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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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 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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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面下,普通的自耕农迫切希望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减少加在自己身上的赋税,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为农民的身份感到骄傲。农家,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农家的核心思想,主要的一句话就是“劝农桑,以足衣食”,即希望建立一个大家一起种地,一起吃饭,全民务农的农业社会,最好能够不出现城市。农家学派的成员们,把农业视作属于他们自己的生命、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以自己是一个农民为荣,以自己从事农业生产为傲,并且热情地劝说诸多思想界的人物以及政治界的精英们,加入到他们的派别里来。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农家的市场还太小,真正理解他们的人并不多。在后来西汉刘向编纂《后汉书》的时候,农家被放在了九流之中,俨然一个重要派别。

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农家对于各路诸侯来说,却也是有利用价值的。因为礼遇农家,就意味着可以笼络住农家背后的农民,特别是自耕农们,如果给予农家适当的尊重,那么也势必能够对稳固统治有所帮助。抱着这样的目的,许多当时的诸侯对农家非常礼遇,当然这是表面上的礼遇,农家所宣传的取消仓库、取消城市的主张,是各路诸侯们万万不能接受的。对于诸侯国们来说,农家思想是一个很好的招牌,但是其主流的内容,是坚决不能用的。

【二】

农家的思想内容,在战国时期,以许行为主,却也化成不同的派别。而在整个战国时代,农家思想开始系统整理出来,却是拜吕不韦所赐。

吕不韦担任秦国相国期间,开始组织人手编纂著名的《吕氏春秋》,在这本春秋思想集大成的书中,也少不了农家学派的身影。《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鲜明提出了重农的理论。在《上农》中,农家思想家提出了要尊重农民、优先发展农业的理论。《任地》一篇,则细致讲述了农业耕作之中,怎样提高土地的肥力,辨别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样改良土壤的质量。对土壤的软硬、瘦肥,都做了非常细致的阐述。《吕氏春秋》中的农家理论,是农家主体思想以及农业理念的浓缩。特别是《审时》之中,对于农业生产的农时,做了非常细致的划分,对种子的品种质量,也做了非常细致的讲解,在当时的中国,简单的四篇文章,却可以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宝典。

而另一本对农家思想记录非常详细的著作,就是齐国稷下学宫编纂的《管子》,其中《地员》一篇就是纯粹的农家著作,而在《五辅》《牧民》《八章》等章节之中,也详细阐述了农家思想的各类内容。《管子》对于农家思想的重要意义是,农家思想的主要内容,被放在了其中有关“以民为本”的章节中,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农民是平民老百姓的主体,农家所宣传的重农思想,其实也和以民为本的思想一脉相承。重农和重民思想,本身就是一对孪生兄弟。正是这样的一种联系,使得《管子》中的农家思想,具有了许多超越农业本身的进步意义。

《管子》中的农家思想,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体现出了古代中国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管子》的文章中,曾有这样的片段:“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一思想,鲜明地把民心放在了“政”的高度上,和孟子同时期宣传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相比,农家思想显然对民更加重视,民在农家思想家眼里,成了政权存废的关键,这个比儒家思想中的“民为贵”,显得要更加大胆。

除了提出了民为本的思想之外,农家还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一点应该和中国农业长期以来靠天吃饭的局面分不开。在亲身耕作中尽尝了靠天吃饭辛酸的农家学者们,其身上的忧患意识是很强的。在《管子》中,农家学者鲜明提出了“修饥谨,赈灾荒”的主张,认为一个国家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做好对自然灾害的预警和提高抗风险能力。

而战国时期农家的最核心思想,在《管子》中也体现得很生动——重农抑商。农家学派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根本,老百姓要吃饭,军队保卫国家,也要靠军粮供应,因此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而商人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是拿着别人的财富贱买贵卖,因此,商业活动其实是对国民经济的一种破坏。所以,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要坚决贯彻“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农家学者的重农抑商政策中,他们并不主张取缔商业活动,而是希望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打压手段,限制商业活动的发展,将商业活动的利润大小范围,都能缩小到最小的规模,给予农业充足的发展空间。

