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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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 第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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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理由是担心陷入北匈奴合围,大多数不明敌情的汉军也同意这么做,况且被围困这么久,谁知道这股汉军是生是死呢?关键时刻,军中一个曾给耿恭做过警卫员的小吏范羌站了出来,他反对就此班师,自请带2000兵马援救,在他的坚持下,汉军主力部队给他留下2000人马后,慌不迭地拔马南撤了。带着这股骑兵部队,范羌翻山越岭,终于赶到了疏勒城,成功击溃了匈奴的围城部队,两支汉军会师之后,当场“涕泪交流”。此后经过数日跋涉,范羌护送着这支英雄部队回到中原,进入汉地后,耿恭部原先的2000汉军,此时竟然只剩下13人,美国人的《拯救大兵瑞恩》,是斯皮尔伯格的艺术加工,中国军人的“拯救大兵耿恭”,却是铁血中华壮怀激烈的事实。

【二】

在西域的争夺战里,北匈奴再次获得了暂时的胜利,接着,却是永远的失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北匈奴势力的持续衰微,恰恰是在从东汉手中重夺回西域之后,衰微的原因,是天灾。

在北匈奴重新占有西域的公元75年,西域即遭遇了“极端天气”,之后连续8年,西域每年春天都干旱,冬天极度酷寒,甚至是轮番的暴风雪灾害。老天爷似乎也在成全放弃西域的汉帝国。

这样的极端天气,对北匈奴的打击无疑是极其沉重的,特别是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他们,牛羊牲畜被大量冻死,衣食无着,想压榨西域诸国,可归附他们的西域各国,也各个穷得叮当响,甚至不少人开始怀念起了汉帝国。汉帝国在时,一旦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发大量的米粮赈灾,视西域国民为自己的子民,但北匈奴却视他们为奴隶,内外交困之下,北匈奴更是众叛亲离,为了弥补“极端天气”带来的损失,北匈奴不惜血本,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开始长途奔袭,意图劫掠汉地,可这招不幸失算,他们先想劫掠辽东,没想到东部草原住着的,是已经成为汉帝国子民的鲜卑人、乌桓人,想劫掠东汉的河北、山西、陕西各地,没想到南部草原住着的,是被他们赶走的南匈奴人,想劫掠河西走廊,这里早有汉朝精锐的河西军枕戈待旦。连番的侵扰,最终都以惨败而告终。众叛亲离的北匈奴,离末日也越来越近了。

这时期汉帝国看似和北匈奴无关紧要的一场政治变动,也加速了北匈奴末日的到来。公元88年四月,一直对开疆拓土没有兴趣的汉章帝病故,其四子刘肇即位,就是东汉历史上的汉和帝。刘肇本来是不具备即位资格的,但他被汉章帝的皇后窦氏收为养子,符合了中原王朝“立嫡不立长”的皇位传承制度,即位也就顺理成章。此时的刘肇只有9岁,恐怕连匈奴在哪里还搞不清楚。这时候的国家大权,落在了其养母窦太后手里,窦太后所倚重的权臣,就是一贯主张对匈奴实行强硬政策的主战派人物——大将军窦宪。他是窦太后的兄长,也是此时汉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他的掌权,标志着汉帝国对匈奴的打击,将进入最后的总攻阶段。

在当时的东汉政坛,比起早年的外戚窦固,窦宪是一个极其嚣张跋扈的人,汉章帝在位的时候,他就因为侵夺公主的土地,差点被汉章帝拉出去砍了。权倾朝野之后,窦宪更是目中无人,甚至到了睚眦必报的程度,先前得罪过他的人,都要找个理由报复回来。但这个人也是个打仗的好手,特别是新近掌权,当然要通过战功来立威,打击的对象,就是北匈奴。对窦宪来说,想要压服朝野的反对派,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消灭苟延残喘的北匈奴。

所以公元88年,汉帝国再次讨论对北匈奴的用兵问题,军方的将领们都主张出兵,但文臣们却坚决反对,特别是司徒袁安集合了一帮文臣,反复上书反对,理由也是当年的那几条,对蛮夷不用追杀,赶跑就行了,打仗就要花钱,当然他们更担心的问题是,连续的对外战争,会造成军人集团势力的坐大,外戚势力的膨胀,这样文臣们的日子,就相当的不好过了。

但窦太后是不管他们是否好过的,打仗能给窦宪立威,也就意味着能给窦家外戚集团立威,再说北匈奴已到了晚期,如此泼天大功,自然不能放弃。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窦宪统帅大军,与南匈奴合兵,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大举反击战。是年六月,汉军出朔方,与北匈奴军在涿山激战,一举打破之,随后一路追杀,直杀到今天内蒙古杭爱山下,一路仅招降俘虏北匈奴就有20万人。这次出兵是对北匈奴毁灭性的打击,得意洋洋的窦宪也分外高兴,在杭爱山勒石记功而还,可谓对当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有样学样。这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就是后来宋朝名臣范仲淹心向往之的“勒燕然山”。

