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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战的意义，主流的说法是，成就了晋国的霸业，而更重要的意义，却是它使楚国人的北进脚步暂时终止。在城濮之战之前，楚国已然形成了对中原诸侯的绝对优势，如果这时候无人能出头阻挡楚国，他甚至可以一鼓作气，彻底兼并整个中原王朝，恐怕周王室的提前覆灭，也要提前几百年了。城濮之战后，楚国虽然元气大伤，但实力犹存，晋国虽然奠定霸业，却也无法乘胜追击，双方就这样形成了南北的均势。在整个春秋时代里，楚国与中原诸侯的南北对峙，其实是一个恒久不变的战略平衡。
【三】
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只维持了5年，公元前631年他就与世长辞了，但与齐桓公过世后齐国衰弱不同的是，晋国在中原的强势地位，却依然在延续。这其中问题的关键，一是晋国的中央集权改革更加彻底，形成了明确的国君传承制度，以大臣辅助国君，确保了政权交接的稳定。另一点就是晋国长期以来，都在进行着与北方蛮族的战斗，军队时刻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和作战精神，这一点和地处东部，国内承平日久的齐国，是截然相反的。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严格的军事管理以及训练制度，一个国家的军队，会因和平生活的延续，战斗力出现退化状态。春秋时代的三大军事强国——晋国、楚国、秦国，都是因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才保持了他们军事力量的持久强大。所以晋文公去世后，晋国的强势扩张依然在延续。
晋文公去世后，晋国的战略重点，已经由南方转移到了西方，南方的楚国在经历了城濮之战的打击后，暂时停止了对北方的扩张，而晋国也无力南下灭楚。因此晋楚之间，出现了暂时的“和谐”局面。而西面的秦国，却渐成了晋国的大敌。秦穆公本身就是一个对中原有想法的人，他是晋文公能够登上王位的恩人，在晋文公归国初期，两家关系确实度过了一段蜜月期。秦穆公的妻子，是重耳的大姐。而在重耳归国后，秦穆公又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了他，两家可谓亲上加亲。重耳争霸中原的时候，秦穆公曾经出兵相助，在城濮之战帮助重耳打败了楚国，但在击退了楚国这个共同的敌人后，两家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曾和秦穆公合兵攻打郑国，但郑国由大臣烛之武出面劝说，使秦穆公单独和郑国缔结了合约，秦晋两家关系由此出现裂痕。但深层次的原因是，同样志向远大的秦穆公，是不甘心看到晋文公一家势力独大的，但在晋文公健在时，迫于两家的交情以及晋国强大的实力，秦穆公并没有太多动作。
秦晋两国的真正交恶，是从晋襄公在位时开始的。晋襄公名欢，是晋文公之妻逼姞的儿子，与雄才大略的父亲比起来，晋襄公性格宽厚，无其父的强势，对其父的各项政策，也多是“萧规曹随”，是个不错的守成之主。晋文公虽然过世，但当年辅助他成就霸业的文臣武将们却大都健在，因此这时期晋国的国力，也在蒸蒸日上。但秦穆公显然不这么看，此时楚国实力远缩在长江流域，中原各国，秦国的势力已经仅次于晋国，在强势的晋文公过世后，击败晋国，打通东进道路的机会已经来了。至于晋襄公，在秦穆公眼里，他只不过是个小毛孩子，怎么能和自己相比。
所以公元前628年晋文公去世，只过了一年，秦穆公就发动了对晋国的进攻，他的攻击矛头，还是对准了晋国的小盟友郑国，但是秦军大队人马杀过去的时候，却被郑国人用空城计骗了一把，误以为郑国已经做好准备，仓促撤军，在回去的路上，和晋国发生了崤山之战。这一战中，晋国早早在崤山设伏，抢在秦国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发动突袭，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秦军全军覆没，三员领军大将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全部被俘。后来虽然晋襄公母亲（秦穆公的女儿）说情，晋襄公将三个被俘秦将放了回去。但秦国因为这一战元气大伤，暂时不能和晋国交锋了。
秦穆公也是个硬气的人，而且同样具有雄才大略，在三员大将被俘之后，他并没有责罚他们，继续信任他们带兵，之后的数年里，秦国先后于公元前625年和624两次出兵，结果，秦国经过浴血奋战，虽然在崤山击败晋军，成功复仇，但晋军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阻遏了秦国的进攻。严峻的局面，也让秦穆公打消了东进的念头。终晋襄公一生，秦国都无力东进。
