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蓉:也顾不上这个市场了。
杨雪兰:后来,我有一次在北京开会,一位领导和我说,你们通用汽车是所有来中国考察的企业中第一个提出“合资企业”这个概念的。他说,那时听说这个合资概念都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合资。但是后来通用看了一下就走了没有进来,很可惜。
叶蓉:我们也知道这是到了后来,通用汽车到了90年代中期才开始和中国谈判。那这个谈判进展得是不是特别顺利?
杨雪兰:当然挑战很大了,因为每一个汽车公司都想进来。中国那时候已经认清了这个市场,所以在1993年中国宣布,就是那个时候的五年计划,他们会允许最后一个大项目进来。每一个公司都想进来,我们也想,但是我们已经晚了。你也讲了,虽然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但是别的公司竞争力也很强。他们有日本的公司、德国的公司还有美国的公司。
叶蓉:您当时就直接介入这场谈判了吗?
杨雪兰:并不是这样。当时我是负责通用汽车消费市场的副总裁。与中国的谈判是由国际部门来负责的。我们的国际部门在欧洲。由于我是华人的缘故,接待起中方客人来比较方便,另外在中国还有些熟人,所以我也就开始参与。但说实话,我的参与让国际部门的同事不开心了。因为我对国内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有些美国式的工作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了我就要讲,我一讲自然就有人感觉好像干预了他的工作。
叶蓉:对。
杨雪兰:这个就很困难,所以最后我就给通用汽车全球总裁发了一封信,就是问他我可不可以跟他开一个五分钟的会议。我有一些很简单的问题问你,你可不可以指点我一下。我的办公室是在美国通用14楼,这个14楼是大家看了害怕的,因为总裁啊一些高管都在这一层。通用最高的领导他要从我门口经过。后来他进来了,我就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和他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对通用汽车来说有多重要。如果通用认为中国并不重要,那我们只是想赚一点钱的话,我不会参与。但是如果通用汽车公司把中国列入未来的发展战略的话,我就有很多话要跟你讲。他说当然是一种发展战略。后来我和他说了很多关于我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后来我就开始真正参与这项工作。
叶蓉:什么时候通用总部让您来负责跟中方谈判?
杨雪兰:这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通用汽车这样保守的公司,是不可能突然间会有一个很大的人事变动的。通用总部派了一位总裁全权代表通用,另外安排了一个副总裁就是我。我的职责就是在美国组织各方面的知识、各方面的实力去帮助推动中国这个项目。
叶蓉:这样一个合作牵涉面是非常广的。
杨雪兰:在美国你要做一个项目,很直接,我跟你就是一条线,但是在中国好像是个蜘蛛网,有很多人相关,而且每一个部门的影响对最终的结果都有影响,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你要费时间去和技术方面的一些领导、政治方面的一些领导、经济方面的一些领导都要去碰一碰,让他们都感觉这是一个适合的项目。
叶蓉:现在你回头看,你认为通用能够击败竞争对手靠的是什么?
杨雪兰:我觉得是我们的战略。我们最先注重的就是中国有什么样的要求,这和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的战略是想作为中国最好的伙伴帮助中国的整个汽车行业发展,这个战略是双赢的一种战略。这与平时我们进入一个国家,抢占一个市场,建立一个项目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理念就是说,如果中国觉得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在这个整个行业发展的时候,我们能够拿出最好的技术和生产线一起合作。
叶蓉:但我们也知道这个项目给通用带来了极大的利润,就像您刚才向您的一个上司发问的一样,中国这个市场到底对通用意味着什么?我有一个数据,去年上海通用的盈利占到了通用全球盈利的14%。
杨雪兰:对。
共同的气节
叶蓉:您跟上海特别有渊源,因为您出生于上海,也是上海人。最初是怎样离开上海的呢?
杨雪兰:我的父亲杨光泩是外交官,他其实是在各国工作,刚巧我出生时他刚回国。我两岁就离开了中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杨雪兰美国通用汽车副总裁(2)
叶蓉:谈到您的父亲可能要谈到您童年的回忆。
杨雪兰:他当时是中国在菲律宾的总领事,后来战争爆发了,日本人来了。1941年12月8号,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当时美军撤退的时候,他们就烧毁战船。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都是一片火海。经常有空袭警报,我们只能睡在床底下,热的要命,这样的日子大约维持了三四个礼拜。
叶蓉:父亲为什么没有带着你们全家离开这个战场呢?
