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有效机制。我想，我们在工作里边都有深切的感受，而对我们这样一个定义，它是一个高度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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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迪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2）
慈善的故事
叶蓉：在国外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夫人，慈善基金经常是由她们来出面。我知道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也有这方面的借鉴。
陈铁迪：说到这一点我就应该说我们前市委书记黄菊同志。那个时候他很支持我们的工作。我当时就在想，如果黄菊同志的夫人能够出来参与慈善工作，那就太好了。因为我想，在国际上元首夫人出来做慈善事业的很多。我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些领导的夫人就更应该积极参与慈善工作，这也是在社会上的一种展示，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来讲都应该更多地关心这些贫困的人。所以当时我是去动员她出来做我们副会长的。
叶蓉：是您去找的余惠雯老师？
陈铁迪：当然一开始我想她也会有像我差不多的顾虑，一开始她也有一点犹豫。后来我又上门了，第二次上门她同意了。后来我知道黄菊同志对她讲，你可以参加也应该参加这个慈善工作，但是你要“通民意”，因为要做这项工作就要了解困难的群体。要“通民意、不干政”，不干预政治方面的事，另外要“多干事、少出镜”，不要老在镜头前面晃来晃去。你多做事情，多为老百姓考虑，多了解情况以后，向党和政府反映群众的困难。我觉得黄菊同志对这个工作支持，但是对他夫人出来也是非常严格的。我想从那个时候，黄菊同志夫人余老师来了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来为这些贫困的人。她每一次到这些困难群众的家里去都是非常激动的。她对她的工作非常投入。比方说拿助学来讲，她不仅自己助学，不仅和黄菊同志一起每年拿出一个月的工资，她还把她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动员起来帮助困难的小朋友，做了大量的工作。
叶蓉：我知道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还保持着。
陈铁迪：还保持着。她现在虽然到了北京，但是我们也经常给她汇报，听取她的意见。她一回到上海就要参加很多的慈善工作。不仅她参加，我觉得我们上海市的一些领导的夫人都能够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慈善事业十年来能够这样发展，和我们上海市的领导的支持和关心是分不开的。我们四套班子的领导无论是在“一日捐”当中，还是我们上街去巡游，或者是参加“蓝天下的至爱”行动，他们都是非常积极，身体力行地做着榜样。而且他们的夫人在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和残疾孤儿联欢。她们自己掏钱，买了很多礼物给小朋友，这个也可以说是个品牌了。每年都坚持着，一直到现在。特别是去年对“蓝天下的至爱”活动，良宇同志建议，这一次我们要体现我们关心的面那么多，我们和我们的夫人都要上台去捐。
叶蓉：我知道在去年SARS期间，慈善基金会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的作用。
陈铁迪：有一次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在慈善基金会门口吵架。我一看是一个老太和一个驾驶员，他们两个人在那儿有点扯不清。当然我们也搞不清楚干什么。我们去看了以后才知道，是一个老太坐出租车到我们这儿来捐款。当驾驶员知道她是来捐款才坐了他的出租车，就无论如何不肯收她的车费。两个人就在那儿推来推去，一个不愿意收车费，一个一定要付车费。
叶蓉：最后怎么解决呢？
陈铁迪：驾驶员就把这个车费也都捐了出来。虽然这个事很小，但也体现了社会上的这种共鸣。
叶蓉：慈善基金会成立到现在一共募集了8。5亿元人民币，这跟国内其他城市的慈善基金会比起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陈铁迪：我没有全面统计过，但应该说是走在前列的。
叶蓉：如果说这个数目大，它的确很大，有8。5亿，但是如果我们作一个比较。在上世纪末，美国的慈善机构掌握的资金达到了6200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这样一个份额。而我们8。5亿元可能只相当于我们上海GDP总额的千分之一。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差距？
陈铁迪：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毕竟上海的慈善事业才走了十年。国外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所以慈善理念的形成它需要有一个过程。