秦国之所以在和晋国的争斗中处于下风，主要是因为此时的晋国，在国力上远强于秦国，又占有地利优势，只要守住和秦国之间的山川险地，秦国就无力东进，即使晋国在野战败于秦国，也无碍两国交兵的整体战局。但对于秦穆公局面就不一样了，晋国是他们东出争霸的唯一障碍，除了进攻，别无他法。但防守是容易的，进攻却是困难的，在这样的局面下，秦国要与晋国争锋，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即使晋襄公在位仅7年就去世了，秦国依然在公元前602年的令狐之战中，被晋将赵盾击败。经过此战，秦国已经难以成为晋国争霸的威胁。
在与秦国交战的同时，晋襄公在别的战线上也连战连捷。一是彻底灭掉了白翟国。白翟，就是存在于晋国周边的“白狄部落”，一直是晋国的大敌，晋文公时期，虽然对白翟几次打击，却并未将这股威胁彻底消灭，晋襄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名将先轸为帅，彻底平定了白翟部落，但这一战晋国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元帅先轸也在此战中牺牲。之后晋襄公调转枪头，又对楚国发动了一轮打击，这时候的楚国，局面和晋国相似，当年与晋文公争霸的楚成王壮志未酬，此时也到了人生末年，他迫切想借着重耳过世的机会一雪前耻。就在崤山之战之后，楚国再次发动了对晋国属国陈国的进攻，这一次晋襄公派大将阳处父迎战，学乖了的楚成王，这回也玩起了“退避三舍”的游戏，见晋军大兵杀到，就故意撤退，企图诱引晋军围歼。但阳处父一眼看穿了楚国的打算，反而将计就计，看到楚国撤退，就命令全军大呼“楚国败了”。结果不明真相的楚国军队纷纷逃窜，假撤退变成了真撤退，楚国对晋国的再一次反扑，就这样被晋襄公死死地摁了回去。
在晋襄公在位的7年里，对楚国、秦国、白翟3大强敌的战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晋文公身后的霸业被他延续下来，此时的晋国，也到达了他们霸业的顶点，但晋国的危机，却也因此到来了。
【四】
晋襄公是一个出色的守成之君，也是晋国霸业的延续者，但对于晋国的由盛转衰，他也是个重要人物。
晋国与齐国不同的是，晋国在重耳归国后，通过提升大臣权力的方式拱卫国君家族，维护朝政平衡，但这样做的结果，到了晋襄公在位时，却演化成了新问题——朝中派系林立。其统治核心，分成了“老臣派”和“功臣派”。老臣派包括晋献公时代就立下功勋的晋国贵族们，如郑簠、梁益耳、先都、荀林父等人，这些人有背景有资历。“功臣派”则包括了当年跟随重耳流亡的功臣，以及他们的后人，包括先轸、先克、赵盾。在晋襄公时代，两派之间的矛盾早已经浮出水面，相互之间的争斗不断。晋襄公最早的政策，是用老臣派来压制功臣派，但是随着功臣派势力的日益壮大，他自己也无能为力。公元前621年，晋襄公在绵上阅兵，重新划分了高层的人员构成，诸如赵盾、狐射、先克等当年功臣的后代们都得到了要职，而这个决定，也为晋国后来的变乱埋下了伏笔。
晋襄公的这个决定，不过是一种政治平衡，他自认为以自己的政治手腕，完全可以压制住手下的群臣们，并可以借力打力垂拱而治。这个打算原本没错，但有个前提——他必须身子骨硬朗。在公元前621年的这次人事调整中，出现了一个政治新星——赵盾。他是当年追随重耳的名将赵衰的儿子，此时晋襄公给了他一个绝对崇高的职务——中军将。这是晋国军队里当之无愧的一把手，集朝廷军队大权于一身。由一个资历浅的高干子弟担任这个职务，本意也很明显，就是好控制。可晋襄公千算万算却漏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这次调整百日之后，晋襄公就身染重疾，临终前托孤于赵盾。但这一托，就把晋国托上了变乱之路。
晋襄公去世后，其子夷皋即位，就是晋灵公。赵盾作为托孤大臣，逐渐清除了各派势力，独揽了晋国的大权。晋国重新回到春秋初期国君权力衰弱的局面上，比上次更糟糕的是，这次国家大权没有落在同姓宗族手里，反而被外臣所掌控。赵盾这时大权独揽，国君晋灵公成了傀儡，对赵盾凡事依违。赵盾执政的20年，对内大肆清理忠诚于晋国王室的各路贵族，无论是“功臣派”还是“老臣派”，凡是挡路的统统干掉。对外发动战争，连续击败秦、楚各国。这期间，公元前607年，他又杀掉了晋灵公，立晋灵公的叔叔晋成公，把晋国的国君彻底拿捏到了手里。
赵盾的晚期，面临着晋楚争霸的又一转折点。楚国在经过了楚成王、楚穆王两代后，势力再次提升，开始了往中原地区的渗透。赵盾或打或拉，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拉拢中原诸侯，但是楚国的强势地位，却已经不可阻遏。赵盾晚年时，还是把楚国反弹的“弹簧”压到了最后，他在公元前602年拉拢了原本属于楚国的盟友鲁国以及卫国，粉碎了楚穆王时期精心布局的北方联盟，又组织了大规模的会盟，楚国的扩张势头，被他坚决地压制住。公元前601年，一代权臣赵盾与世长辞，在他去世4年后，晋楚爆发了邲之战，晋国大败，楚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就此完全形成。