杨雪兰:美国的外交官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到澳大利亚去避难。但是父亲说我是中国人,在菲律宾还有很多一起工作的同事,还有很多华人,我是他们的领导,我不能离开。
叶蓉:可能其他的华人未必有这样的机会。
杨雪兰:他觉得他不能走,这是他自己的决定。
叶蓉:您还记得父亲离开的那个清晨吗?
杨雪兰:到了1月份,日本人进来了,我记得我们在吃早餐。我是小孩子,看到这种人很奇怪的,因为日本人的脚上都是包起来的,走着正步。那一天忽然有两个日本兵进来,拿着一张纸,说我爸爸被逮捕了。当时我觉得父亲好像早就准备好了,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马上回到房间里,箱子已经准备好了,他出来,然后就走了,被关进了监狱。这个监狱在一个河旁边,河里涨水时犯人们就泡在水里,叫水牢。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消息很多,我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希望父亲劝说当地的华人和日本人合作。另外,父亲捐献了很多的钱帮助抗日。所以日本人最后把他们杀害了。其实在战争中也是不应该杀害外交官的。
叶蓉:那时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会再见到父亲?
杨雪兰: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希望里。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知道,早在1942年4月份他们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到这件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爸爸不要,睁着眼睛看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他的心叫他们再打,就这么样死了。
叶蓉:真是有气节的一位中国人。
杨雪兰:现在的南京雨花台还有他们七位烈士的墓,是合葬在一起的。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坐了24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3000多人。
叶蓉:就像一个难民船。
杨雪兰:在美国最早的生活非常艰苦,没有水我们自己打井,没有电我们用蜡烛,没有面粉,什么东西都是米粉做的,很难吃。我记得母亲自己种菜,自己施肥。
叶蓉:可能我们很多的观众不太清楚,您母亲不但是复旦的校花,当时在旧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大美女,早年上海滩老九章绸缎庄的大小姐,您的外祖父严信厚是和胡雪岩一起做生意的,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
杨雪兰:我母亲她是一个美女,她每一天都有一件新衣服,因为她家里就有几个裁缝。我是1979年才知道母亲是一个怎样的美女的。那是我第一次回国,我的姑父带我去看一个老朋友,很黑的很脏的一个老房子,夏天热得不得了,电扇都没有。一个老头儿自己扇着扇子,穿着背心短裤,我想他肯定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姑父就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她是严幼韵的女儿。哦,忽然间他的脸慢慢地亮起来了,他说你是不是84的女儿啊?84是我母亲的车子的牌照号码。他们都知道她是84,爱丽丝,所以她的小名就是84,不认识,但是认识她的车子。她自己会开车子,也有个司机。老头儿说,她上学时我们一些男同学每一天在学校门口等她,希望她会过来,我们可以看见。
叶蓉:这应该是上世纪20年代初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位老人还念念不忘。您母亲曾是这样的养尊处优,忽然有一天要她带着年幼的女儿踏上陌生的国度,她怎么开始自己的生活?
杨雪兰:当时正在筹备建立联合国,她认识一位外交官,她打电话问有没有一些工作可以做。这位朋友说,你是不可能工作的,要早上起来,晚上下班,你怎么会工作?后来她就进入联合国工作15年。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有她的工作。
叶蓉:1958年,您母亲嫁给了有着“民国外交第一人”之称的顾维钧先生。在您的印象中,顾维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杨雪兰:他和我们在一起时从来不讲政治,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比如说他过生日,他会像儿童一样开那种Party。记得有一年我们请了小狗,他喜欢动物,这种小狗会表演的,他很高兴。但是每一年我们都要想到他要过生日了,我们就要在怎么好玩上动脑筋。
叶蓉:他有没有和您谈过巴黎和会的事情?
杨雪兰:没有,这些事情他从来不讲的。他对我最有影响的就是,他不管和谁,跟高层的人跟低层的人他的态度总是一样的。他会和司机去谈话,跟餐馆里的服务员谈话,他没有架子的。不做广告人,就做经理人
叶蓉:我知道您当时进格雷广告公司的时候就是一个普通职员,但是当您离开的时候您已经是执行副总裁,您是怎么做到的?
