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去美国前还不知道巴菲特，到了美国才捧起巴菲特的书的中国企业家，现在的股市投资理念和实战技巧是可以称得上是“段菲特”了。他告诉我们，一个人最多只能主力投资两三个股票，你要了解和跟踪十几个企业是很难的。他还告诉我们，他投的是闲钱。就是对于巴菲特所言，他也是取其精华；譬如对巴氏所说的“好股票永远没有出手的机会”；“段菲特”就持保留态度。
有着自己独到、科学和坚定的价值标准，人生才会出彩。节目做到现在，像段永平那样穿着短袖体恤上镜的嘉宾还真是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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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1）
孙耀志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51年，生于河南南阳。
1968年，应征入伍。
1972年，想在部队中“混出人样”的孙耀志，由于政审不合格，失去了“提干”和“召飞”两次机会。他失落异常地回到老家。
1979年，来到建厂不到一年时间的宛西药厂，很快从一名政工员升为副厂长。
1984年，经过组织部考核，从药厂调到西峡县经贸委当人事科科长，成为当时西峡县最年轻的科级干部，时年33岁。
1985年3月，受命调回宛西药厂担任党支部书记兼厂长。从这时起，孙耀志开始了重整宛药的艰辛路程。
目前，宛西制药已经从一个亏损小厂演变成为总产值超过12亿人民币的中国中药企业50强之一的现代化企业，孙耀志任董事长。伏牛山上挖宝人
18岁，梦碎军营
叶蓉：我知道您来自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作为南阳人，从小家里可能就会谈到历史上我们这里出了哪些哪些名人，您小时侯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孙耀志：我是在1951年出生的，我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我们国家的那一场政治灾难——文化大革命。学没上成，咋办呢？正好有个机会，我们国家1968年开始征兵，征义务兵，我就报名参军。
叶蓉：好像您这报名参军还是瞒着家里的？
孙耀志：在我们河南，我要去当兵就一定要“混成人”。所谓“混成人”就是要去当个骨干，混成人再回来，就是这种决心。
叶蓉：您在部队好像的确发展得很好，因为刚刚在新兵连的时候，您就已经当上班长了。
孙耀志：1968年3月当兵，由于我在部队表现突出，到部队不到半年，在1968年8月就入党了，当时我只有17周岁。9月份当了副班长，10月份就当上了班长！
叶蓉：那应该说您很受部队领导重用，应该有很好的前途。
孙耀志：当时的动机就是想要干好。通过搞军训，部队要培养我，所以在1969年的10月，部队要提干，要提我当排长。
叶蓉：那不是很好吗？很顺利啊。
孙耀志：按说是很顺利，但是提干的中间，部队要政审。现在我们把“政审”这个词很多都淡忘了，但在60年代，政审特别严。所谓政审，就是调查你的家庭成员和你主要亲属的关系。在政审时，领导推荐、考核都合格，但是到我们河南老家去，经过政审一调查，说我父亲好像有历史问题。现在看来都是诬陷，陷害。
叶蓉：其实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事？
孙耀志：都是无中生有的。由于政审不合格，提干的机会失去了。
叶蓉：您刚刚讲到参军入党的时候只有17岁，这是您人生的第一次挫折？
孙耀志：那个打击应该说是特别大。因为很顺利的时候突然来了当头一棒，当时思想承受能力也是到了极点，那时想到这件事就掉泪，非常悲观，有时感到人生往前走的希望都没有了。
叶蓉：那时候毕竟年幼，心智还没有成熟。
孙耀志：年轻气盛。那个打击特别大。但是总算度过来了，坚持下来了！
叶蓉：我知道您还没有放弃在部队的继续努力。
孙耀志：失去这个机会以后，并没有因此而工作不积极、闹情绪。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机会出现在我面前，就是召飞行员。那是1970年，我们部队是一个师召两个飞行员。其中一个就是我。经过体检，身体合格，进到广州军区沙河空军学院进行三个月培训。后来又到河南政审，还是那个老问题，第二次把我当飞行员的机会给打掉了。这次我在思想上确实有点跨了，身体也有病了，在一次训练后突然发高烧，住进了医院。这是第一次住院，我印象中第二次住院时，在医院里我就要求要复员。
叶蓉：为什么要主动提出复员？
孙耀志：因为我的两次机会都没现实，我不可能在部队当一辈子的兵，部队也不允许你当一辈子的兵。既然在部队没我存在的价值，我必须得换个地方了。
