而属于杨思义的却刚刚拉开帷幕。自担任户部尚书以来，始终兢兢业业，事事以安民为先，其建议的多项政策，都切中了大明朝经济建设的脉搏。各省水旱灾频繁，杨思义建议国家设“预备仓”，以备水旱灾害赈济之用，此举沿用整个明清两朝，惠泽无数苍生。屯垦大兴，杨思义建议国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种植桑麻，不几年国家桑麻产业大兴，更带动丝绸纺织等手工业的发展。朱元璋为防备元朝残余势力入侵，在北方设“九边”军事重镇，但九边初设，边关钱粮匮乏，国家用度也捉襟见肘，杨思义提议设“开中法”，即在国家经营食盐贸易的前提下，允许商人以向“九边”送粮的方式换取盐引，获得贩卖食盐的特权。此法一出，全国商人纷纷响应，争相在“九边”购地屯垦，招募流民耕种。结果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九边”从此钱粮充足，边防大振，商人们换取盐引，获利颇丰，山东、陕西、山西、河北、辽东等饱受战火荼毒的边关地区，因商人竞相屯垦，重现阡陌纵横，经济繁荣之相。在“开中法”中获利颇丰的商人们，渐形成了两个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商人集团——晋商集团和徽商集团。
身负大才的杨思义，却从不恃才傲物，刘基的《诚意伯文集》里称他“宽宏容达”，特别是与朱元璋的相处中，杨思义性格宽厚，说话讲究分寸，即使是与朱元璋相左的意见，也能以合理的说话方式获得朱元璋认同。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对这位“大贤”始终器重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会“做人”，更因为出身农民的朱元璋知道，这位思维缜密、眼光卓越的户部尚书，从来都是位“急农民之所急”的干才。《明史》上的评价虽简略，却客观：“虽本帝意，而经画详密，时称其能。”
北方屯垦迅速发展后，因陕西一带劳动力匮乏，杨思义主动请缨去陕西，落实朱元璋移民实边的国策。不久后担任陕西参知政事（陕西省省长），在任期间呕心沥血，安抚移民，发展生产，令陕西在短期内经济勃兴，移民们安居乐业。做完这一切后，这位洪武朝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这位思维缜密、谋划周详、眼光卓越的能臣，以其宽厚的人品，精细入微的行政方式，撑起了洪武朝经济恢复的大局，论“无名英雄”，他可称翘楚。
【四】
以杨思义为户部尚书的大明王朝，经济恢复有条不紊地进行，但仅有善于谋划的杨思义显然不够。古人云“治国之道，柔猛相和”，“宽宏容达”的杨思义显然属于“柔”的一面。再精细的谋划，也需要严格的律令“保驾护航”，因此，有了第二位“无名英雄”，监察御史韩宜可。
汇聚明朝宦海英杰的《明史》里，诸多“直臣”皆被大书特书，流芳百世，其中着墨最少的韩宜可，堪称他们中间的“祖师爷”。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与杨思义类似的是，他险些成为“贰臣”，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焦头烂额的元王朝张榜求贤，壮志满怀的韩宜可欣然前往，应征监察御史一职，却因身份低微无门路而失败。之后闲住于家，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刘基的推荐下，先任山阴教谕，兢兢业业数年，终引起朱元璋的注意，等来了那个迟到多年的任命——监察御史。
朱元璋时代的监察御史一职，和元朝大不相同，朱元璋改革言官机构，全国设十三道，共110名监察御史，官职为正七品，任务是“代天子巡狩”，又称巡按御史，以纠劾官吏不法行为为要务，官职低却权位重。而履任的韩宜可也用行动证明，他仿佛天生就是为监察御史一职而生的。
在洪武年间，韩宜可是个人见人怕的人物，特别是有不法劣迹的权贵，几乎对其又恨又怕。他为人钢直，不畏权贵，甚至敢撸朱元璋的“虎须”。洪武初期李善长退休，胡惟庸继任中书省左丞相，堪称万人之上，刘基也被其排挤害死，旁人敢怒不敢言，唯独韩宜可不惧。某日胡惟庸伙同朋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觐见朱元璋，正亲热谈笑间，韩宜可突然闯入，当面弹劾胡惟庸等人“大奸似忠”，恳请朱元璋“杀胡惟庸以谢天下”，说话“不分场合”，又对准皇帝的宠臣，自然惹得朱元璋龙颜大怒，当场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即刻命锦衣卫捉拿入狱，然而受尽酷刑的韩宜可毫不屈服，始终大骂胡惟庸不止，消息传到朱元璋处，冷静下来的朱元璋终为之动容，下令将其释放。
后来胡惟庸果然事败，株连无数大臣，韩宜可却得到朱元璋的重用。韩宜可再接再厉，成日纠劾重臣，被其弹劾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大明朝开国的功勋人物：傅友德、王弼、陆忠亨、廖永忠、蓝玉……却不是如朱元璋所说的“排陷大臣”，每次弹劾都条理分明，掌握真凭实据。也曾有权贵嫉恨，比如蓝玉就曾放言说要让韩宜可“好看”，韩宜可闻言大笑，每夜睡觉下令全家打开大门，酣然入眠，消息传到蓝玉处，这位一生杀人无数的跋扈将军也不得不敬而远之。
以恶对恶的韩宜可也有让“权贵”们难以想象的一面——宽容。但凡大案，他总力主反复核查，避免株连无辜。任陕西按察司期间，曾上书朱元璋，对因罪发配凤阳的官员们进行重新核查，解救不少无辜者。震撼明朝官场的“胡蓝案”“空印案”，韩宜可周旋其间，竭力解救无辜官民，却将自己牵连进去。后来朱元璋亲自核查，将其开释。曾有人告发韩宜可贪污，朱元璋也怀疑，特意微服私访至韩宜可家，只见韩家破屋烂瓦，一家老小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朱元璋还是怀疑：莫不是钱都偷偷藏起来了。韩宜可坦荡，当着朱元璋的面将家中钱箱倒空，自嘲说“我从无攒钱，也无钱可攒”。
在朱元璋眼里，韩宜有时候很不识时务。比如有一次，朱元璋欲将犯罪大臣的家属赐给臣僚，别人都叩谢“皇恩浩荡”，唯独韩宜可坚决反对，并力陈查案不该“祸及妻女”，此种做法更“有悖天理人伦”。朱元璋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作为褒奖，将韩宜可提升为山西布政使（相当于山西省长）。韩宜可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朱元璋儿子——晋王的不法行为，这次又“撸了虎须”，被朱元璋贬官到云南清棉做知县，到任后安抚地方，体恤当地少数民族，兴修水利。好人，到哪里都是好人。
朱元璋过世后，洪武三十一年，即位的建文帝下诏，提升韩宜可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是韩宜可一生里得到的最高职务。赴任途中，因长年劳顿，行至杭州时病逝。《明史》载，是夜，流星陨落，跑马嘶鸣，时人闻之皆说“宜可当之”。
尽管史料的说法有神话色彩，却不容否认一点，这位一生让朱元璋又爱又厌，用之嫌烦，弃之又不忍的直臣，是整个洪武一朝，政绩最为惊天动地的“铁面御史”。洪武一朝吏治之清明，为整个明王朝之最，以韩宜可为代表的直臣们居功甚多，他的价值，恰如朱元璋对他的一句评语：清廉股肱之臣。
【五】
“猛”的韩宜可，“柔”的杨思义，是大明王朝定国安邦的两位重要人物，但说到底，两人都为中央人物，国家政策若要顺利实施，更少不得地方官的落实，这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