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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的幕后
叶蓉：有些人并不是特别认同您这个榜，他们认为您根本不了解中国人的理财习惯，同时也有人质疑您统计的依据是否得当，您可能也在网上看到过这些质疑，在这里想回应吗？
胡润：其实任何人都永远无从知道一个富豪真实的财富，除非他自己告诉你，所以我觉得，编制一个富豪榜，最关键在两块，第一，是怎么找到这些人，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些人；然后，你在动脑筋去计算他的个人财富，其实很多富豪也不见得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钱。今天早上，我就听到一个企业家告诉我，其实你算得很准，只是你的算法和国内的算法有点不一样。
叶蓉：那您能不能讲一下您的算法到底是依据什么？
胡润：计算的准确与否是相对的，如果这个富豪有上市公司，那么就比较好计算，因为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都是公开的，我们可以用公司当时的市值来计算；但是，现在非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好计算了，因为越来越多的行业，在不断地发生并购活动，那么你很容易从这个公司被收购的价钱来进行计算，有时，你也可以从这个公司的竞争对手那里得到你想要的资讯。
叶蓉：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在今天的中国，您要经商的话，这个透明度是越来越高了。
胡润：透明度肯定越来越高了，但是永远存在这个问题，你永远找不到所有的富豪，我们知道一定还是漏了一些人，不过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只能尽量，而且我有耐心，我可以慢慢来！
叶蓉：如果说，六年前的胡润来到我们视野中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无数个到中国来工作的外国人一样，那么今天您已经成为了一个媒体的宠儿，应该说极具知名度，您觉得这样的局面对您的工作是有利还是不利？
胡润：其实是有利有弊的，六年前，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这个榜是什么意思的，也没有人认识我，那么，我如果能找到那个富豪本人的话，他也不太害怕说，甚至会说很多，但是今天是不一样了，特别在企业家这个圈内，他们听说过我们这个榜，也知道我，有些人可能在考虑怎么利用这个榜，但也有可能有些人在考虑尽量避开我们，不接触我们，因为他不希望出名！
叶蓉：您有没有碰到过，有人要求您，无论如何都不要让他上榜？
胡润：应该说有蛮多人都不愿意上榜，但是他们的沟通方式都不一样。2000年的时候，华为的任正非不愿意上榜，不知道发了多少律师函给我。当时的压力确实蛮大的。我觉得基本上90％的人都不愿意上榜，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比如，他们的背景里面可能真的有一些大的问题。真正很低调的人，仅仅只是因为不愿意出名的富豪，在我看来最多只有10％。
叶蓉：那么，反过来看，有没有人托关系、找路子到您这儿来求你帮忙，要求上榜，这样的事情有吗？
胡润：以往几年，每年都有的，但是今年是第一次没有。有自己主动找我的，也有通过第三方朋友来游说的。
叶蓉：那您有没有网开一面？
胡润：这其中，最多也就三分之一才是够格的，三分之二只是想通过上榜营销自己或是营销自己的公司，他们的财富根本不够。
叶蓉：那你有没有碰到过很尴尬的时候，比如说想要采访一个富豪，核实资产而被拒绝。
胡润：怎么说，但是这是很正常的。最近我参加了一个晚会，在这个晚会上，据说有一个做得很大的地产商，当我把名片给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忘带名片了。但是我知道，他身上有名片。我把这种现象看作比较好玩的，因为我也能理解他的想法，慢慢做，我有耐心的。
叶蓉：那作为一个外国人，做这样一个工作，您觉得以您现在这样一个身份，带来的更多的是方便还是更多的不容易？
胡润：两方面都有，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可以用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同时因为我不是中国人，我很多东西没法了解得很深入的。
由兴趣开始的创业
叶蓉：在做这个榜之前，您好像是安达信的一个会计师？
胡润：对，我在安达信一共待了七年，其中第五六年，我在上海工作，那个时候我和安达信的合同也即将到期，我觉得我应该利用自己在中国那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做一些事情，当然，我觉得我的汉语也不错。想到编制排行榜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念头，后来，有了一些计划后，便给当时世界上比较有名的三本杂志发出了提案，《福布斯》是最早回信的。
叶蓉：那么最开始你和《福布斯》是怎样的一个合作关系？
胡润：自由调研员！
叶蓉：自由调研员，你不是他的雇员？
胡润：我从来都不算他们的雇员！
叶蓉：从来不是！
胡润：我只是写了一个蛮好玩的稿子，或者说是一个分析报告，然后他们就出版了，他们按照字数算了钱，就结束了。
