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时代对匈奴小规模战争里成长起来的他，手里有一支足够与匈奴骑兵抗衡的骑兵部队，可以通过以机动对机动的方法，击退匈奴的入侵。其他几位就比较惨了，比如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的韩安国，奉命驻守河北地区，被匈奴人攻破渔阳，仅依托右北平苦苦支撑。从公元前134年马邑诱敌战失败，到公元前129年，这6年时间，是汉匈战争里汉朝最惨的6年。匈奴几十万骑兵部队在汉朝边境声东击西，纵横驰骋，焚毁杀掠城池无数，掳掠人口数万，汉朝北方边境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汉军伤亡也极其惨重。仅以军事主官论，辽西一地两任太守相继阵亡，雁门两任太守殉国，主将伤亡如此，军队伤亡更不必说。这5年的固定剧本，就是匈奴人袭扰、破城，汉军赶来迎战，匈奴人跑，汉军撤回，匈奴人又杀过来。偌大的汉帝国，在几千里漫长的北部边境上，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打得气喘吁吁，败绩连连。
直到公元前129年的这一战，汉匈战争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不是胜利，而是一场空前的惨败。
这一年的秋天，匈奴集中近10万骑兵，对汉朝边境改为重点打击，打击的对象，就是北部的重镇上谷郡。匈奴一如既往地连战连捷，杀掠无数，汉朝一如既往地顾此失彼，丢城失地。此时的汉武帝刘彻，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不再是被动地派兵救援，而是派重兵以攻对攻，杀入匈奴境内进行反击。这是汉朝建国历史上，乃至中原王朝历史上，中原军队第一次深入草原，进行长途奔袭。即使是当年横扫六国的秦军，都不曾有这样的胆气。
仅仅有胆气是远远不够的，汉武帝这次动用了四路大军，分别是李广、公孙贺、公孙敖、卫青。前3个都是多年以来对匈奴战功卓著的名将，唯独卫青是个菜鸟，沾了韩安国告病的光，补了他的缺。而他也是4个将军中公认“被鄙视的”：他是靠了姐姐卫子夫得宠才飞黄腾达的，原本的身份就是个骑奴，很明显是4大将军里凑数的。战斗开打后，汉军的表现还是惨，尤其是3位名将，李广遭遇了匈奴单于的主力，被匈奴人以3倍兵力合围，一万骑兵全军覆没，其本人也惨遭俘虏，被俘路上夺马逃回。公孙敖在代郡遇到了与自己兵力大致相等的匈奴军，一番硬碰硬地厮杀，被匈奴人一口气消灭了7000多人，还好跑得快，总算避免了全军覆没的下场。公孙贺部更是胆小鬼，率军在边境上吆喝了几声，一枪没放就返回原地，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为惨败的汉军挽回面子的，却是“菜鸟”卫青。趁匈奴军重兵合围李广的机会，卫青率部大胆穿插，长途奔袭800里，直捣匈奴人祭天的圣地龙城，一口气歼敌700。这场战果看似一般的胜利，在当时的汉朝，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是汉军自建国以来，对匈奴战争的第一场野战胜利。
刘彻这次愤然发动的主动反击战，并非是心血来潮。相反，是汉朝对匈奴作战方式的一次调整。作为深谋远虑的军事家，汉武帝刘彻早就意识到，靠着长城的被动防御，是无法战胜匈奴的，相反整个汉帝国的战争机器都会被匈奴人牵制住，要化被动为主动，只能采取主动出击的政策，在草原野战中摧毁匈奴的据点，重创匈奴的主力。但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呢？公元前129年的上谷反击战，其实就是汉武帝对汉军将帅的一次“考试”，成绩单上，李广不及格，公孙敖不及格，公孙贺不及格，而成绩优秀的卫青，才是唯一的人选。
【二】
卫青在公元前129年的这场胜利，表面看确实有运气成分，毕竟他躲过了匈奴的主力，且成功找到了匈奴人防守最薄弱的龙城，但运气从来不是天上掉馅饼，在匈奴人大兵压境的局面下，能够穿过匈奴人的防守空隙，避实击虚，打击敌人的薄弱部位，这本身就是一个帅才的能力所在。其他的几个人，李广足够彪悍，公孙贺足够谨慎，冲锋陷阵或者掩护撤退都可以，但是想统筹全局，却远远不够。
事实上，上谷之战，是一场全方位打出汉军差距的一战。以公孙敖部为例，在部队数目大致相等的情况下，汉军在骑兵战里输得一塌糊涂，伤亡率远远高于匈奴。即使是卫青反击龙城的胜利，1万汉军骑兵包围1000匈奴骑兵，依然无法做到全歼，让300多匈奴骑兵突围出去。在汉匈战争的早期，汉朝士兵在战斗力特别是骑射战斗力上的差距，与匈奴人相比依然是明显的。
