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邹忌在担任齐国相国期间，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掘水利工程，在今天的淄博、济南等地，都有齐国水利工程的遗址，齐国的农业经济在这时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邹忌在经济上的政策，是“恤民养战”四个字，这时期的齐国，延续了春秋时期就设立的寓兵于农的政策，而且有进一步发展，对于服兵役的家庭，政府给予经济上的补贴奖励，提高士兵作战的积极性。富裕的齐国，在齐威王的励精图治下，正在把其丰厚的经济能力，转化为强大的军事战斗力。
【二】
齐国的崛起道路，在齐威王在位的中后期逐渐变成了现实。按照《战国策》的说法，虽然齐威王执政前期，通过广开言路的方法，提高了自己的威望，使得韩赵魏等国家纷纷派使者前来朝见，收到了“战胜于朝廷”的结果。但是国家的力量博弈，“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战国年代是不现实的，强国的地位，还是要在沙场上见真章。
齐国这时期面临的主要对手是魏国，在齐威王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主要对手，是魏国的第三代君主魏惠王。这正是魏国的由盛转衰期。
魏惠王之前，魏国经过魏武侯长期的扩张，既四面树敌，又形成了其横扫天下的威武。公元前369年，魏惠王派兵与秦国激战，击败了进攻西河的秦穆公，迫使秦穆公撤兵。但在这场战斗胜利之后，魏惠王改弦更张，并未乘胜追击攻灭秦国，相反主动迁都大梁，对西面的秦国，改为防守为主，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魏国当时严峻的外部形势。作为四战之地的魏国，其国力势必承受不起四面作战的消耗，要想巩固霸主的地位，就必须有的放矢，对其中的一面强敌采取防守政策，集中力量对付相对较弱的对手。在魏惠王眼里，秦国虽然屡次败给魏国，但是其民风彪悍，战争潜力强大，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平定的，所以抓住机会，先挑相对弱小的对手下手，才是最好的争霸手段。
魏惠王眼中的比较弱的对手，就是曾是魏国盟友的韩国和赵国。在魏惠王时期，原本韩赵魏三国的铁杆关系，早已经基本破裂。而魏惠王也把统一三晋大地，兼打压齐国作为这时期的战略重点。这以后，魏惠王一度暂停了对外用兵，在西面修筑长城抵御秦国进犯，严守国门，在国内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积累力量。自魏武侯时期开始，魏国生产破坏严重、民力疲敝的局面得以改变，魏国的实力持续增强。在此期间，经过励精图治的齐威王，已经成了魏国最主要的敌人。
齐威王与魏惠王的较量，是以失败开始的。魏惠王东迁大梁后，和齐国发生了多次战争，这时候的齐国虽然经过了整顿军队，战斗力大为提升，却依旧不是魏国的对手，长期南征北战的魏军，在作战经验和战斗素质上远远高于齐国人，何况他们还有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庞涓。这样强悍的军队，除非有神人帮助，否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败的。
而似乎老天爷也在眷顾齐威王，数次败北于魏国的齐国军队，很快就得到了一个可以扭转他们命运的“神人”——孙武的后人孙膑。
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兵家，孙膑今天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和魏国统帅庞涓的那段恩怨纠葛，也是后人恒久讨论的话题。孙膑和庞涓最早都师从于战国兵家鬼谷子，孙膑更得到了鬼谷子代为传授的祖先遗产——《孙子兵法》。作为孙膑师兄的庞涓，因为妒忌孙膑的才华，假意邀请孙膑来魏国发展，事后又翻脸诬陷孙膑通敌，结果害得孙膑被处以“膑刑”，挖去了膝盖骨，成了终身残疾。孙膑凭借他的隐忍，更靠着齐国使臣的帮助，终于逃到了齐国，在得到了齐威王赏识后，被委任为齐国的军师。
说孙膑是扭转齐魏战争战局的关键人物，不只因为他的才能，更因为他的作战方式，恰恰切中了魏国的“死穴”。在齐魏两国军队战斗力差距暂时不能拉开的情况下，战胜魏国的办法，也就只有一个：必须要用高出对手一筹的战略眼光，牵着对手鼻子走，想尽办法分散敌人兵力，集中自身优势打歼灭战。可魏国的主将不是莽夫，而是同样足智多谋的庞涓，这个狡猾的统帅外加这支彪悍的军队，也只有孙膑能够对付他。
孙膑到达齐国后，虽然成为军师，却很少抛头露面，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训练军队，提升军队战斗力上。这时期的魏国，在东面挫败齐国，西面阻遏强秦后，开始放心大胆地攻打周边的赵国和韩国。特别是对于赵国，他更志在必得，如果占有了位于中原北面的赵国，对中原诸侯，魏国就会形成“坐北朝南”的优势战略地位，当年的晋国就是凭此称霸江北的。