叶蓉：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福布斯》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家族企业，他们一共是五兄弟，那你在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你见过他们五兄弟吗？
胡润：哎呀；（笑）这个，我觉得我见了这么多企业家们，但是从来没有碰到过《福布斯》的五个兄弟，对不起，应该算是一个失败了，没有见过！
叶蓉：当时《福布斯》和你解除合作关系是因为什么？
胡润：关键在当时，他们的想法这只是一个短期的工作，其实，他们支付的稿酬根本不足以应付我把这个工作当作一个事业来做。你不可能长期做下去，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是比较短期的。
叶蓉：他们难道支付的稿费不足以维持您一年的生计吗？
胡润：对，因为这个稿费真的很低，第一年，我记得是两三千美金左右，在英国你一个字能赚一个美金算蛮好的，而且，当时，我在安达信工作，薪水很高，所以，当时我不是很在乎钱的，随便你给多少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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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欧洲货币机构公司总裁（2）
叶蓉：那么，当时您的访问团队，他们的费用开支是谁来承担的呢？
胡润：都是自己的，我找到了一些朋友的朋友，然后他们就临时在暑假的时候帮我一点忙，他们都觉得这个工作蛮有意义的，蛮好玩的，他们自己也可以从中学很多东西。
叶蓉：但是当您离开《福布斯》，只能用胡润的名义来发布百富榜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困难？
胡润：我觉得不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榜本身就是我创造的，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毕竟我们做到第六年了，在这个行业内，也被大家所认可了。虽然，去年福布斯自己也第一次在中国开始做了起来，但是我们要做得比他们好，比他们早，比他们更有权威性。
叶蓉：您现在还有一个合作者，欧洲货币组织？
胡润：对！欧洲货币组织，在欧洲金融界算最有名的，而且也是最好的，是全球性的一份专业杂志，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体现资本领导力的时代，一个企业家，当他做到一定的规模以后，他没法不做资本市场，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企业家们要去上市的道理，我们今年百富榜上有58个人，他们控制80个上市公司。所以，欧洲货币组织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优势，他们也想发现中国的这些趋势。其实，中国的富豪要加入国际资本市场，融入国际家庭，因此，我觉得欧洲货币组织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平台！
叶蓉：你们现在的合作关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胡润：这是一个正式的，我们应该算是跟他们长期合作。
叶蓉：那您现在是他们的雇员了吗？
胡润：对！对！我们现在所有的工作都和欧洲货币组织在一起操作的。
叶蓉：如果说回过头来看您这六年的创业过程，您觉得最艰难的时候是在哪一段？
胡润：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这个排行榜是杀猪榜！（大笑）其实，我觉得每年都有不同的困难，第一年最大的困难就是没人知道这个榜，没人听说过《福布斯》这个杂志，到了第二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在国内知道的，因为我们第一年没有在国内公布的，第二年才在国内公布的。到了第三年，我们碰到了更大的困难，因为，据说朱镕基总理看了我们的榜，也看了那个纳税榜，认为这些上榜的富豪税收很不正常，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就劝我说，你今年就最好不做这个榜了，放弃吧，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做下来了。还有一次蛮困难的就是，2000年的时候，有一个企业家特别不愿意上榜，然后发了不知道多少封律师函给我，也通过他的公共关系部门跟我们接触了很多次，但是我们后来还是把他写上去了，排在第三名，就是那个华为的任正非。
胡润的身价
叶蓉：我在想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你的身价？如果排在百富榜里应该在哪一个位置上？
胡润：哈哈！我的？我一定不会把我自己写在这个榜上，首先我的资产绝对不够，而且即便够的话，我肯定也不会把我自己写上去的！
叶蓉：为什么？
胡润：不知道，因为这是自己在从事编辑的事情，也许会有很多偏见的，但是这是开玩笑的，绝对排不上的，我没有做亿万富翁的梦想，但是我的梦想还是要把排行榜这个事业做得更稳健！
叶蓉：您出生在英国吗？
