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尽成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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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 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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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以暴制暴的方法。他招募大批当地饱受敌人劫掠的农民,组织精锐军队,每当发生敌人袭扰事件后,就组织军队深入敌后,对敌人进行报复打击,日久天长,原本战火频繁的徐州地区,竟然从此无人敢扰。

那位推荐了桓温的虞翼,从桓温年轻的时候就和他是好朋友,少年时代,桓温即“有大志”,且交友甚广,与当时的许多知名人物都是好友。他们在一起谈论时,经常讨论到北方的国土,每到这个时候,桓温都会格外激动。一次说起西晋灭亡的耻辱,桓温竟然痛哭流涕,悲不能禁。年轻时代的桓温,是个十足的“爱国愤青”兼性情中人。而徐州刺史任上的表现却证明,桓温不但是“愤青”,而且是一个“奋青”。

说到这个曾经举荐桓温的虞翼,对于桓温的早期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人物,比如早年桓温与安康公主成婚,就是虞翼做的媒。虞翼对桓温的推荐,一面来自他和桓温的私交,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士族政治,还处于相对清明的上升期。我们今天想到世袭把持大权的“士族”,往往会把它与“腐朽”、“没落”等字眼联系起来,但是在当时,东晋士族,还保持着勃勃上升的朝气。那一代的士族贵族,多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贤士,且道德修养和气度涵养都非常高,后人心向往之的“魏晋风度”,在这时期是一个高峰期。在国家大计方面,士族们更以举荐人才、尊重贤良为荣,这种相对清明的士族政治环境,让桓温可以迅速冒头。桓温在徐州大展拳脚的时候,虞翼过世了,按说一个欣赏自己的人去世,对桓温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个人的死,再次给了桓温机会。虞翼生前担任的职务,是荆州刺史,这个职务在当时位高权重,既占有物产丰富的荆州地区,又要担负抗击北方政权入侵、保卫国家的责任,可以说是当时东晋的“最牛刺史”。最牛的官,自然要找最牛的人来担任,按照东晋时代士族的规矩,上一代官员去世了,下一个继承人,直接从他家族的子孙里选择直系亲属,主要是儿子来继承。当时晋安帝意图让虞翼的儿子虞爱之接任,然而众多士族大臣却极力反对。比如当时担任中书监的何充,就连续7次向晋安帝上奏,认为如果仅仅为了遵循家族继承的法则,让一个毛头小伙子担任这样重大的职责,这不仅是对他本人不负责,更是拿国家的前途命运开玩笑。最后在众多士族贵族的坚持下,在徐州任上颇有建树的桓温,正式被任命为荆州刺史,这个官职非同小可,全称是“安西将军,都督荆雍六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桓温,已经不再是个简单的地方官,而是总领了东晋最重要的边镇荆州的民事、司法、军务等所有大权。如此重大的职务,却通过这样简单方式得到了。这时期的东晋士族,在政治氛围上,确实也可见其清明向上。

【二】

桓温担任荆州刺史的时间,是公元346年,这一年的他34岁,正是一个政治家风华正茂的时代,他继续自己的“奋青”之路。在他到任之前,任何一任荆州地方官,主要的施政方略,大多都是围绕怎样加强荆州的防务,桓温到任后,立刻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主动进攻。桓温认为,当时东晋的北面,是羯族枭雄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这个政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属于最强,东晋的东面,是氐族人李氏建立的成汉政权。这时候偏安东南的东晋政权,在它的正北面和正西面,都面临着强敌,一旦对方联合攻击,腹背受敌的东晋,就会变得非常危险,无论怎样加强防御,都无法长期持久。对比后来的南宋政权就知道了,南宋晚期,对于防御蒙古军入侵不可谓不努力,铁壁坚城的钓鱼城,甚至创造了击毙蒙古可汗的战功,而血肉铸就的荆襄防线,更让天下无敌的蒙古大军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当南宋西面的大理被攻克后,腹背受敌的南宋,立刻全线崩溃。东晋当时的边防形势,和南宋差不多,甚至可以说更糟糕,因为东晋在人口、兵源,还有最关键的经济实力上,都远远不如后来的南宋。这个危险的战略漏洞,被到任荆州的桓温一眼发现了。

桓温不但发现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北面的石勒和西面的成汉,东晋至少要解决掉其中一个。桓温的主张是“先易后难”,也就是对北面石勒政权以防御为主,集中力量,消灭盘踞在四川的成汉政权。他的奏议一出,立刻使东晋满朝哗然。自古以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中国人的共识,北面的石勒政权,统治区域为平原,从地理角度说更容易攻打;西面的成汉政权,有四川盆地的天险庇护,就是三国时候的刘备,也是费尽心机,耍诈才得以进去的。桓温的这个主张,表面看是不合常理的。对此,桓温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北方的石勒,这时期仍然处于政权的上升阶段,军事力量强大,在统治区域里也很有政治手腕,很会收揽北方民心,不是一时可以战胜的。而四川的成汉则不同,这时候的成汉政权,已经日益腐朽,和四川百姓离心离德,正是消灭它的最好机会。虽然出身贵族,但这时候的桓温,已经很懂人心向背的道理。

