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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原则是从对社会的整体考虑分析得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越严格越好，越严格越有效率。但是，严格的法律对犯法者公平吗？这就涉及法律制定的第二条原则。
第二条原则是，法律对犯法者的惩罚应以与犯法者给社会或他人造成的危害相等为原则，这就是公平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惩罚太重，对犯法者不公平；而太轻，对社会或他人不公平。
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是很难统一的，法律的制定既要考虑效率原则，又要考虑公平原则，但往往两者难以兼顾。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对这两个原则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更为基本的道德调节
与国家一样，道德也是对某些不合作行动的惩罚机制。这种机制的出现（当然还有国家）使得人类从囚徒困境中走出来。
道德调节的第一个特点是，道德是先于国家产生的。根据历史记载，国家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晚的事情，而在国家出现以前，人类已经经过很长一段历史。
在国家出现以前，以某种权力组织来调节群体是可能的，如部落的存在。然而更为基本的是道德的调节作用。道德先于国家而存在，在上面的例子中，非洲的努埃尔人没有国家，但也调节得很好，这便是道德的作用。
人的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与财产权的概念分不开，没有明确的财产权的地方是不可能有正义的，因而在人类的早期，正义的观念与财产权的观念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人的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产生了道德感，无论是霍布斯还是休谟都这么认为。道德的产生先于国家，而它们的作用都是区分或调节正义与非正义的行为的。
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在《人性论》中认为，人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狮子勇猛、敏捷，羊、牛虽不具备这些条件，但它们食量也不大，而人身体软弱但需求很大，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只有依赖于社会。在社会中人有了力量、能力和安全。但是社会是如何合作的？休谟叙述了从两性的吸引到亲情关系，再到道德感的产生。道德感自然地使得人们对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行为谴责或者对不道德的人不采取合作，从而使得不道德的人遭受损失。这样，社会上不道德的行为就会受到抑制。
因此只要社会形成了道德或不道德，或者正义或非正义的观念，就自动地产生了调节作用。我们说，这种调节机制是非中心化的，即它不是通过某个建立起来的中心化的组织来实施的。
道德调节无须成本，这是道德调节的第二个特点。道德感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它无须成本维持。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也是不花成本的。
道德调节的第三个特点是，道德的调节存在着局限。它对不道德的行为的抑制是有限度的，当不道德的行为带来的利益大于道德的满足时，道德的作用便失效。捡到别人掉的东西还给失主是道德行为，一方面捡到者有道德满足感，另一方面会受到社会的表扬；如果不送回失主并被发现的话，则会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捡到的是一大笔钱，捡到者对是否还回给失主将有所疑虑，因为他道德的满足感或可能承受的谴责小于他捡到这笔钱的获利。另外一个例子是，自古有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然而这与法律的实施相联系，在没有国家、没有组织的原始社会，我们假定这时是单个人的社会，如果有力量的人杀了人，有谁对其惩罚呢？人们可以谴责这种行为，认为它是不道德的，但没有力量对之惩罚。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便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产生，以弥补道德调节的不足。
哪种策略更能赢？
假定我们的社会已经形成约束行动者的道德规范。如果对不道德的行为不能产生即时的惩罚，不道德的行为在社会中往往能给行为者带来好处。这表现在一次性的非合作的博弈中，行为者理性地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但是，如果存在重复博弈，参与者之间对不合作行为就会形成惩罚机制。
对囚徒困境进行无限次的重复博弈，什么样的策略会赢？
甲乙不合作合作不合作（1，1）（4，0）合作（0，4）（2，2）