胡润：不！应该说，我是出生在卢森堡，卢森堡是欧洲的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我父母，两个都是英国人，应该说我们家三代之前，在利兹这个城市是做地产的，据说做得不错，但这个是好久之前了，后来我们的家族就跑到印度去了，在那里做过一段时间老师，后来又回到英国的，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人家问我你是哪里人，我会说我是英国人，但是在卢森堡出生的。
叶蓉：那您最后的婚姻还是选择自己的老乡，对不对？听说也是英国人？
胡润：对！
叶蓉：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外界揣测说，胡润取了一个上海太太！
胡润：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怎么知道的？这是哪里来的一个消息？其实，我第一次见我太太，应该是在五年之前，在英国的一个圣诞节晚会上。那年我正好住在英国，在英国，特别是12月份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星期，特别好玩，有很多圣诞节的晚会，非常活跃，当时彼此认识了，互相感觉都很好！但是很难，因为她留在英国，而我要到中国来工作，这样分离的局面维持了接近两年，就觉得这样子不行，于是便订婚了。
叶蓉：您现在是把家安在了上海？
胡润：对，应该说我现在算是一个新上海人了！
叶蓉：孩子有多大？
胡润：一岁了！
叶蓉：刚才聊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一直在注意您的表情，因为，这样的对话，对于中国人来讲可能就叫聊家常，我不知道这在英国算不算冒犯隐私？
胡润：其实，我们谈的还不是很多，没有关系，我觉得谈太太的事情，还是蛮正常的，可以谈一点点！
为什么是老外排的榜
胡润的排行榜是六年前问世的。不管是“杀猪榜”，还是什么“查税榜”；过去的中国没有这样的榜。
中国人不是不搞排行榜，只是过去不按个人兜里的铜钱多少来排序论座。中国以往的排行榜，一个是按文化考试的成绩好坏，打唐太宗建科举制度起就有了状元、榜眼和探花的排名。另一个是按武艺高低排就与文科相应的武状元等，还有世人熟悉的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排行榜。
给中国内地有钱人排座次，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在全党全国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之后。一个抑商的社会、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是不需要为赚钱好汉排队的。有这样的榜，无疑是个进步；但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对社会经济有切实推动、对人的成长有实在帮助的创富英雄榜。
眼下，这样的排行榜是越发地多了起来，有媒体评的，大学排的……可着了先鞭的，却是一个来自英国的老外；当初，怎么就没有中国人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愿是不要再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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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丰管理咨询董事（1）
张燕夫宏丰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常务董事
1953年，出生于中国台北一个普通的家庭。
1988年，第一次来到大陆。5年后，张燕夫举家迁到上海，开始了“新上海人”的生活。
2002年5月，加入宏丰洋酒公司，出任轩尼诗祖国大陆营销首席代表、宏丰洋酒董事长。负责轩尼诗等世界顶级品牌洋酒在中国的首席营销工作。之前，曾受聘于全球著名的品牌企业。
老天会心疼认真的人
我的上海情结
叶蓉：如果按照时下一个非常时髦的定义，您是从台湾移居到上海，应该是“新上海人”。但我个人并不认为您是一个很新的上海人，因为您在上海都已经十一二年了。
张燕夫：对。我是在1993年来到上海。要用“新”字来代表这个身份，我觉得蛮奇怪的。对我来讲，回到上海我觉得蛮熟悉的。因为我父母是在上海结婚，我哥哥姐姐两个人都是在上海出生，从小就听惯了。以前也看过张爱玲的小说，白先勇的小说。所以，记忆里面都是根据小说里的描写，自己会组织出来一个上海的情景。等到你真的来到上海的时候，你的感觉又不太一样，跟小说里面的情节稍微有些出入。但是，当你接触深入以后，我觉得上海的生活有些时候跟小说里面又很吻合，无论是大家谈话的方式、思路、思考的程式又很接近。
叶蓉：今天好多上海人，其实是父辈或者是祖辈从其他地方到上海。您非常特别，是自己的父母从上海出去到了台湾，应该说对上海是有很深的一种故土的情结。那您第一次回到故乡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当时的感触吗？
张燕夫：我想大概在1988年5月份吧，那个时候也蛮偶然的。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还记得坐在飞机上面刚开始只觉得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