但东晋大多数士族是不懂的,因此桓温的奏议,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包括当年举荐桓温的何充,关键时刻,桓温儿时的另一个朋友,当时的名臣刘炎,坚决地站在了桓温的一边。此时刘炎正得晋安帝的宠信,说话很有分量,他认为桓温的主张是可行的,甚至对晋安帝说“观其蒲博,不必胜,则不为”。他这句话真可谓说到了桓温心里,桓温打仗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谋而后动,没有百分百的把握,他绝对不会打。

公元347年三月,桓温率领荆州大军,开始了西平成汉政权的战役。在进入四川之后,桓温采取了一种更疯狂的打法,他把军队中所有的老弱兵马,都留在四川外围的彭山县看守辎重,自己亲自挑选了精壮士兵组成突击队,每个人只带了3天的干粮,以示有进无退之心。在作战之前,他亲自发表演说,并且给士兵们展示,他和士兵们一样,只有3天的干粮,如果打不赢,死就死在一起。这一招果然激得三军士气高涨。战斗打响后,东晋军队大胆突击,从彭山县直接抄小路插入到成都,在成都西南与成汉皇帝李势展开决战,给成汉政权来了个“黑虎掏心”。在之后的成都之战中,成汉军队更被桓温“掏”惨了,这一战打得格外艰苦,成汉军队背水一战,个个奋勇冲锋,急行军3天且粮食已尽的晋军渐渐不支。最危险的时刻,桓温的参军龚户战死,桓温自己的战马也被敌人的弩箭射中,危急之下,桓温换马再战,昂首站在敌人弓弩最密集的地方,他的身先士卒,激起了全军的死战之心,三军奋勇冲杀,决死一搏的成汉军队,最终倒在了更坚韧的桓温面前。此战成汉军被斩首2万多人,几乎全军覆没。东晋军队也伤亡惨重,桓温本人5处受伤,最严重的一处,肩膀被敌人的弓箭射穿,血流不止。但桓温却若无其事,和士兵们谈笑风生,在慰问完了士兵后才接受治疗,相当有魏晋风度。战后,成汉国主李势投降,桓温却对李势的妹妹一见倾心,娶她做自己的小妾,并留下了“我见犹怜”的感慨。自此,沦陷近半个世纪的四川大地,基本全境收复。

四川的收复,对于东晋政权的巩固有着重要意义,四川大地物产丰富,经济上的意义不用说,军事上的意义同样重大。整个的南中国汉地,基本被东晋连成一片,四川成为了东晋抗击北方政权侵略的坚定大后方。政治上的号召意义更是无可估量。东晋用行动告诉天下,特别是告诉在沦陷区的百姓们,东晋不是一个偏安的政权,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完成光复河山的梦想。

收复四川之后,桓温一战成名,俨然成为了东晋朝廷里的第一战神。但是“功高震主”的猜忌,也随即到来了。收复四川,只是桓温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他一生最大的梦想,是光复北方的山河。比起战前内外局面的顺风顺水,之后东晋的政治形势,越发对桓温不利。这时候的东晋政权,士族当道,虽然此时的士族,还保持着对国家的责任心,但是在收复北方的问题上,东晋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收复四川之战打响前的各派争论,其实只是表象,关键问题是东晋政权是依靠江南本地名门望族的拥立才得以扎根的,如果东晋成功光复北方国土,势必会迁都回经济人口更为发达的北方地区,那么江南世家大族对于东晋王朝的价值也就不大了。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整个江南士族的失势,所以在保卫国土的问题上,江南的士族们可以团结一致,桓温早年镇守徐州的战功,也可以得到士族上下的赞赏,因为这时候的桓温,是他们的保护者。西征四川虽然意见不一,但这也不是原则问题,毕竟四川的获得,可以增强东晋的防御,也是符合东晋江南士族利益的,唯独北伐不行。北伐意味着破坏整个江南士族的利益,得益的人,或许只有趁着军功确立地位的桓温。