叶蓉：8。5亿元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资金，如果从投资的角度来考虑，慈善基金会有没有考虑过进行投资，让它保值增值？
陈铁迪：您刚才讲8。5亿是我们在过去成立十年当中募到的，我很高兴地告诉你，现在已经达到9亿多了。这个钱该怎么来增值是我们一开始就考虑的问题。当然当时银行的利率很高，近乎在10％左右。后来利率下降以后，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这个人可能比较保守，觉得我们这笔钱的增值一定是要无风险的。如果有风险，我就要担心了，过不好日子了。因为这笔钱是我们全社会方方面面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我们绝不能亏一块钱。本来我们有一个保值增值委员会，现在为了更突出我们把这个资产管理好，最近又新成立了一个资产管理委员会。我们也准备再研究一下，要用怎样的办法既能够使它没有风险，又能够得到更高的利润回报。
叶蓉：这次采访您，有一些资料是希望慈善基金会提供的。那天就碰到一件小事，你们的工作人员把资料快递给我们后，马上打一个电话跟我们编导说，对不起，这个快递费要由你们剧组来出，说我们慈善基金会没有这笔费用。听了这个小故事，编导们很受感动。守着这么一大笔财富，但谁也没想到基金会竟是如此的自律。
陈铁迪：我不太了解这件事，你今天跟我讲了以后，我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的理解。在基金会应该说我们是非常注意节俭的。虽然我们的成本也要打入整个资金的运作过程，但是我们尽量地节省。像现在最近出来的一个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我们可以有小于10％的成本，而我们现在的成本只占6％左右。我之所以感觉到在慈善基金会做工作越做越有劲儿，也就在于我们有一批有爱心、有奉献精神的同志们。慈善基金会的会长、副会长完全都是义工，不拿分文的，但是他们有最大的热忱，所以我们在一起合作就觉得非常高兴。现在我们办公室只有十个人是有编制的，还有大概十几个是退休以后返聘的，大部分人都是一些无私奉献的。像你大概也是我们的义工吧？
叶蓉：能为慈善基金会做一点事我感到很荣幸。
陈铁迪：在我们举办的很多晚会或者活动上，您都在那儿主持。
叶蓉：我觉得这是个受教育的过程。
陈铁迪：就是有你们那么一大批人为我们的慈善工作降低成本，这也是体现了一种爱心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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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铁迪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3）
慈善事业任重道远
叶蓉：在慈善基金会会长的岗位上您也工作了十年了，如果要问您感触最深的一次救助经历，您觉得是哪件事？
陈铁迪：当我们走进贫困家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还有那么多老百姓身在困难之中，特别是有一些人虽然有基本的最低生活保障，但当他们生病的时候就倾家荡产，没法得到应有的治疗。虽然我们每一次去慰问送给他们的钱都不多，但是都会受到他们很真诚的感谢。我觉得要说事例那就很多了。我们每年都要给市里的劳动模范送慰问金，这些劳模他们都是50年代、60年代对国家非常有贡献的人。特别在那些年代里，他们都是让房子给别人住，工资不要求增加，都是在奉献。而当他们老了以后，我们去看他们，他们在生病的时候是很困难的。虽然现在我知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总工会都对他们有很大的支持，但我觉得他们需要社会更多的关心。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他们这样老了、有困难的时候，应该更多地使他们过上平常人的生活，而不至于陷入一种贫困交加当中。有一次我去看一家人，他们是祖孙三代，但是这三代都不是一个姓，他们是重新组合的家庭，而这个家庭的主人公是在大火中抢救国家财产致残的一位中年人。他现在虽然很困难，靠救济过日子，但他也领养了一个孤儿，还有一个老太也是和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我们每次去帮助他的时候，感到他家里的确很困难，家徒四壁，但是他还是有一颗爱心，他们家里充满着温馨。当他稍微有一点点小的积累的时候，他还经常到我们基金会来捐助。听说在抗击“非典”的时候，他还捐了200块钱。有些人并没有钱，或者说他自己还处在贫困当中，但是他仍然有这份爱心，只要有一点点可能的时候，他都会为社会作出奉献。这种精神令我非常感动。
叶蓉：跟您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受鼓舞、受教育的过程。如果要让我谈对您的印象，我感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德高望重，平易近人”。
陈铁迪：没有，这个谈不上，谈不上，很平凡的。
