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往往成为教育孩童成长的教科书读物。当西方人把欧几里德和亚里士多德定为文化的圣贤时，张衡——这位缔造了古代人类最伟大发明的东方人，他的发明与科学理论，在他的同胞眼中却只是小儿科的把戏。我们想到阿基米德，总会想起“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的至理名言，但是想到张衡，我们的眼中却仅仅浮现出一位星光下数星星的孩童形象。西方文明之所以在17世纪以后取得了迅猛发展，原因在于西方人正确地解读了他们的科技大师，而于东方来说，我们缺少对这些本民族先贤圣人的最基本的尊重，不要认为年代的久远会使历史变成宇宙的尘埃，古希腊的思想文明成就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西方人的心灵，那么作为东方人的我们呢？
写下如上文字的时候，我的眼前多次浮现出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上，那个数星星的孩子的形象。尽管在读中学甚至读大学，直到大学毕业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在无数的画册和照片上不止一次地见到了成年张衡的形象，那个如此清瘦又如此忧郁的中年人，但是于我的心中，张衡始终是一个心灵如孩童一般透明的人。在鱼目混杂的宦海生涯中，他始终以一颗纯真的心灵去履行他的人生信念，敲开了自然科学奥秘的大门。教科书上是如此介绍张衡的：中国古代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他做过河间国的相国，曾经不畏强暴为民请命，他曾经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名言给他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却在几百年以后被唐太宗引为了圣贤至理。他人生里大多数时光是在太史令的任上，终日与各类的天文仪器相伴，也兑现了童年时那“窥探宇宙奥秘”的誓言。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小学课文《数星星的孩子》里开篇的几句话：“晚上，满天的星星像无数珍珠撒在碧玉盘里。一个孩子坐在院子里，靠着奶奶，仰着头，指着天空数星星。一颗，两颗，一直数到了几百颗。”我无法查阅那篇简单的文字是出自何人之手，但是这位作者无疑是值得钦佩的，短短只语片言，却包容了这位科学家一生的命运轨道。张衡的一生都在数星星，从南阳到河间，从河间到洛阳，他以莫大的勇气向天空和大地的奥秘宣战，当古代世界的人类迷信鬼神，对宇宙和天体的奥秘处于蒙昧状态时，他以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成为了点燃宇宙科学圣火的普罗米修斯。
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思想观念里，“天道”始终是一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话题，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地与神秘无边的天空，给人类带来了多少惶恐和敬畏。罗马教会烧死了布鲁诺，但是地球依然在转动，这是蒙昧时期的西方世界特有的笑话。而在中国，虽然没有西方野蛮的杀戮与迫害，但是世俗的流言与压力依然成为文明前进的阻力。这也注定了张衡的人生将在打击和嘲笑中度过。儒生们称他为“妖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也曾把他作为“奇人”。其实人类从没有妖，所谓的妖人只因为他们拥有比常人更加敏锐的眼光和发现精神。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变过程里，在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前，我们也一样可以发现如张衡一样流光溢彩的姓名。在古代的世界，作为一个科学家，生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公元2世纪的东汉，古罗马的老爷们正在斗兽场上无所事事，印度和阿拉伯地区是野蛮人的天下，德国人和英国人还是一些茹毛饮血的游牧部族。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东方，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完全文明的封建制国家，驿路四通八达，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足够养活数家欧洲人口，高度统一的集权制国家，人口近百万的大型城市。这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如天堂一样的生活，在中国已经成为事实。那同样是一个群星闪烁的时代，《九章算术》开启了人类走向数学大门的钥匙，勾股定理的问世影响了未来生活从天文到建筑的各个方面。纺织机的广泛推广使丝绸成为中国对外出口的主要物品，并成为西方人眼里上帝的杰作。当今天的人们批判着儒家的保守与偏执的时候，我们恰恰忽略了，儒家最基本的精神是它的包容性，可以允许批判，可以允许争论，但是意识形态的差别不会造成思想的杀戮，中国古代科学正是成长在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里的。而这对于张衡也是莫大的幸运，如果他生在古希腊，会像苏格拉底一样走上审判台，如果他生在古罗马，会如布鲁诺一样走向火刑架，自由科学的氛围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缔造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也是中华文明长久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公元78年，张衡出生在河南南阳的一个名门望族家庭里，其祖父张堪曾是抵抗匈奴的名将，也是东汉的开国功臣之一。