燕然山之战对北匈奴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当时北匈奴的整个人口不过几十万人,一场厮杀连投降带被俘,北匈奴几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这场打击的灾难性,甚至超过了西汉时期卫青霍去病的漠北之战,和东汉的战争确实不能再继续了。东汉方面,先前反对出兵的司徒袁安,在窦宪获胜后,火速提出了招降的建议,认为这将是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的好机会。依照袁安的建议,汉朝派梁讽等人为使者,去北匈奴藏匿的巴尔喀什湖地区招降,在梁讽的劝说下,穷途末路的北匈奴单于最终动心了,他们准备效仿南匈奴,彻底向汉朝投降。如果此举成行的话,恐怕后来匈奴骑兵肆虐欧洲的大战,也就不会存在了。

意外偏偏在这时候发生了,招降的事情,文臣们很高兴,太后很高兴,北匈奴也很高兴,唯独窦宪不高兴,在他看来,这分明是在和他抢功。同时南匈奴也不高兴,南匈奴和北匈奴是死仇,在他们眼里,部落矛盾永远大于民族矛盾。于是,窦宪和南匈奴单于一拍即合,干脆趁着北匈奴接受招降,疏于防范的机会,再打一次大规模进攻,一劳永逸解决北匈奴问题。公元90年七月,汉军与南匈奴两路夹攻,杀入了北匈奴的王庭,疏于防范的北匈奴大军顿时崩溃,匈奴单于的老婆阏氏以及1万5千多人被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使梁讽和班固,此时就奔走在奉命册封北匈奴的路上,他们到达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一地死尸。

从此以后,北匈奴战不能战,降也不能降,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西迁了。公元91年二月,窦宪再次出兵,在金微山(阿尔泰山)包围北匈奴残部,俘虏了单于的母亲,单于则率领几千人突围北逃。这是汉匈战争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自此以后,北匈奴开始了悲壮的西迁之路,绕过咸海,向遥远的西方迁徙而去,在伏尔加河流域定居下来,成为4世纪前叶活动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匈人的祖先,或许在那里继续圆已经在大漠之上破碎的重建匈奴帝国的美梦。一个多世纪后他们出现在欧洲,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第二十五章 汉匈战争的“副作用”——鼠疫

同样是一座荒凉的古城,同样曾经有一个闪亮而伟大的名字——定襄。

就是这个定襄,矗立在蒙古草原茫茫荒漠里的定襄,汉军来过,匈奴军来过,唐军来过,卫青来过,李靖来过,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刀光血影的争锋岁月里,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同样担负着围墙的责任,在浩浩史册里,它的名号比云中还要响亮。漠北之战,奇袭阴山,汉家赫赫的武功都为这座荒凉的小城所吞吐,千载之后的我们,依旧呼吸着有关它的骄傲。

而被我们埋在心里的,是有关它的悲伤,那被千年史家掩埋掉的悲伤。

所有的悲伤,起于西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那个在无数有关汉朝的电视剧里,让今天的中国人骄傲不已的年份。

那年的全国形势真叫一片大好,桑弘羊的新政搞得如火如荼,铁制农具在全国普遍推广,粮食产量再创新高。长城外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远程追击作战取得了空前全胜,卫青在漠北打败匈奴单于主力,霍去病大破匈奴左贤王,直追到匈奴人祭天的狼居胥山,两场空前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匈奴人的有生力量,历经数十年的汉匈大战天平,终于彻底倾斜在汉朝这边。这是欢乐的一年,胜利的一年,付出了巨大战争伤亡的汉朝,终于可以举起胜利的酒杯。

定襄,是当时汉朝最有资格举起酒杯的,它是汉军北伐匈奴的跳板,汉军的历次远征,都是由定襄出发,也是由定襄归国。它承担着汉军远征的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等方面的诸多责任,像一个默默无闻的妻子,在辛苦的奉献中熬白了发丝。而今万里长征人已还,勇士、战马、将军,早已投入到定襄温暖的怀抱,在鲜花与掌声间,品味着凯旋的喜悦,一如那一年全中国的光景一样。

封赏,庆祝,葡萄美酒夜光杯,美得很,却无人料到,伴随着北伐大军的回师,一颗颗沉默的哑弹,也已悄然埋进了定襄疲惫的躯体,引爆之日,将是一场持续中国数百年的天崩地裂。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当朝野上下已然沉浸在不世边功的喜悦里时,一封来自定襄的加急奏章,让所有的歌舞戛然而止,定襄瘟疫!