如果对照后面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农家学者们的美好愿望,在经过秦末动荡之后,最终由汉王朝确立下来。此后重农抑商政策,就成为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在春秋战国时期并非作为主流学派出现的农家,他们“民以食为天”的主张,却最终成为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根基。

【三】

而农家学派的英杰们更想不到的是,他们一生为之奔走的学问,在两千多年后,竟然会影响到另一个他们根本不知道的地方:欧洲。

在17世纪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被翻译到西方去,其中包括中国先秦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尤其是记录了农家思想的《管子》,被当时的传教士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中国农家学派在西方社会,很快掀起了不小的波动,17世纪时期兴起的法国重农学派,大力引进农家里有关商业活动的论述,抨击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之间的这场论战,其结果几乎决定了最终欧洲资本主义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于中国封建化早期的学说,对于启蒙世纪的欧洲,依然可以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第二十九章 秦始皇错在哪

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的秦王嬴政,在功成名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自己换一个名号,天下一统了,诸侯都灭了,再当大王,恐怕也显得寒碜了。如此大的功业,也应该找一个比大王更显贵的称呼。他命令手下的博士们为自己提供封号,那些书呆子们冥思苦想了许多,总算送上一个泰皇。解释说,这个称呼好得不能再好了,泰,意思是大,皇,意思是三皇五帝,加起来的意思,是您老人家比三皇五帝还大。可嬴政还是不满意,想了想折中了一下,留下了后面的皇字,然后自己开动脑筋,加了个帝字,这样一个新名词就诞生了——皇帝。嬴政很满意,就这么叫!好听!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有了自己的名字——皇帝。中国有了自己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他的名号,叫秦始皇。

之所以选择皇帝这个词,秦始皇还是费了一番苦心的,皇,在汉语的意思里有“大”的含义,至于“帝”,那是古代中国人心目中,统治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天神之首。加起来的意思,就是大大的天神。这等于平白无故地告诉中国老百姓,我,嬴政,这个皇帝,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你们的,我手中的权力,是上天给予的,一万年也不会变。从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时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

但是这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朝,只维持了区区15年的时间,就在声势浩大的秦末农民战争中毁灭了。当时的秦始皇,自己自称一世,他的儿子要叫二世,他期待他的政权能够绵延万万年,可惜,仅仅是15年。

说起秦国二世而亡的原因,许多熟悉秦国历史的人都把原因归结到秦始皇的“暴政”身上,普遍的观点是,秦始皇好大喜功,滥用民力,以至于玩火自焚,国家衰亡。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一】

在说到秦始皇在位时期的功过之前,必须要正视的,是秦始皇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新生的秦王朝,究竟要建成一个怎样的国家。

秦始皇的国家政权,是在平定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他可以用武力灭掉诸侯,统一全国。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秦国的政治制度,是否能够完全移植到六国的身上?是完全照搬秦国的制度统治六国,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制度?这一点,在最早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答案。

与政治制度相关的,还有经济制度,六国的经济条件和经济体系也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也不一样,秦国的经济、文化、法律,是否适用于六国的其他地区,会不会因为推行不当引发变乱,这一切,也都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秦始皇的国家,就是建立在这一切未知数上。公元前220年的中国,面对的是之前数百年未见的变局,国家走向一种全新的国体,这个国体应该怎么运作,没有人有这个经验,包括秦始皇本人。

即使是秦国内部,跟随秦始皇多年的官吏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也不一。当时的丞相王绾,就曾经建议秦始皇将自己的儿子册封在齐楚故地,因为这是“祖制”,当时的大臣们除了李斯之外,也基本都赞成这个制度,秦始皇本人也一度动摇,但李斯拿着春秋战国的动乱来作对比,使秦始皇打消了这个念头。当下宣布,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建立国家直接掌控的中央集团。

这个政策从稳定国家政权角度看是没错,但是在当时,不理解的人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东部的齐国等地区。齐国是一个儒生众多的国家,这些儒生们最在意的就是西周的宗法,祖制,在他们眼里的秦始皇,就像是当年垂拱而治的周天子。现在拿到天下了,却不想着分封,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更何况郡县制推行下去,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秦国委派为郡县地方官的官员,大多都是来自于秦本国,贸然进入了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官当得能舒坦吗?