假定第一步双方均采取合作的策略，第二步有人采取不合作策略，而对方采取合作策略，采取不合作策略的人将有支付4，采取合作策略的人将有支付0。采取合作策略的人感觉自己不合算，他在第三步也会采取不合作策略。此时双方有可能进入均采取不合作策略的重复性的囚徒困境。因此，在第二步，采取不合作策略的人会考虑这样的结果。
这里涉及参与者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对方的不合作策略。在博弈论里，有两个著名的策略。
如果一方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另一方随即也采取不合作策略并且永远采取不合作策略，在博弈论里面称之为触发策略，或称冷酷策略，英文叫trigger strategy。
如果对方知道你的策略是触发策略，那么对方将不敢采取不合作策略，因为一旦他采取了不合作策略，双方便永远进入不合作的困境。因此，只要有人采取触发策略，那么双方均愿意采取合作策略。但是这个策略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双方存在误解，或者由于一方发生选择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无意的，那么结果将是双方均采取不合作的策略。也就是说，这种策略不给对方一个改正错误或解释错误的机会。
第二种策略是，若你采取不合作策略，我也采取不合作策略，但是如果你采取了合作策略，我也采取合作策略。这叫“一报还一报”策略，或者称之为“针锋相对”，英文叫titfortat。美国密执安大学的罗伯特·埃克斯罗德（Robert Axerold）主持了一次计算机比赛，看谁写出来的程序能够赢。参加者有政治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他们都详细研究过囚徒困境。获胜者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拉波波特写出的titfortat策略。这个程序非常简单：第一步采取合作，接着对方采取什么策略，他便跟着做什么。
当然有多种策略，如对方采取了不合作，但自己永远采取合作策略，这个策略可以叫做“以德报怨”策略。这个策略对行动者最为不利，因为对方知道你采取这种策略，他会永远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因而理性的人是不会采取这种“以德报怨”策略的。然而，极端道德的人是超越理性的限制的，此时他会采取“以德报怨”策略。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基督说：“爱你的敌人。”他们爱一切人而不会计算他爱的行动会给他带来利益或灾难，而是希望他的行动感化众生。
如果是有限次的囚徒困境，那么情况就不同于上述无限次的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当临近博弈的终点时，采取不合作策略的可能性加大，如果参与人以前的所有策略均为合作策略，并且被告知下一次博弈是最后一次，那么双方肯定采取不合作的策略。
这可以解释许多商业行为。一次性的买卖往往发生在双方以后不再有买卖机会的时候，尽量谋取高利并且带欺骗性是其特点。而靠“熟客”、“回头客”便是通过薄利行为使得双方能继续合作下去。
道德作为“文化基因”的遗传与变异
道德产生之后，它成了“文化基因”，它与基因一样可以遗传。学者达维肯斯（R。 Dawkins）发明了一个词meme，它与gene（基因）相对应，指某一群体的文化上的特质，或者说是文化基因。武汉大学的朱志方博士在《社会决策论》中将之翻译成模因，以与基因相对。文化基因（meme）有记忆和模仿的特征。
说道德是文化基因，因为它与遗传物质的基因有许多相同之处，它可以复制、遗传及变
异。
首先，道德可以遗传。道德的遗传通过“教—学”的关系来完成的。父母及周边的人通过其行为不自觉地将道德传给了子女，各种教育机构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传递德道规范。一代又一代，在学习过程中继承了前辈形成的道德。
其次，道德可以变异。变异意味着进化，惟有变异才能进化。道德是人类集体行动时面临集体行动的悲剧而产生的，当人类产生新的集体行动的悲剧时便会产生新的道德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和生物的进化不是变异在先，而是环境的变化在先，能够产生适应环境的变异，才能得以生存。人类的道德也是一样，当新的生存悲剧产生时，产生新的克服它们的道德，群体才能生存下去，否则便灭亡。真正的悲剧不是不能克服，而是来不及克服。
第三，存在不同的道德，道德之间是相互竞争的。严格说来，道德是一个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文化，不同的群体因道德的不同而相互不同，在历史上道德根植于宗教。大的范围里，我们用“文明”称呼不同的道德群体。美国著名学者、美国国际事务顾问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八大主要文明，它们是：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有时我们用“民族”来称呼具有独特文化的群体。我们说道德与国家是两种调节社会的工具，道德存在于宗教之中，而宗教比国家的起源更早。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历史上世俗政权（国家）和神权（宗教）相互争夺权力的原因。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表明他的观点，他认为，当前的冲突表现出文明的冲突，目前最严重的冲突是在文明的交接点上，比如最近几年来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冲突和战争。相同的文化及相同的道德意识，把人们团结在一起，“我们相同”、“我与你不同”将人们分成群体，相同的道德群体内部尽管有冲突，但是遇到不同的外来文化的侵略