瘟疫,如暴风雨一般的瘟疫,如飓风一样吹灭万家灯火的大瘟疫,如洪水一样,从森严的军营蔓延到都市乡村的大瘟疫,如幽灵一样,刹那间夺去无数人年轻生命的可怕瘟疫。患病者大多高热致喘,短时间内气绝而死,而所有接触过患者的人,也都会离奇的感染病毒,死亡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定襄蔓延,很快又如墨滴在宣纸上化开一般,短时间内,将黑色的恐怖扩散到全国。

这种瘟疫,医学上称为草原鼠疫病,中医将其称为伤寒,而在西方历史上,它有一个死神一般的名字——黑死病。

制造死神的罪魁祸首,就是肆虐汉朝边庭数十年的匈奴人,为了对抗汉朝的自卫反击,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的情况下,他们使用了最为极端的方法,将感染了草原瘟疫的牲畜,放在河流水源边,引诱远征的汉军前来喝水,或者是将患病的牲畜,送到汉朝的边城下。这种方法,他们之前曾零星的用过,公元前119年汉朝规模空前的大北伐,给匈奴人施展细菌战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那些感染瘟疫的汉军凯旋后,瘟疫爆发,在他们的落脚点——定襄迅速的传播,蔓延到全国。

这是一场灾难。

彼时的中医,并没有特别好的对付伤寒的办法,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疾病,中药,望闻问切,保守疗法,统统束手无策,久经考验的医生们,只能坐视无数人喘息,痛苦地死去,坐视着那比牙买加人跑接力还要迅速的瘟疫传染。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战,元气未复的躯体,又横遭瘟疫的打击,自然是雪上加霜。于是,冷冰冰的史册上留下了无数的记录:山东大疫,关中大疫,河北大疫……

而定襄,正是这场大瘟疫最初的爆发点,在人类第一场细菌战面前,定襄首先承受了惨痛的损失。从汉朝浩如烟海的奏章里翻出定襄地方官的奏报,清晰地写着定襄人口“十之去八”,而医学上公认的第一个大规模爆发瘟疫的地点,就是定襄。

这场大瘟疫,如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只手,强硬地改变了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深信瘟疫来自匈奴巫师的“蛊毒施法”,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匈奴蛊术的憎恨与恐惧,到达了顶点。正因如此,汉武帝在偏信了“太子蛊案”后,才会用极端的方法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无助的老百姓不知道该怎样拯救自己,瘟疫面前,政府不靠谱,医生不靠谱,孔夫子不靠谱,我们该信谁?

所以道教、佛教,乃至各种光怪陆离的宗教,你方唱罢我登场,在瘟疫中告诉大家:我才是你的救星。中国人的信仰,受到剧烈的冲击。

伴随瘟疫而起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化,无数百姓的家破人亡,然后是民乱,暴动,极左时代管这些统统叫“农民起义”,然而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运动,不是进步,是悲剧。

最直接告诉我们悲剧的,是中国的人口数字,汉匈战争开始前,中国的人口到达了历史的最高顶点6000万人,然而到汉武帝过世前,天下却已“户口减半”,除去战争中直接战死的军人,这场细菌战使中国在30年间丧失的人口,仍然高达千万之巨,穿过麻木的史册,延绵至今,仍然足够骇人听闻。

然后就是汉武帝去世,去世前发《轮台诏》,减轻民众负担,停止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就是昭君出塞,汉匈通好,再之后东汉建立,匈奴西逃,边关烽火暂息。

然而瘟疫,还是瘟疫,如一只睡睡醒醒的怪兽,不眠不休,依旧折磨着中华大地。

伤寒病的特点,就是爆发的周期性,每隔50年左右,就要持续性的爆发,更可怕的是,每次爆发,都要产生新的病变,这周期性的折腾,从汉开始到南北朝,百年间始终未停。一个很触目惊心的数字就是中国的人口,直到600多年后的隋文帝时代,才恢复到6000万人,勉强达到了文景盛世时代的数字,这600年间,除去战乱,就是瘟疫的肆虐。与瘟疫相关的,就是暴乱、杀戮,宗教如雨后春笋一般的传播。

××地大疫,简单的几个字,今天很少有人想到,这是历史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场考验,恰如几百年之后,相同的瘟疫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三的人口一样,在那600年间,它也在折磨着我们。

可是我们终于经受住了这个折磨,当许多拜服在神灵面前的老百姓们企图从神灵那里获得帮助的时候,也有一些不相信命运的人,他们只相信,一定能够找到化解这场灾难的钥匙。

钥匙找到了,只有一个字:治!

在这场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智慧再次启动,许多聪明人,在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中,在不死不休的求索里,找到了战胜伤寒的办法,留下了一批又一批光辉的巨著。他们的贡献,今天还在余荫着我们。

比如东汉的名医张仲景,在他的记录中,他的家族有三分之二的人感染了瘟疫,而伤寒病患者,更是高达其中的百分之七十,一句“家家有僵死之痛,户户有哀号之声”,掩卷追思,至今让人泪满衣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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