叶蓉：如果说请您在我们的节目的最后谈一谈您还有什么样的人生梦想，您能告诉我们吗？
陈铁迪：对我个人我没有什么。“世博会”不是有一个主题嘛，叫“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我觉得慈善事业就是这座城市当中的一条彩虹，我希望我们全社会更多的人用他们的爱心来编织它，使它更加绚丽。就像最近市委号召的，我们要使我们上海成为一座友善的城市。那这种爱心的飞扬我想能够使它做到这一点。
叶蓉：您觉得是不是我们的慈善事业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陈铁迪：真的是任重而道远啊！
叶蓉：您说的“任重道远”四个字特别好。我觉得慈善托起的不仅仅是社会上弱势群体的生活的希望，它更多地承载着一种道德的力量，闪动着人性的光辉。刚才听了您的讲述，我觉得是让我们领略到了另外一种财富。您和您的同事们一起为之奋斗的应该说是另外一种财富人生。
升华
对于陈铁迪，我不陌生。她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会长，我是基金会的宣传大使，今年又增补为基金会的理事。但过去的接触，都只是在工作之中。
这些年来，上海人对慈善事业是越来越熟悉了。这里，倾注着陈铁迪和基金会人员的辛勤劳动。
在节目中，我请她讲一次印象最深的捐赠。陈铁迪说，太多了。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哽咽。我又问道：为什么说到慈善事业，你的情绪会这么激动？
没想到，陈铁迪的眼泪流了下来。
“不要录了。”她说。
我不知道她流泪的原因，但我知道她是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我要感谢这位可爱可亲的老人，她提升了我们对财富的理解，更加明白了财富对于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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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雪兰美国通用汽车副总裁（1）
1935年生于上海一个外交世家。父亲杨光泩曾任中国政府驻菲律宾总领事，在太平洋战争中恪尽职守，英勇不屈，最后被日寇秘密杀害。继父顾维钧被誉为“中华民国外交第一人”，在巴黎和会上舌战群雄，代表中国第一次向西方列强说“不”，改写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历史。
1955年，毕业于美国名校威理斯女子学院，获得威理斯女子学院杰出校友奖。毕业后步入广告界，在美国著名的Grey广告公司工作了20余年。她的一个创意曾帮助福特汽车将一款无人问津的花斑纹小轿车卖出100余万辆，创下福特单一车型的销售纪录。被美国广告联合会评为“年度广告风云人物”。
1983年，47岁的杨雪兰引起美国通用汽车的注意。这家从来不挖人的保守企业居然用了六年时间邀请杨雪兰加盟。
1989年，已是Grey广告公司执行副总裁的杨雪兰空降通用，担任通用汽车副总裁，成为这家公司历史上惟一的华裔副总裁。
1989年—2000年，她领导和参与了通用汽车在中国投资20亿美元的“别克”轿车和沈阳的“金杯雪佛莱”卡车项目。由她全力促成的上海通用创造出当年开工当年盈利6。1亿元的车坛奇迹。
1989年，杨雪兰与贝聿明、马友友等著名华人一起创办美籍华人组织“百人委员会”，致力于中美艺术和教育交流。杨雪兰是“百人会”的常务理事和前任主席，并任“百人会文化协会”总裁。
2002年，促成帕尔曼上海之旅。
此外，杨雪兰还曾担任贝尔大西洋公司、假日酒店集团、美洲银行和达顿德逊公司的董事会董事、纽约证券交易所提名委员会副主席。
在中国，杨雪兰是清华、同济等大学的名誉教授；在美国，她是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麻州菲利浦斯学院的董事。
一位华裔女性的人生故事与成功之路就是这样在杨雪兰的手中演绎得如此传奇。
不做广告人，就做经理人
通用汽车的中国之旅
叶蓉：杨雪兰女士您好，在节目开始前给您讲个故事。在2000年；上海主要的新闻媒体举办了一次2000年西部行活动，我也是采访团中的一员。我们从上海的人民广场出发一直到了新疆的霍尔果斯，行程10000多公里，就是上海通用刚刚下线的别克旅行车陪伴着我们这个团队一起风餐露宿的。
杨雪兰：这件事我知道。
叶蓉：但我没想到几年后能够恰好有机会采访到这位当初把通用汽车引进到中国的这位企业家。
杨雪兰：我也非常荣幸。
叶蓉：但是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作为全球汽车制造业的老大的通用汽车进入中国是在1997年，而早在1984年德国大众就已经来中国了。为什么在中国的大街上满地跑的都是桑塔纳的时候，通用汽车才姗姗到来？
杨雪兰：其实通用汽车早在1989年的时候就来中国考察过。那时我刚刚进入通用不久，当时美国的汽车工业受到日本的冲击非常大。应该说，那时通用汽车的家门口都着火了，正全力应付日本企业的竞争。
叶蓉：也顾不上这个市场了。
杨雪兰：后来，我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一位领导和我说，你们通用汽车是所有来中国考察的企业中第一个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