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花六照》作者：梁羽生
内容提要
本书分为六辑，精选一九五六年至二○○五年的梁羽生散文，由作者亲自增订，其中十二篇在中国大陆首次结集，为武侠小说封笔后的文字。
本书既记武侠因缘、师友轶事、史论典籍，又有谈诗品联、云游记趣、棋人棋事，彰显武侠世界之外的梁羽生之性情与志趣。作者国学功底深厚，文史修养笃实，通过追忆与诸名士大家的往来故实，陈寅恪、饶宗颐、简又文、金应熙、舒巷城、聂绀弩、黄苗子等文人的风骨，张季鸾、胡政之、金庸、徐铸成、杜运燮、陈凡等报人的风雅，历历在目。
序
写作生涯五十年，我大约也可算得是个“资深写作人”了。我写小说，也写散文。小说是“独沽一味”，全属“武侠”；散文呢？则真是“散”得“厉害”了，山水人物，文史诗词，对联掌故，象棋围棋，几乎什么都有。这并非我的知识广博，只是说明我的兴趣之“杂”。我曾说过：“我是比较喜欢写随笔一类文字的，不拘内容，不论格式，说得好听是谈古论今，其实则是东拉西扯。”（八零年三月，我在《星洲日报》写的《笔？剑？书》专栏开场白）我这个人不惯受拘束，“有兴趣有材料就写，没有就不写”。这也比较适合于我的性格。
武侠小说我写了三十五部，除了一部《武林三绝》因为还需要修改外，其他三十四部都出版了。我的写作，以数量而言，武侠小说最多，“联话”其次（只在《大公报》就写了三年零四个月每天见报的专栏）。“联话”虽然可以列入散文范围，但毕竟较“专”，因此我同意出版社的意见“单独成书”，如今出版的“联话”，亦可以说是“全集”了。出版界的朋友对我说，武侠小说和“联话”你都已出了“全集”，现在应该是你考虑出个散文全集的时候了。我懂得他们的意思，我现在已经步入晚年，是应该趁着精力还许可的时候，加紧工作了。
但考虑的结果，我决定还是出“选集”。因为我的散文数量颇多，而且散见于港、台、海外各地报刊，要出“全集”，“工程”浩大，倘若“天假以年”，慢慢做吧。当务之急、是先出一个较有特色的选集。
我以前曾出过二又三分之一个散文集，因为最早结集的那部《三剑楼随笔》是和金庸以及百剑堂生合写的。这些选集，其目录编排是按时间先后为序，而时间则止于八十年代初（大约是八二、八三年）。
现在这个选集则是分门别类的了，共分六辑：甲辑，武侠因缘；乙辑，师友忆往；丙辑，诗话书话；丁辑，读史小识；戊辑，旅游记趣；已辑，棋人棋事。故以“笔花六照”作为书名。《山海经》和《大唐西域记》等书都记载有能够“光华四照”的奇花，花能“四照”，亦能“六照”（“六”在数字中更具整体意念），这个书名不过是借古籍的“无稽之言”来作“新的杜撰”而已。其实我本是“笔不花”（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名），当然更不敢与“奇花”相比。
《笔花六照》所选的文字，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是《凌未风？易兰珠？牛虻》，写于一九五六年十月，最后一篇则是今年十月写的《围棋世界两新星》。数量上以从七八年到八二年这段时期写的最多，退休（八六年）之后所写的也不少，约占三分之一以上。退休之后所写的文字倒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满意和“分量较重”的（当然这只是自己和自己比较而言），例如《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以及《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两篇。还有《华罗庚传奇》这一篇虽然写于八零年，却也是第一次收入选集的。
最后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选集”而言，《棋人棋事》这一辑是“全新”的。围棋、象棋都是我的爱好，我曾经编过《大公报》的象棋专栏（杨官璾的《棋国争雄录》就是在这个专栏发表的），写过围棋、象棋评论，也曾经以《新晚报》象棋记者的名义，采访重大赛事，包括全国棋赛和亚洲棋赛。不过我所写的棋话棋评，散见报章，整理不易，现在才能选辑成书，亦算了却一桩心愿。为了追上目前的“棋势”，我补写了一篇《围棋世界两新星》，和两首象棋方面的“棋赛纪事词”。诗词方面，我本来准备另出一部“专集”的，但因这两首词不仅与“棋事”有关，并且可补本辑文字之不足（在时间方面，它是说到九三年的第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的），所以选出来“先行”发表。
（一九九八年十月 悉尼）
甲辑：武侠因缘
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
作者：梁羽生
一九七九年，我与华罗庚教授在英国的伯明翰（birmingham）相识，当时他刚刚看完我的《云海玉弓缘》，觉得很有趣，认为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成年人都喜欢看武侠小说，少年人自是更加不用说了。因为限于经济条件和知识水平，少年人的读物自是远远不及成年人的多样化，而且“童话”也毕竟是属于他们的。
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看的武侠小说却没有比别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父亲从小就要我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是看过的，这些小说，虽然写的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只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不是武侠小说。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两部，《七剑十三侠》和《荒江女侠》，内容如何，现在都记不得了。还有就是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等。对《七侠五义》的印象比较深刻，尤其是锦毛鼠白玉堂这个人物。这个人物虽然缺点很多（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形象就特别生动），却不失为悲剧英雄（他的收场，是陷入铜网阵，被乱箭射成刺猬一般）。还有，《水浒传》是当然看过的，《水浒传》虽然是“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小说，把它作为武侠小说那是不适当的，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如“林冲雪夜歼仇”、“武松打虎”、“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等等，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是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这部小说，我觉得开头两本写得较好，写的大体是正常武功，戏剧性也较浓；后来就越写越糟，神怪气味也越来越重了（我并不排斥神怪，但写神怪也是需要技巧的，不能胡闹），写到笑道人与哭道人斗法之时，已几近胡闹，我就几乎看不下去了。不过，我对书中写的“张文样刺马”那段故事，倒是甚为欣赏。这段故事，武功的描写极少，但对于官场的黑暗和人性丑恶却有相当深刻的描写。
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在我的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深的武侠小说却是唐人传奇。我认为那是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它是作为“传记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时期。至于《史记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虽然都是“武侠”一流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我是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读唐人传奇的，这些传奇送给同班同学他们都不要看，我却读得津津有味。
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如《虬髯客传》、《红线》都不到三千字，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故事、写景物、写性格，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彩，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虬髯客传》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赘述。这里只举其中写李靖、红拂在旅舍初会虬髯客一段为例，让我们看看作者的艺术手法：