赵盾执政晋国的历史，对晋国有着深远的影响。虽然他的权势随着他的过世而烟消云散，但是晋国国君之位衰微的大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赵盾身后，晋景公在败于楚庄王之后，相继击败了齐国和秦国，虽然无力动摇楚国的霸主地位，却依然维护了晋国在北方的最强地位。之后的几代晋国国君，与楚国相互拉锯，却谁也不能打破晋楚对峙的战略格局。而晋国国内士大夫权力日益扩大的局面，却越演越烈。之后的向戎弭兵，三家分晋，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第七章 秦国，五张羊皮换崛起
如果形容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的形势，那么最早的“小霸”郑庄公，算是一场大戏的龙套，之后的首霸齐桓公，是第一个主角。随后一直唱主角的，就是南北对峙的晋楚两国。春秋时代大多数时间的诸侯逐鹿风云，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国家展开，但是在各路主角之下，却也有一股暗流——秦国。
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终结者，秦国在春秋时代的地位并不显著，说他是暗流，原因是秦国虽然也出了位于春秋五霸之列的秦穆公，但秦穆公最终没有突破晋国的屏障，只能称霸于西北地区。他在当时只能算地区性霸主，却不是整个春秋诸侯中的霸主。和郑庄公一样，他只是一个“小霸”。
但这个小霸，对于秦国的历史，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影响都是极其深远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虽然秦国最后的独大地位，来自于后来的商鞅变法，但早在秦穆公时期，秦国就已经吹响了崛起的前奏。
【一】
要想了解这一切，需要从头看一下秦国。
秦国的地位，在春秋战国的早期，可以说是很卑微的，比楚国要稍微好一些，比起其他诸路中原诸侯，却是远远不如。
秦人的祖先，也是华夏族的一支，早期生活在东部地区，大约在今天的山东、河北一带。秦人命运的变化，来自于西周时代的周公东征，当时的秦国在周公东征后，被迁移到了今天陕西的渭水流域，负责为周王室养马，所以早期的秦人，是以畜牧为业的。这一点和以农耕为业的华夏族其他部族，有着鲜明的区别。当时的陕西渭水流域，并非华夏族的传统生活区，相反是蛮族杂居的地方，环境十分艰苦，在这样的条件下，秦人顽强地在当地扎根，陆续平定了当地的蛮族，形成了一方势力。秦国命运的改变，来自于周平王东迁，当时的秦襄公主动派兵马护送，因此被周平王册封为侯爵。从此时开始，秦国，这个后来战国时代六国的噩梦，有了自己的“名分”。
虽然有了名分，但和中原诸侯比起来，秦国依然是个落后的国家，而且和楚国不同的是，他本身就是作为周王室的马夫出现的，既没有楚国那样摆脱周王室独大的条件，更面临着身份上和中原诸侯的巨大差异。对待秦国，中原诸侯的态度和对待楚国一样——蛮夷。但秦国人很懂得忍辱负重，在秦襄公时期，秦国得到了周天子授予的征讨西北蛮夷的权力，凭借着这样的机会，秦国开始了扩张。在齐桓公争霸的时代里，秦国已经驱逐了游牧在今天渭水流域的蛮族部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春秋前期的秦国，其国土疆域已经包括了今天渭水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比起中原诸侯国来，秦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秦国的劣势是身份太低，比起各路诸侯王来，可谓是百分百的草根，他们所居住的渭水地区，在当时也是鸟不生蛋的穷地方，发展起来非常困难。秦国的优势在于，他们有西北山脉的地理屏障，足够抵御中原诸侯的入侵。长期以来和蛮族的交战，也让秦国形成了尚武的性格，生存环境的险恶，使秦国的军队更加吃苦耐劳，英勇善战。而当时真正制约秦国争霸的问题，也是中原其他诸侯所没有遇到过的，秦国因为长期和蛮族杂居，在生活习俗和礼法传统上，受到蛮族的影响也比较深。好的方面是，他们没有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在人才的选拔上更加平等。但坏的方面却是，他们的各种习俗，都带有很浓厚的蛮族习气，比如在王位的继承上，他们没有明确的子承父业的传承制度，导致贵族之间争夺王位的战争时常发生，甚至蛮族部落野蛮的殉葬习俗，秦国也保留了下来。更致命的是，比起中原诸侯传统的农业定居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