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他可以如世家子弟一样，终日以饮酒和歌舞为乐，到规定的年龄去承袭一份闲散的官职。他也可以做一位云游山水的诗人，就像他青年时代一样，《二京赋》《南都赋》等作品在今天依然脍炙人口。如果当初他选择的是文学而非科学，也许今天他在国人中的名气会大很多，至少他会像司马相如一样，其故事会被无数的民间戏曲改编，今天也会被无数的影视作品戏说，他的形象会被一干当红小生们反复的扮演，从而捧红无数的影视新人。在中国，做才子往往要比做学者轻松得多，名声也大得多。他也试图这样做过，从16岁开始，他离开了生养他的故乡，踏上了求学的路途。当与他同年龄的世家子弟正沉溺在女人的温柔乡中，他独自走上了一条艰辛的道路。这或许与他的家庭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提到古代的名门望族，总会想到大宅门里的纨绔子弟，或者是青楼下一掷千金的浪荡公子，而在张衡的家庭里，刻苦和严谨是祖传的家训，当东汉的开国功臣们在天下承平的光景中渐渐走向腐化时，张衡的祖父张堪依然保持着贫苦出身的朴素本质。我记得《数星星的孩子》里那位为张衡讲述宇宙奥秘的爷爷的形象，我宁可相信这不是文学的杜撰，因为一个人最初的品格和修养都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张衡就这样自主地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16岁，当今天的孩子们正坐在明媚的教室学习，或许正沉迷于网络游戏和QQ聊天的时候，张衡已经走遍了万水千山。著名的《二京赋》是他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那华丽的词汇，那超人的想象以及那热血燃烧的情怀，让人很难想象该作出自一位未及弱冠的少年之手。然而生活并不是按照想象顺延下去的，生活充满了种种的意外。在洛阳的太学里，张衡结识了著名天文学家崔瑗，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对于天文和历法的研究，这是他人生里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原因，任何一部史书都没有做过交代，但是我想，这或许正与他童年时数星星的梦想有关，童年的蒙昧从这一刻起终于有了确定的答案，他注定要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一门崭新的学问，命运的轨迹在经过了多年的轮转以后，终于又回到童年的起点，从少年时代仰望星空的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将注定为探索宇宙奥秘而燃烧。
从公元100年张衡接受邀请，担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开始，到公元115年，张衡出任太史令职务，这15年时间是张衡作为一个学者的研究期，或许也可以被看作他一生里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日间清茶一杯，促膝论道，夜间红烛一盏，苦读《太玄经》，苦行僧一般的修行磨炼了他坚韧的意志，前人深刻的学问也赋予了他求索的勇气。那段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岁月里，年轻的张衡会再一次仰望天空的繁星么？“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虔诚的诗歌今天依然唱响在我们的心中，张衡用这般华丽的文字书写了心路的历程，他的人生轨迹永远都好似一个大大的圆，从数星星的孩子到诗人，再到一位天文学家，从洛阳到河间，再到故乡南阳美丽的村庄，终点回到起点的轮回里，脚步走过万水千山，心中的感悟又有几多？侧身南望涕沾襟，他是为无穷尽的探索道路而流泪，还是为莫测的前程而彷徨？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张衡也同样重复了这样的过程。永初二年，37岁的张衡收拾行装，踏上了去都城洛阳的路途，是汉王朝在等待张衡的到来，还是张衡在等待汉王朝的召唤？无论怎样，当他走进宫闱大门的那一刻起，他也就永远卷入了洪流一般的是非里。他性格刚直，不畏强暴，清廉爱民，这是祖父遗留给他的品格，也是中国清流阶层固有的精神信条。我们今天提到清流，总会想到满清末年，那些拒绝变法和进步的保守大臣的形象，但是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里，清流意味着一种高洁的信念，而非死读教条书的酸腐，清流更代表了做人做事严谨认真的精神，与中国儒家思想里关于治学求解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
东汉时代，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的形成阶段，封建的礼教和典章尚未完全成型，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尚且代表着一种先进的进取精神，一如近代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潮与民主精神。先进的士大夫分子们对于民贵君轻思想的坚持，一如1800多年后的孙中山对三民主义思想的坚守一样。倔强的张衡正是带着这样一种信念走进洛阳城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信念使他成为了宦官攻击的靶标。