公元前354年，魏国大举进攻赵国，赵国无奈之下向齐国求救，在经过了多年对魏国的隐忍后，这次齐威王决定出手还击了，他以田忌为大将军，孙膑为军师，率领8万精锐火速驰援。就是在这一战中，孙膑拿出了他独特的“围魏救赵”战法，不去救援赵国被围困的都城，相反率军直扑魏国都城大梁，以攻其必救的战法牵着魏国鼻子走。魏国果然被牵了鼻子，近10万魏军撒丫子玩命赶，在赶到桂陵的时候，被以逸待劳的齐军包了饺子。士气高昂的齐军碰上人困马乏的魏军，自然猛虎下山，战斗没有了悬念，齐国大胜！
桂陵之战是齐国崛起道路上的重要一战，齐国通过此战酣畅淋漓的胜利，不但打破了自身多年的“恐魏症”，更向列国诸侯昭示了自己强大的实力。但魏国的元气并没有因此遭到损耗，就在桂陵之战结束2年后，以为魏国元气大伤的秦国、韩国、赵国、楚国组成联军，赵楚韩三国将魏国主力包围在襄陵，秦国主力大肆攻打魏国西河边城。战斗起初进行得很顺利，多线作战的魏军力不能支，陷入到苦战之中，而秦军在西线的进展也顺利，一路收复沦陷多年的西河失地。但绝境之下的魏军，再次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魏国先是在襄陵大破三国联军，接着火速西进，击退秦国的入侵，短短数日奔波南北，将两线的强敌打了个稀里哗啦。齐国魏国之间的争霸，这时其实还没有分出胜负。
在桂陵之战结束后的十几年间，齐国和魏国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公元前342年之前，魏国通过连续对外战争的胜利，再次确立了他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而齐国却在韬光养晦，静看魏国嚣张。公元前342年，魏国又发动了对韩国的进攻，齐威王火速出手，再次派遣田忌和孙膑为帅出兵救援，这次孙膑故伎重演，再次故意进攻大梁，迫使魏国回军，但庞涓也学乖了，他们并不急于追击，而是慢慢尾随在齐国军队身后，静静等待着机会到来。机会终于到来了，庞涓发现，齐国军队每天扎营后用的炉灶一天天减少，早习惯军旅生活的他立刻做出一个自信的判断：齐国人在崩溃，在逃跑。得到判断的庞涓火速行动，企图一举将齐国军队尽歼，他带领轻骑兵追杀到马陵道时，却发现再次上当了，这里埋伏着大批的齐国士兵，用弓弩不断地射杀魏国军队。痛悔无比的庞涓感叹：“没想到，我还是让孙膑这小子扬名于诸侯了。”感叹完毕后，他主动冲向齐军阵营，壮烈殉国。
经过桂陵、马陵两战，魏国陆续报销了10多万魏文侯改革后精心打造的精锐作战部队。而齐国的强大，此后与秦国并称为二帝，一度共享霸权，也是顺理成章。
【三】
在齐国本身的崛起过程里，身为“总理”的邹忌居功至伟，但也正在这个过程里，他个人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太多非议。
邹忌遭到非议最多的，就是他和田忌的交恶问题，按照《战国策》上的说法，这两位同是齐威王励精图治的股肱之臣，多年以来却“不相交”。史料的说法，是邹忌妒忌田忌和孙膑的大功劳，设计陷害。马陵之战后，田忌和孙膑班师凯旋，邹忌故意设套，假借占卜的名义栽赃陷害，诬陷田忌谋反，结果百口莫辩的田忌逃到了楚国，早就预料到邹忌不怀好意的孙膑，在事前劝说田忌无效后，也借故离开归隐了。拜邹忌所赐，齐国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一个算无遗策的军事家。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在后来许多人眼中，邹忌立下的那些功劳，也就不值一提了。但在许多史料里，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邹忌，一个胸襟宽广，效忠国君，匡扶社稷的邹忌。在齐国崛起的整个过程里，他其实是齐国各项国策的设计师，才能是毋庸置疑的。而陷害田忌的行为，与他诸多“善举”比起来，看似很矛盾，但其实也很正常。邹忌性格里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阴柔”，凡事讲究兜圈子，正面不行侧面来，放在进谏上，这叫有智慧，放在整人上，这就是狡猾伪善。陷害田忌的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但比起刚烈的商鞅来，阴柔的邹忌，下场却好得多，他的阴柔，给国君留下了“尊重领导”的好印象，凡事给足了国君面子，又听话又能干活，这样的好干部自然哪个领导都喜欢，所以齐威王、齐宣王两代君主都对他信任有加，又升官又封侯。却也同样因为他的“阴柔”，齐国的所谓变法，温和的过程导致其效果也是阴柔的。和秦国比起来，齐国变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行政制度建设和司法建设上，比起商鞅变法来都差距甚远。这样的差别，决定了齐国的变法，只能依赖于国君个人的素质，而不是整个制度的制约。就是这个差距，决定了齐国不可能在战国逐鹿中笑到最后。
第十八章 商鞅怎么改变了秦国