此战之后，汉朝的边境局势非但没有改观，相反却有持续恶化的趋势：公元前128年，匈奴人再次入侵，这次重点打击的对象换成了辽西。辽西太守殉国，辽西汉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匈奴人兵锋南转，又对雁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一支8000人的匈奴骑兵部队，竟然深入到了雁门腹地。危急之下，还是卫青抓住了战机，提出了主动出击，聚歼这股匈奴骑兵的建议。依卫青奏报，汉朝命距离雁门最近的李息火速出击，以其劣势兵力缠住匈奴人，同时命令卫青率领3万骑兵火速驰援雁门。李息部浴血奋战，以所部3000多人大部分阵亡的代价，终于成功拖住了匈奴军，等来了驰援的卫青。结果，汉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终于全歼了这股骄横的匈奴部队，斩首6000多人。这是自汉朝开国以来，对匈奴作战斩首数目最多的战斗。这时期的汉军，虽然在个体战斗力上仍无法与匈奴相比，但是集中优势兵力以攻对攻打歼灭战的思路，终于开始收到成效，而执行这个思路的最佳人选，就是卫青。他没有李广百步穿杨的武勇，却有高出众位悍将一筹的卓越战略眼光。这才是此时的汉军最需要的。
也正因如此，在雁门之战结束后仅数月，卫青又演出了他军事生涯里的第一笔光辉之作——收复河套。
汉朝对匈奴反击战开始后，整个北方战线，其实是分成东西两段的，早期匈奴的入侵，主要是集中在东线地区，即河北和右北平、辽西一带。但对汉帝国威胁最大的，却是西线匈奴盘踞的河套草原地区。这是一颗匈奴人插在汉帝国北部边境的毒牙：有了河套地区，匈奴人就有了一个距离长城最近的立足点，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兵马补充，进可攻，退可守，汉匈战争6年来牵着汉军鼻子走，根源就在于此。要打赢，就要拔牙，能拔牙的，只有卫青。
雁门之战后，认为自己蒙受了耻辱的匈奴，再次发动了对汉帝国边境的报复。他们打击的重点，依然是早已被侵扰得残破不堪的东线地带，然而汉朝出人意料的反击开始了。公元前127年，卫青从云中出发，沿黄河北岸高速疾进大迂回，一举攻入河套草原。这场进攻出乎匈奴人意料：以匈奴人的理解，汉军从未发动过如此长途的骑兵奔袭作战，即使发动，他们也应该从南方进攻。然而卫青却大胆穿插，从匈奴人的背后直插河套，猝不及防的匈奴守军登时大溃。卫青先占领黄河北岸的高缺等地，切断匈奴军退路，再以重兵合围，发起总攻，匈奴人几乎无法做出像样的抵抗，就全线崩溃，整个河套草原就此落入了汉军之手。这是汉匈战争里的一个重要拐点：夺取了河套草原的汉王朝，在当地修筑营垒，设立定襄郡，屯守部队10多万人，河套，从此成为了汉军北上草原、反击匈奴的主阵地。河套丰美的水草和丰厚的战马储量，更成为汉朝骑兵的主要来源地。
河套的丢失，引起了匈奴方面的震怒，从公元前127年汉军夺取河套开始，至公元前124年，短短3年间，匈奴人至少发动了10次反击河套的战役。这3年也是汉朝经营河套的关键时期，汉王朝发动民夫10多万，在河套修筑长城，驻守兵马，将其真正纳入汉王朝治下。卫青更率部数次击退匈奴人的进犯，以成千上万将士血的代价，汉朝终于在河套草原扎下了根、站住了脚。而战争的天平，从此倾向了汉王朝。
让匈奴彻底断送收复河套希望的，是公元前124年的漠南之战。
这时期对于河套草原威胁最大的，就是直接暴露在河套眼皮底下的匈奴右贤王部，作为匈奴汗国的“右臂”，右贤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3年河套的拉锯战中，右贤王更是急先锋。在河套铸城工作业已完工的情况下，汉朝终于可以放心地发动对右贤王的歼灭战。公元前124年，汉军兵分两路，李息、张次公主动出击右北平，牵制匈奴左贤王部，卫青则率主力骑兵3万人再次长途奔袭，出塞700里直扑右贤王大营。毫无提防的右贤王顿时崩溃，其所部10万余人大多逃散，汉军斩首上万，俘虏1万5千多人，匈奴的“右臂”几乎被打残了。这一战之后，原本作为“统一汗国”的匈奴汗国，被汉王朝切割成几段：原本被匈奴汗国直接统辖的河西走廊，从此断绝了与匈奴本部王庭的联系，右贤王的部落也因此北迁，匈奴对汉帝国边地发动大规模侵扰的难度大大增加，说此战是汉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毫不过分。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汉军与匈奴作战，特别是野战里的胜利，都是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式实现。但漠南之战，卫青以3万骑兵，对10万之众的右贤王部发起进攻，以寡击众，最终大破之。汉帝国士兵在个体战斗力上的素质，已不在匈奴之下。