行次灵石旅舍，即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红拂）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李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因问妹第几，曰：“长。”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拜之，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公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
短短一段，写红拂的慧眼识英雄，不拘小节，虬髯客的豪迈绝伦；而李靖则多少有点世俗之见，直到红拂摇手示意之后，方知来者乃是英雄。三人性格，都是恰如其分。对白精炼，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红线》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惧，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一个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令得田承嗣赶忙修好。一场战祸，遂得避免。书中写红线往探魏城（田承嗣驻地）之后：
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试问，即红线回矣！
寥寥数十字，写了薛嵩的焦急之情，又写了红线的“轻功”妙技，传神之极。
唐人传奇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写的《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这一组以唐代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就是取材于唐人传奇，空空儿、精精儿、聂隐娘、虬髯客、红线这些虚构的传奇人物和真实的历史结合，让他们“重出江湖”的。
中学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也不算多，对近代的武侠小说更是看得少之又少。心理学家说，童年、少年时代欠缺的东西，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补偿”，我在读大学那四年期间，大量地阅读近代武侠小说，或许就是基于这种欲望。另外一个因素，是受到一位老师的影响。这位老师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关门弟子金应熙，当年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四人帮”倒台后任中山大学的历史系主任，现在则是广东历史学会的会长。
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有《论再生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著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诗比较【注一】，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都推崇备至。金应熙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著述，却也是标准的武侠小说迷。在岭大教书的时候，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而且借给有同好的他的学生看。我不但向他借书，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
注一：陈寅恪在《论再生缘》一书中说：“弹词之书，其文词之卑劣者，固不足论。若其佳者，如《再生缘》之文，在我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外国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
不过，或许是受金师的影响吧，我读的近代武侠小说，也是有点偏好的，白羽、还珠的作品我是必读，其他作家的就只是选读了。白羽是写实派，对人情世故，写得尤其透彻；还珠楼主是浪漫派，其想象力之丰富，时至今日，恐怕还是无人能与比肩。他们走的路子不同，我对他们的作品则是同样喜爱。
欧洲在中世纪也曾流行过武侠小说，称为骑士文学。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就是其中一部。西方的“骑士”和中国小说的侠客有相同处也有不相同处。相同之处是大家都勇武豪侠，抑强扶弱；不相同处是：一、西方的骑士必定要认定一个“主人”，效忠主人；二、“骑士”的称号必定要国王或至少什么大公爵之类封与，而中国的“侠士”则是民间尊敬的称号；三、西方的骑士总是效忠君王，维护为基督教而战的“圣战”，而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尽管不敢反对皇帝，但也还有许多独往独来、笑傲公卿的人物。我是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中的“侠客”要比西方的“骑士”可爱得多的。西方的武侠小说对我影响甚微，倒是那些属于“正统文学”范畴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对我影响较大。不过总的来说，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是比不上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有人认为我的武侠小说“不脱其泥土气息”，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尽管我在大学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我的志愿还是在于学术研究的，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一生竟然会跟武侠小说结下不解之缘！
武侠故事每多“奇缘”，偶然性的因素，往往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虽然说不上“奇”，但却确实是以偶然的因缘才写上武侠小说的。一位与我相识多年的诗人朋友，曾这样感慨的说：“假如当年没有吴陈比武之事，假如不是当年某报主编忽发奇想，拉他‘助阵’的话，这位现代书生如何会轻功了得，‘登萍渡水’，‘闯入武林’？但‘下山’（《七剑下天山》）之后，如此良久地浪荡江湖，即使连他本人也是始料所不及的吧？”【注二】
注二：舒巷城《杂写梁羽生》，《梁羽生的武侠文学》（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页六十四。
“当年”是一九五四年（舒文误记为一九五二年），“某报主编”是香港《新晚报》当时的总编辑罗孚。“吴陈比武事件”发生于香港，比武的地点则在澳门。这是两派掌门人之争，太极派的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的掌门人陈克夫先是在报纸上笔战，笔战难分胜负，于是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擂台设在澳门，这是由于香港禁止打擂台，而澳门不禁之故。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会还是比较“静态”的，有这样刺激性的新闻发生，引起的轰动自是可想而知。以那天的《新晚报》的新闻为例，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 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小标题是：“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 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高庆访”和“快活楼”是澳门的赌场之名，由于有擂台比武，间接使得澳门的赌场也大发横财。观战的已有五千人，谈论的就更多了。
这一天是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过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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