在今天人的眼里，学者永远只是学者，政客永远只是政客，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投身政治洪流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方面必然无法有很高的建树。而事实上，所谓政治，只是被人类人为地赋予了种种黑暗的内容，政治并非全是肮脏，而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张衡在洛阳的多年里，始终是各类政治活动的主角，也是当时清流阶层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在朝堂之上力陈宦官的罪恶，也曾经严词拒绝当权人物对他的收买。而这一切，与他同时成功研究出了水运浑天仪不相矛盾，与他写出了著名的天文论著《灵宪》不相矛盾，知识如果不能与实际相结合，那知识永远只是一纸空文，任何先进的科学思想都需要有先进的政治思想为基础，否则美好的理想只能在现实里扭曲变形。无论是身为一个政客，还是身为一个学者，张衡都延续了他一贯的品格：对原则的坚持和对操守的坚持。他不迷信权威的学说与学者，也同样不畏惧当朝权贵的淫威。做学问的态度与做人的态度一脉相承，这正是中国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典范。
公元117年，即汉顺帝永初四年，是中国天文历史，同样也是世界天文历史上重要的一刻，张衡研制成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架水运浑天仪。对于浑天仪，我们今天只能在故宫的遗迹中找到一个模糊的概念，这种古老的仪器代表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先进成果，而对于浑天仪的真正原理和用途，大多数人就不得而知了。事实上，浑天仪得名于中国古代古老的天文学说——浑天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说，从秦汉开始一直存在着盖天说和浑天说两种争议，盖天说是商周时期萌芽诞生的天文学说，其理论为“天圆如地盖，地方如棋局”，即中国古代传统的天圆地方学说，代表了人类在蒙昧阶段对于宇宙的朦胧认识。与之相对应的是秦汉时期出现的浑天说，浑天说认为，天是一个圆形的壳，天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地位于天壳的内部，日月星辰随着天壳而转动。张衡的浑天仪正是以浑天学说为基础制造的，它是一种演示天体运动情况的仪器。浑天仪也并非是张衡的独立发明，而是由西汉科学家落下闳、耿寿晶所创，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制造出了运作更为精密的水运浑天仪，它分做内外几层，每层都可以转动，中间有个铁轴贯穿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自转的方向，轴和球体的接触有两个交点，即天球上的北极和南极。球的一半隐没在地平圈的下面，另一半显露在地平圈上面。在球的表面排列有二十八宿和其他恒星，球面上还有黄道圈和赤道圈，二者成24度夹角，分列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古代以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把圆分成365度，每度又细分成四个小格。球体外面有两个圆圈，一个是地平圈，一个是子午圈，外圈圆周长为一丈四尺六寸一分。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和地平斜交成36度，就是说北极高出地平36度。这是洛阳地区的北极仰角，也是洛阳地区的地理纬度。这架仪器的构造，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更值得一提的是，张衡巧妙设计了齿轮转动系统把浑天仪和漏壶联系起来，借助漏壶的水流力量推动齿轮，带动浑天仪绕轴旋转。这一年，张衡的浑天仪成功演示了洛阳地区星空的运动实况，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让所有质疑他的人暂时闭上了嘴巴。
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种伟大的科技成就，今天的某些学者都采取了低调记录的方式。在中国传统的学术观念里，自然科学发明的地位是要落在人文科学之后的。文革时期，浑天仪更被四人帮的爪牙们污蔑为“封建迷信的产物”。前人的蒙昧尚可以理解，后人的无知却令人可悲。张衡的浑天仪，从当时的社会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情况看，很多内容无疑是超越了时代的。一项科技发明若超越了时代，也势必很难在短期内为时代所接受。爱迪生发明电灯的行为不也曾遭到煤气灯公司的抵制吗？在东汉的生产力状况下，许多天文学成就无法在当时体现出作用，但势必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影响到人类的生活。欧洲人处死了培根，可是“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鼓舞了无数欧洲近代科学家向蒙昧的宗教宣战。浑天仪以及浑天学说所带来的科技成果，不仅在当时引发了轰动，在日后的岁月里，它的作用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扩展，在奠定了中国天文学研究基础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天文观测的方式以及天文学说成果的变革。
浑天仪绝不仅仅是今天故宫博物院里一尊华丽的摆设，也并非是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奇技淫巧，而是一种精密的观测天象的机器设备。在人类漫长的天文研究历史上，浑天仪为人类捅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