所以桓温在收复四川后,虽然数次要求北伐,但是都泥牛入海。这时候的桓温已经是“民族英雄”,威望甚高,晋安帝个人的地位,也同样离不开桓温家族的支持。当时东晋主要的军队,是由南逃的北方汉人组成的,他们之所以作战勇敢,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打回家乡,如果不摆出一点北伐的姿态,军队的情绪是很难安抚的。所以桓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最后晋安帝折中了一下,同意了桓温要求北伐的主张,但是在人选上,却选择了外戚殷浩。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如果打赢了,那是殷浩的功劳,正好可以用殷浩来压制桓温,如果打输了,只要能把大部分主力部队带回来,也能对上下有个交代。这个殷浩,半点能力没有,不但打了败仗,还差点全军覆没。战败的消息传来后,全国上下群情激奋,特别是士族中的“北伐派”,纷纷强烈要求启用桓温北伐。就这样,原本晋安帝不想用的桓温,成了必须要用了。

公元354年,桓温发动了他人生里第一次北伐,这次他的打击目标,是当时盘踞关中平原的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政权。当时的北方,原本强大的后赵政权已经灭亡,苻坚的前秦,成为中原各政权里最强的一个,这时候正在开疆拓土,意图统一北方。桓温从江陵出发,水陆齐攻,比起征讨四川的疯狂,这次他深知自己的对手很强大,所以采取了持重的办法,分两路进兵,徐徐推进。此外,他还命令梁州刺史司马勋北出子午小道。从战略上说,他这个战术很稳妥,可以说把所有的困难都考虑到了,既有陆路进攻,也有水上包抄,更有奇兵袭击,而北伐的进程,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当时的北方汉族百姓,对晋朝政权依然是有感情的,闻听东晋大军到来,百姓纷纷主动迎接,桓温兵不血刃地从河南进入关中,前秦军队望风而逃,一路竟然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不过麻烦也从此开始了,这不是桓温仅带3天干粮就能收复四川的时候了,要想收复广阔的中原,仅仅有士气和群众基础是不够的,更需要稳定的物资补给。这个时候东晋主政的大臣,是擅长“清谈”的王衍,最擅长夸夸其谈,没有一点行政能力,眼看桓温节节胜利,一直反对北伐的他暗中使坏,对桓温所需要的物资百般拖延,结果桓温进入关中后没多久就断粮了。他对面的苻坚,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名将,本来桓温打算一旦没有粮食,就抢割关中平原的麦子,谁知到了才发现,关中平原的麦子早被苻坚撤退前收割光了,桓温没有办法,但还是不甘心,驻扎在灞水休整。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军,二是决死一搏,背水一战,全力攻打长安,就像他当年打下四川一样。但这次把握比上次小得多,前秦的军事实力远远比成汉要强,而且当年的他只是个新人,可以豁出去,如今他已经声名鹊起,不是轻易能豁出去了。如果就此退兵,自然也不甘心,所以桓温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在灞水驻军,一面招募当地名士,收买人心,一面等待机会。他这种做法,连当时来访的华阴名士王猛都误会了,王猛的到来让桓温很高兴,他向王猛求教,王猛却嘲笑他说,你驻扎在灞水,不进也不退,谁知道你想干什么?后人常常拿此事指责桓温,说桓温是私心作祟,故意退缩不前,但事实是,桓温的物资供应,在当时已经断了,这样凶险的局面下,只要有一线的生机,谁都不会贸然赌博,毕竟要为几万北伐军负责。最后,面对前秦的坚壁清野,桓温只好无奈地回军。这次北伐总的来说,是劳而无功。

对桓温来说,这次北伐还是为他挣来了荣耀,毕竟东晋军队在战斗中,把敌人打得溃败,可以说大涨了志气,也给了所有一心收复山河的仁人志士以信心。桓温回来后,因为战功,他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

在北伐前秦失败两年后,桓温再次青锋出鞘,这次他打了一个大胜仗,利用北方战乱的机会,击败羌族政权姚祥的军队,一举收复原来东晋的故都洛阳。这一场胜利,对于东晋政权来说是一针强心剂。东晋国都的沦陷,一直是奇耻大辱,虽然这次是借了敌人内耗的机会偷袭成功,但是东晋的国都毕竟光复了。此战获胜之后,桓温提出一个建议,得罪了整个东晋士族集团。他要求东晋迁都洛阳,这个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就东晋皇帝本身来说,自然不愿意迁都,建康的政局已经稳定,他早就满足于偏安的局面了。北伐只不过是一个政治口号,谁知桓温要来真的,这还了得。东晋的世家大族们更不愿意迁移,他们对于东晋的价值,就在于成为东晋王朝的后盾,如果迁都的话,他们的利用价值也就不存在了。于是,反对的声音纷至沓来,众口一词的指责桓温,打了大胜仗的桓温,一下子从民族英雄变成了士族的罪人。这一次,呕心沥血的桓温沉默了。

后人在说起这段事情的时候,很少有同情桓温的,即使明白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却还是指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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