这正是卫青的贡献，如后来南宋军事家岳飞所言：战法革新破匈奴，卫青始。
说到这条，还要说到汉匈双方的优劣对比。汉人在骑兵素质上的先天差距，与匈奴相比是巨大的，毕竟汉人是农耕出身，骑马需要后天学习，而匈奴人是马背上长大的，这个差距是天然的。从白登之围开始，历代汉朝臣工们都在开动脑筋，考虑如何弥补这个差距。比如平定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就在弩箭的使用和战车的改装上有过尝试，而汉景帝时代的名臣晁错，则主张用招募匈奴人从军，教习汉人骑射的方法来提升战斗力。汉武帝之前，在骑兵战探索上最有成就的当属李广。李广是一个完全“匈奴化”的将领，他个人的骑射水平不在匈奴名将之下，他的军队是一支具备匈奴人彪悍特点的军队，甚至连日常的行军打仗、纪律管理，都是学习匈奴人“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全无汉朝军队的繁文缛节。但相比之下，卫青更进一步，在着力打造一支精锐骑兵的同时，并没有抛下汉人本身的军事优势，即汉族士兵的高科技优势以及高度的纪律性，正是这两点，成为卫青成功的关键。
与现代人的想象不同，卫青的军队，并非纯粹骑兵军队，其军队的重要特点，就是配备了大量战车。战车的作用，一是行军中作为营地，二就是在战斗中摆成防御工事。卫青的战车主要是弩车，即配备精良弓弩的战车，其弩箭的射程与杀伤力，远远强于匈奴人使用的马弓。比起李广单纯以硬碰硬、以骑兵对冲的作战方式，卫青的战法往往比较复杂。在野战遭遇敌人时，首先采取战车固阵，用密集的弩箭阻遏匈奴骑兵的进攻，并且在战斗中，战车作为移动的堡垒，有时候更能起到合围匈奴人，断绝匈奴人退路的作用。比如在漠南之战中，卫青就是以战车断绝右贤王逃路，射杀大量匈奴骑兵，迫使匈奴残部投降，一举俘虏1万5千多匈奴人。而卫青的另一个贡献，就是轻重骑兵的配合作战。卫青的骑兵部署里，有专门用作冲锋的重装骑兵，也有作为掩护和侧翼包抄的轻骑兵，战斗之中，轻重骑兵相互配合，先以轻骑兵射杀，重骑兵中央突破，战局相持时，又以轻骑兵包抄，切断匈奴骑兵队形。这种轻重骑兵加战车协同作战的战法，成为骄横的匈奴骑兵的噩梦。也正是从这时期开始，面对人数相等甚至人数占成倍优势的匈奴骑兵，汉军不但不再躲避，相反可以勇敢亮剑，甚至战而胜之。
然而作为横扫草原的强军，以战争为生命的匈奴人也不是傻瓜。漠南之战的结局，不但成为汉匈双方作战态势的转折点，更成为匈奴人对汉朝作战方式的转折点。漠南惨败后，匈奴人改变作战方式，不再大兵团袭扰汉朝边境，相反是小部队骚扰汉朝边境村庄，采取叼一口就跑的游击战术，消耗汉军防御。趁汉军疏于防范时，再发动大规模的入寇。这一战术起初收到了效果，公元前123年，匈奴以1万骑兵进入代郡，大肆烧杀抢掠，汉朝一如既往，采取以攻对攻的策略，以卫青率领10万大军出河套，直扑匈奴单于王庭。但这一次，汉军却碰了“软钉子”：匈奴人不再以大兵团阻击汉军，相反且战且退，一旦战事不利，就有组织地节节抵抗后撤。结果卫青虽然累积斩首匈奴军1万多人，却始终无法捕捉到匈奴主力，反而前锋赵信部的3000多人，在孤军深入后遭到匈奴重兵围困，全军覆没不说，赵信本人也在被俘后投降了匈奴。这场损失不大的挫折，成了汉军的新问题：在匈奴转守为攻的情况下，其骑兵的机动性，完全可以诱引汉军深入匈奴境内，趁汉军兵力分散时予以围歼。他们不再是彪悍的战狼，相反变成了狡猾的毒蛇，表面缩头，你不注意的时候，突然咬你一口。
匈奴战法的改变，是汉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在“正战”难以占到便宜的情况下，匈奴人也开始学会“诱敌深入”、“聚而围歼”。卫青原本提倡的防守反击，避实击虚，有限度长途奔袭的战术，固然可立于不败，但给敌人毁灭性打击却是难。汉朝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更加以机动对机动，对匈奴人有纵深打击能力的悍将，这个人选在当时也只有一个——霍去病。
【三】
作为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很长时间以来，也是个颇受争议的人。比如他年纪轻轻就获得重任，被人诟病成“裙带关系”；又比如他性格骄狂，贪图享乐，甚至为报私仇杀死李广之子李敢。这些“私德”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也为史家诟病，但无可争议的是：他在当时汉军中的身份、地位、战功，与他的能力是绝对匹配的。在匈奴转攻为守的战略局面下，卫青是巩固既定战果的人物，霍去病，却是能给予退缩的匈奴持续毁灭性打击的唯一人物。
在汉朝抗匈名将的排名里，世人往往以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