无奈地回归
孙耀志：1977年，我从部队回到地方，到我们县工业物资站工作。1979年3月，我到宛西制药，这时宛西制药建厂才不到一年时间。
叶蓉：厂里当时有多少员工？是什么样的规模？
孙耀志：我去的时候厂里共有69个人，当年产值是100万吧，亏了十几万。
叶蓉：那几年发展得也不好，您中间也离开过它？
孙耀志：我是1979年3月到药厂。去了后先当政工员。1982年开始当副厂长，1984年也是我们国家机构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说要实现“老、中、青三结合”。当时我只有33周岁，在我们县里算年轻干部，所以经过组织部考核，我从我们宛西制药县办药厂调到西峡县经贸委当人事科科长，副科级，成为当时西峡县最年轻的科级干部。
叶蓉：您在邻里之间也算“混成人”了。
孙耀志：对，那个职务确实也很受人尊重，干部职工的调动、提拔，都得通过我去考核，要按现在说那是一个很实权的单位。
叶蓉：那时候再把您调回去当厂长，再好的一个职位也是很难选择的。
孙耀志：是啊，这是1984年8月份调我到经贸委去的，1985年3月12号上午，领导跟我谈话，让我回药厂担任厂长。
叶蓉：这个日子您到现在还记得那么清楚？
孙耀志：对，药厂当时有两大问题：一是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接轨跟不上，产品卖不出去，造成工人没活干放假；二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在人员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班子不团结。
叶蓉：那就影响生产了。
孙耀志：当时在考核这个班子的时候是我考核的，提拔谁去当支部书记、谁去当厂长这都定好的，而且向组织部长汇报我都参与了。名单中都没有我。很突然的，3月12号我们抓工业的副县长和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我上去一坐就知道出问题了，我要回去了。
叶蓉：您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
孙耀志：当时我接受不了。我印象中一个晚上没睡好觉。但是，当时我必须去。因为你是个党员，你必须服从，服从是你的天职。必须服从组织，必须服从调令，服从组织决定，就这样回去了。
重整宛药
孙耀志：确确实实当时也是不愿意回去，但是又没办法必须得回去。回去的时候厂里一塌糊涂，工人发不出工资，我借了50000块钱，先给工人发了工资。当时我们的厂长和书记有矛盾，人心分成两大派，很涣散，好像文化大革命后期分成两个派别，你抠我鼻子我挖你眼，告状成风、无中生有，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搞得一塌糊涂。
叶蓉：厂里生产怎么样？
孙耀志：产品卖不出去，两大派别间还无中生有互相告状，公检法都介入了，也有人被送进公安局或检察院。
叶蓉：人心的涣散最可怕！
孙耀志：对，在这种情况下，我又去找我们县委书记。我说既然叫我回去，你要相信我，先让公检法撤出。我在这企业干了好几年，我清楚人是没有问题的，都是互相陷害。我们县委书记也很支持我，我上午去找他，下午公检法就从厂里撤退了。我就开会让大家换思想，当时不能换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多换思想少换人；第三步是不换思想就换人，大概用了三年的时间。开始的时候，不能责怪中层不能责怪职工，只能多换思想，不换人，这个过程，我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先稳住局面，先抓生产，再搞生产经营。
叶蓉：您当时可能意识到，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心的问题？
孙耀志：我当时回去的时候产值还不到300万，企业不断亏损。最要命的一是人在斗，二是我们产品市场不认可。为啥不认可，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以后，市场上我们没走出去。
我记得我当时回去后没多久，带着我们药厂十多个同志到百泉参加药交会，签了3000块钱的合同。刚开始宛西药厂连百泉会的入场券都没有拿到。当时宛西药厂只是一个县办小药厂，是计划外企业，没有名气。不仅没有拿到入场券，连展室都没有。
叶蓉：那您怎么做生意啊？
孙耀志：住的是地下室，做生意是三个小板凳，不能进会场，就在会场大门口摆个小凳子，搁上几盒药，像在农村搞叫卖。很狼狈很狼狈，也很无奈，但是确实只能那样做。当时搬个小凳子，谁过来都站起来对他说，同志你看我这个六味地黄丸……就这样去推销。100多人的厂，一共才签了3000多块钱的合同。
叶蓉：我知道有一个人，他见证了宛西制药的起步和发展。