杨雪兰:我在这个部门里头做得非常好,大家也都知道,可是每当我的老板调动或者升职后就会又来一个新的老板,后来不成功走掉了,会又来一个。我总是在下面。
叶蓉:这就是看不见的天花板。
杨雪兰:对,我也没有想是什么原因,只觉得可能我的经验还不够。但有一天我的一个同事,他是一个副总裁,位置比较高。他就说,哎呀!我今天想介绍你做我们广告公司在广告学会的代表,对方说,你如果不是一个女性,你肯定是这个部门的领导。啊?我说因为我是女性,我就不能做这个领导,我真没想到。
叶蓉:这才意识到是性别的原因。
杨雪兰:其实他是好心才会讲出来。所以后来老板还是一直在改改改,换换换,后来我索性就离开了。离开了大概一年吧,他们忽然打电话来,他们说又换了领导,又没有领导了,还是那个部门。他们说我们很久以前没有看清楚,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你还是来做我们部门的领导比较好,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叶蓉:通用汽车的用人之道向来是进一个大学生就要工作一辈子,通用很少挖人,高层都是一步步做起,直到退休。但我听说保守的通用汽车为了挖你花了整整六年的时间?
杨雪兰:在做广告时我最擅长的就是汽车广告,后来也是运气,我做了一个公司的董事。有一次,我和同在一个公司做董事的通用公司高层一起乘车到机场。一路上我们就闲谈,我们谈汽车方面的事情就自然比较多一些,就会说到通用汽车销售方面的一些问题。后来他对我比较赏识吧。
叶蓉:他赏识您哪一点?
杨雪兰:我说,通用汽车在营销上其实很少从顾客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而且不改正。通用汽车目前最需要的是要谦虚,你要听你的用户的要求,而不是你的要求。你可能喜欢绿的,人家不喜欢绿的,他们要喜欢白的,你要听他们的,要不然你不会成功的。
叶蓉:观众们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汽车制造业,这是男性独霸的决斗场,女性就是靠边站,根本或者说永远没有机会走上舞台的。
杨雪兰:对。
叶蓉:但是您进入了这个领地,而且是干出了一番事业。在通用的历史上能够做到女性副总裁的,在100多年的历史中可能不多吧?您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是惟一的华人女性。
杨雪兰:到现在可能女性也不是很多吧。
叶蓉:您刚才谈到人生梦想,如果做个外交官不可能了,那么就是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贡献。三年前退休后,我知道您现在可能还要忙。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百人委员会,像陈香梅、贝聿明、何大一、马友友、杨致远都是百人会的成员。您是百人会的发起人之一,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创办的初衷?
杨雪兰: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组织,能让美国人听到我们华人的声音。另外,我们可以帮助中美在文化艺术、教育交流方面做出一些工作。我们中国现在发展得这么快,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差距很大,一定要有一些沟通。如果中国不太了解美国,美国人也不太了解中国人,就会容易出问题。这个沟通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艺术是没有国境、没有种族的。通过艺术的交流,两国人可以非常愉快地沟通。帕尔曼是一个例子,去年我们有一个叫艺术家周,我们不单单是做演出,大师班演出以外还有媒体,要让很多人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准备让黄豆豆跟美国有名的舞蹈家一起合作演出,两国的孩子也可以互相学习。
杨雪兰讲了些什么
录制杨雪兰访谈的第二天,我去了北京。在那儿碰到一位朋友,原来也是在通用工作的。听说我采访了杨雪兰,顿时,眼睛亮了起来。忙问:杨雪兰讲了些什么?她是怎么告诉你的?
听完了我的回答,他说:老太太是很厉害的。她一讲话,老外都没声音了。
杨雪兰是强硬的。不然的话,她怎能在向来是男人称雄的汽车制造王国立足,并身居领导高位。但她给我一种更为强烈的感觉,那就是:大家风范,贵气十足。在她的身上,流淌和交融着两股如此质地鲜明的血液;一个是相传了父亲外交家的风范,另一个是继承了母亲大户人家的贵气。
我们就看她在运作通用进入中国这一片段,莫不就像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研判是目光远大,合作是求大同存小异,处理是纲举目张。其间又挟着高贵,带着优雅。正是因为具有了内涵,高贵才有了力量;正是由于拥有了底气,优雅才更显风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