战国时代的变法不少，南北各诸侯国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其中公认最成功的，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成功与伟大意义，各类史料上都阐述过很多次了，但是关于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许多人都笼统地总结为秦国国君的支持，商鞅个人的政策和决心，以及其卓越的行政能力。但对比真实的历史，这些看法都略显粗糙。为什么商鞅变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为什么只有秦国的变法能够保持恒久的强大，无论对于过去还是将来，这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商鞅变法的整个经过，甚至可以被看做是一场童话般的奇迹。商鞅进入秦国以前，列国的变法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唯独秦国还是一片安静。有能力变法图强，开创大业的青年才俊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愿意跨过函谷关，进入秦国这个神秘的国家。因为在所有人的眼里，在秦国实现变法，几乎是不可能的，秦国经济条件落后贫穷，奴隶制贵族势力强大，民风野蛮彪悍，在中原人眼里，同属华夏族的秦人，在当时却是不开化的野蛮人，这样的国家，自然没有人敢涉足。但是商鞅敢，他勇敢地走了进来，最后虽然客死秦邦，但他的变法成功了，他缔造了强大的秦国，成就了秦国横扫六合、灭亡六国的辉煌，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他的这段人生，都被看做一段不可思议的奇迹。
可是，商鞅为什么能创造这样的奇迹？
【一】
说起商鞅能够创造奇迹的原因，第一条很简单，他去的是秦国，宛如一张白纸的秦国。
当时的秦国，既穷又落后，比起中原诸国来，是一张一穷二白的白纸。这时期的秦国，虽然农耕经济已经成为主要方式，但关中平原地广人稀，有五分之三的土地还没有被开发，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起中原六国来差距很大。无论是经济的发展程度，还是文明程度，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国家。而在秦国内部，战国早期的统治矛盾也异常尖锐，大批的奴隶开始成群抗暴，他们有的集体逃亡，有的啸聚山林为盗。在封建化程度上，秦国也同样落后得多，鲁国早在公元前594年就实行了封建化的税收政策——初亩税，秦国到公元前408年，才由彼时在位的秦简公推行了这个政策。比起中原诸国可以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改革，秦国的国君权力上却有限得很，战国早期秦国国君的废立都由旧贵族操纵。这样的局面下，要想实现改革，何其难？
但是也同样是秦国的这些条件，让他具备了改革成功的天然优势。首先，秦国经济落后，制度落后，带来的结果就是他们没有中原诸侯国那样严密的奴隶制国家体系。秦国虽然在百里奚时期就引进周朝的礼法，想成为文明国家，但是在国家政治体制的成熟度上，比起中原各国的旧有奴隶制框架，都要差得很远。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改革，虽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力，但是比起整个行政体制的阻挠，旧贵族个人的阻挠显然是容易应付的。而秦国虽然生产组织机构松散，生产落后，但是秦国的经济潜力却是巨大的。关中平原土地富饶，只要能够改革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秦国生产的迅速腾飞，立竿见影的改革效果，会使改革早期的障碍变得一马平川。
秦国变法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们的文化。在中原人眼里，秦国人是不开化的“蛮夷”，因为是“蛮夷”，秦国的旧贵族，头脑中条条框框的旧观念要少得多。在这样一个松散的旧体制上，推倒重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体制，显然要比在齐国这样一个有悠久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国家进行改革容易得多。比如齐国的改革家邹忌，他之所以采取讽谏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且所有的改革内容表面上都不涉及齐国国家行政体制的转变，正是慑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旧体制压力。
秦国改革成功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力主改革的秦孝公本人。纵观当时所有诸侯国的国君，几乎找不到一个像秦孝公一样，具有如此坚定改革决心的国君。他能够给予改革者全力支持和毫无保留的信任，这是任何一个改革者在其他国家，都无法得到的。
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无可复制的信任，来自于秦孝公个人的性格，更来自他独特的身世。
秦孝公的家世很特殊，他原本不是秦国王室的正统继承人。他的家族是秦国王室宗族中较偏的一支，秦孝公的父亲公子连，早年就因为主张改革，触动了国内旧贵族的利益，被赶出国境。后来公子连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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