所以,在公元前213年,山东儒生淳于越在宴会上当场讽刺秦始皇,将秦始皇激怒。结果在李斯的挑唆下,秦始皇下了焚书之心,开始活埋不听他话的儒生,这就是秦始皇暴政之一的“焚书坑儒”。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数量上看,烧毁了大量珍贵典籍,并坑杀了460多名儒生,可谓残暴之至,但这样的残暴,却不是无缘无故的恨。秦始皇本身就对儒家不感冒,他在乎的是法家,在乎的是权谋霸道之术,儒家君君臣臣的君臣关系,他现在根本用不上,也不想用,所以作出杀掉的决定,也就顺理成章。

而秦始皇这么做,也是受了李斯的挑唆。李斯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给别人“下药”。早年就是因为他的缘故,坑害了原本秦始皇很想重用的韩非子,这次他妒忌的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改朝换代了,六国的人才,全都进了秦国的人才库,特别是儒生群体,以山东的儒生为核心,英杰荟萃,说不定哪天就会威胁到我的地位,所以必须要早做准备,能下药的就下把药,能轰走的就赶紧走。轰不走的,就往死里整,反正要把这些人对我的威胁降低到最小。

其实儒生的反对,淳于越的指责,都是小事,关键问题是,这时期的秦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说起来就两条,一是外部面临匈奴的威胁,二是国民经济在战乱后的凋敝。

关于这两条,在秦国统一初期的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先说匈奴问题,这时期的匈奴势力,还没有后来汉朝时候强,却也已经是草原三大游牧部族中的一支(另外两支是大月氏和东胡),此时的匈奴正好占据河套平原,正对着秦朝国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这个战略要地被他们拿在手里,整个中国北部就都暴露在他们眼皮底下,他们想打就打,想抢就抢,原先的赵国和燕国此时也已经灭国,当地虽然有秦军留守,却也基本处于不设防状态了,在这种局面下,不解决匈奴是不行的。

而国内经济问题也同样严峻,秦国连年用兵,花费巨大,自身的财政窟窿就很大。而六国经历过战乱,正是民力疲敝、经济困顿的时期,这时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六国地区的经济制度不一,新的国家财政体系,必须马上建立起来。国家要想振作,必须要通过经济体系的整合掌握国家的税收,这样军队才有资本打仗,边防才能够巩固。

秦始皇是知道这个问题的,所以他登基之后,首先采取的是两个政策。一是迅速地把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在新占领的领土上设立官衙,巩固统治。与此同时,秦国由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进,经过浴血奋战,从匈奴人手中收复了河套平原,建立了防备匈奴的核心基地。暂时解除了匈奴对南方汉地的威胁,“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正是这一段时期。必须承认,秦始皇北击匈奴的一战,并非是穷兵黩武,如果当时不主动采取出击政策,任凭匈奴肆意劫掠,那么北方的汉地就永远无法安宁。而且在收复河南地后,秦始皇为了节省开支,命令蒙恬就地屯田,结果河套地区的粮食不但能够自给,还可以供应给其他周边军镇。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是明智的。

在内政经济方面,秦始皇很快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全国分为46个郡,中央在地方确立了严格的集权统治。在经济方面,比较重要的一条就是“使黔首自实田”,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自己核查土地数量,然后上报中央,这就等于是彻底扫除了残存的井田制,使新的封建土地制度在全国迅速成型。这一条对于秦国统一后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关键意义的。在此基础上,秦王朝的土地赋税制度也建立起来,国家的赋税征收,分为口租、口赋和杂赋,这也基本是沿用秦国时代的土地税收政策。这其中,口租就是农业税,即田赋;口赋就是人头税;杂赋就是每年临时征调的赋税。秦朝的农业税,是交十分之一,人头税的数量,和西汉文景之治时期基本持平,大约120钱左右。这两样在当时,都算不得太重的税。至于杂赋,一般都是在遭遇战争的时候临时征调的,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负担,表面上看也不会太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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