孙耀志：我知道，周霖，上海市静安区药材站站长，他是我打开上海市场的一把钥匙。
叶蓉：为什么当时您要把您的产品打到上海？
孙耀志：因为我们的产品，如果上海市场能接受，其他市场就不用我再多做工作了，肯定能接受。上海市场是最难进的，上海市场门槛很高不好进，上海的消费者也很挑剔，要求很高。如果宛西产品能进到上海，全国其他市场就很好进去了，所以我下决心要打进上海，要冲进上海市场。
叶蓉：当时周霖给您指出了产品有问题，要您改。
孙耀志：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是大蜜丸。就跟正月十五吃的元宵那么大，而且是黑的。这个进上海能行吗？所以他提了以后我说一定改，我决定做成浓缩丸，我一定要把浓缩丸做好，把它销到上海来。
叶蓉：以前都是埋头生产不管销售，市场要什么对路产品不知道，我觉得周霖起了一个点播和引见的作用，就很重要了。我知道您当时连夜就赶到了上海。周霖他到现在还记得，他说他也没想到一个厂长书记带着大家住一块多钱的小旅店。
孙耀志：对，住在地下室。早上在南京西路买点蒸馍、包子、咸菜；就这样吃了，中午晚上回去吃点饭。很艰苦很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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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2）
叶蓉：之后我知道您带领您的团队进行了一次“宛药长征”，穿行8个省，到过23个市，长征是艰苦的，而且刚一出征就碰到了一些困难？
孙耀志：那也是在1985年，我带了大概五六个同志到江苏的徐州。一天晚上回饭店的时候，我们打了一个出租车。没想到一场小的纠纷引出了当地一群流氓的围殴。一上来就把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始终没动手，我们几个都没还手。我们往饭店跑，在饭店门口的时候，我印象中有一个人他蹦上来，照我的眼上打了几拳。第一拳打得我什么也看不见；第二拳打得鼻子流血了。当时我穿的是白衬衣，衣服上全是血，这件血衣现在我们工会主席还保存着。当时我们四个人被打得鼻青脸肿、全身都是血，不说面目全非，但确实不是原来的形象了。那天晚上，同志们都很伤心，都很难受，承受不了，几个男子汉抱在一起哭得一塌糊涂。
叶蓉：这种哭可能不是伤痛，而是委屈。
孙耀志：对。但是带着伤，第二天到底是往前走还是回去？我的想法是必须要往前走，你出来是推销药的，产品没卖出去，遇到一点打击就回去，回去以后你怎么跟职工交代？药卖不出去我们那100多工人的生存怎么办？我当了厂长，我得对几百人负责，叫他们得有饭吃，叫他们得有活干，我得对县委、政府负责，是县委、政府相信我叫我干，我必须对他们负责，所以我只能往前走，不管你挨打也好，多长时间不回家也好，这种委屈都必须承受。
叶蓉：宛药长征以后带回的订单有多少？
孙耀志：通过1985年的长征以后，为了供应市场，1986—1988年连续三年的大年三十、正月初一我们都没放过假。
借鸡生蛋
叶蓉：刚才您谈到了一个企业的发展方向。订单有了，资金从哪里来，当时银行给贷款吗？
孙耀志：现在是银行找着给我们贷款，我不要贷。当时没有一家银行给我们贷款，我找银行贷款很难，好多银行不给我贷款。1987年通过多次汇报、多次游说，我们西峡工商银行支行给我贷款12万，当时必须找一个单位给我们担保，我才能拿到钱。但是其他单位不给我担保，他们认为你这个药厂穷得这个样子，给你担保以后，将来我还得给你们承担责任，所以不能担保。
叶蓉：那等于也拿不到这12万。
孙耀志：为了这12万，我跑了大概有10天时间，谁都不理我。最后，我找到我们县委书记。我每天早上七点半之前就到了县委书记办公室门口堵他，前两次他都是下乡没回来，第三次才找到他。因为我去药厂是他坚决要求的，我跟他说这12万要用来搞一个中药自动化设备，我们县委书记很支持我，我就要求他下午给我们协调。于是，我们拿到了第一笔的贷款。第二笔资金是横向联合的100万。到1988年的3月份，又来了第三次吸引资金的机遇。就是1988年；“六味地黄丸”的主要药材山茱萸由于连连遭灾，减产，造成“六味地黄丸”全国供货紧张，供应不上。在这个情况下，1988年上海市药监局的局长谢添寿同志和当时上海市药材公司经理徐锦柏同志来到百泉会。我邀请他们到宛西，到我们伏牛山看看我们的山萸肉，满山遍野的山萸肉药材资源。当时徐锦柏经理讲了几句话，他说我们上海黄浦江的水多、楼多、人多，但我们上海的资源少，尤其是中药材没有资源。当时我就说能不能互相联合，你给我投资100万，我除了供应你上海药材公司六味地黄丸以外，你上海药材公司要的山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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