蚂蚁分工时，相同文化的人就团结在一起。中东六次战争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和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之间的战争。第四，基因载体努力复制自身，文化基因也力图发展自己。在生物学家看来，基因有很强的复制自身的动力。在蜜蜂和蚂蚁王国，蜂后和蚁后专司生殖，而工蜂和工蚁专门寻找食物。这有一个问题，对于工蜂和工蚁来说，怎么解释它们不繁殖自身呢？生物学家解释说：工蜂和工蚁自己繁殖的话，下一代的基因与自己相似的程度是50％，而由蜂后和蚁后来繁殖的工蜂和工蚁的“弟弟”、“妹妹”与自己基因的相似程度是75％。于是，工蜂和工蚁它们宁愿自己不繁殖。当然这只是一个解释。
对于文化基因似乎也是这样，一群体总是努力使自己的文化基因发展壮大。不同文化的扩张必然带来冲突。基督教2000年来的发展，是与传教士的努力分不开的。基督教在自身的扩展过程中，是排斥异教的，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就是为了消灭异教徒。今天西方世界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是文化基因在拓展自身过程中的冲突。儒家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冲突剧烈的时候是在19世纪。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向四周扩张的时候，努力压制其他文明。儒家文明为了不至于消亡，在外部世界的压力下，发生了变异以适应新的环境。
当今全球化过程中人们对自身文明的认同越来越强烈，亨廷顿认为，通讯的发展并不会使得人们价值观发生趋同，而不同的文化对这些信息将产生不同的解释。
国家的作用及其局限
国家与道德均是一套赏罚机制，它们的建立是为了调整人们的行为，使人摆脱囚徒困境，走向合作。
笔者写了一篇论文，题为《赏罚机制的建立与博弈结构的调整》，中心意思是，人类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存在着冲突，这个冲突就是集体行动的悲剧，但是人类可以通过“自动”地建立一赏罚机制来克服这样的悲剧。就数学形式而言，赏罚机制的建立就是在支付矩阵
上加一个赏罚矩阵，或者在支付函数上加一个赏罚函数；从实际意义上说，就是通过改变规则来对人的某些行动给以奖赏，而对某些行动给以惩罚。
这种规则的改变有三种方式。
第一，如果参与者之间没有一个组织调节，那么参与者之间可以通过协议形成组织，以调节人类的行动。国家是其中的典型，竞争的企业之间为了避免相互恶性竞争建立的某些行业协会也是其中的一种。
第二，如果原来存在着协调组织，但是，它的规则导致囚徒困境，这时，该组织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来改变博弈结果。像中国北方草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起因于草地财产权的界定。
第三，参与者之间形成道德调节过程。道德谴责与道德赞赏是非中心化的，而道德的作用一样可改变博弈规则，使违反道德的行为得以降低，遵从道德的行为得以升高。
这三种方式是都是对“悲剧”的克服的方式，它们都可以说是人类自动形成的。并且可以这么认为，它们就是文明！
对于这种对人类集体行动的悲剧的解决方式的解释，华南师范大学的陈友芳先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原始社会开始，为什么有的地方形成了国家？为什么有的地方没有形成国家而只有道德的调节机制？
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深刻的问题，即实际的机制形成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地方形成一中心化的国家，而有些地方没有形成国家，只有道德调节，这可能是成本问题，当然我这里只是一种猜测。中心化的组织的形成及其运行是要花成本的，而道德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它是非中心化的，其实施是通过每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由于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及行动能力的局限，道德是主要的调节因素，此时人类没有能力形成控制力强的组织即国家。只有到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到一定的规模，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中心化的组织才能产生。正如马克思所认为，原始社会是没有国家的，到了奴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