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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素有雁行战略的说法。亚洲是以日本为头雁提供基本配件、素材和设备，然后按照NIES、ASEAN、中国越南的次序，逐次建立“水际制造业”，雁行发展。亚洲飞雁其实不过是80年代拉美山鹰的翻版。8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累计债务问题引发严重经济危机。债务国在IMF主导下构造改革，彻底依附化。94年墨西哥再次爆发金融危机，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又传播到拉美。2001年阿根廷又爆发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的事实的具体过程正好印证了上面所说的发展过程。
在第三世界的雁行发展队列中，拉美诸国最先发展，得益于当时中国和印度不开放，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又处在动荡之中。拉美诸国相对稳定，接近西方文化，容易吸引西方投资，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后来东南亚的国家开始稳定开放，人民比拉美诸国更勤勉，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拉美诸国的投资比较优势消失，遭遇债务危机，发展中心转向亚洲诸国，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再后来，中国印度也加入了雁行队列，海量的劳动力且能够接受更低的工资，亚洲诸国的投资优势很快消失，爆发金融危机。从增长率来看，中国目前依然在繁荣之中，这只最大的飞雁的结果会如何呢？
第七节 基干产业是怎样炼成的
现代工业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工业体系，工业体系的核心就是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等产业组成的基干产业。有了基干产业才是工业国家，才有机器般的经济效率，而不是依靠调动人的积极性与机器赛跑。
日本比西方晚了近百年才开始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可能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日本先发展纺织业，出口换取外汇。然后用外汇购买欧洲的机械和金属，用这些机械和金属发展自己的基干产业和重工业。用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占领和支配殖民地，掠夺资源。这些资源又用于发展重工业，强化军事机器，进一步扩大对殖民地的占领和支配，掠夺更多的资源。太平洋战争爆发，纺织业的出口断绝，于是轻工业被强制转产，成为军工厂的配件车间。1945年，日本战败，军事机器瓦解，资源输入断绝，基干产业也受到了很大破坏。战后被迫采取倾斜生产的发展方式，煤炭钢铁先行。先挖煤，再炼钢，钢材又用于挖煤，循环扩大。然后用钢生产工作母机，再用工作母机生产各种产业机械。最后逐步扩大到用于民生的轻工业。在基干产业恢复过程中，国民的消费被尽量压缩，消费品配给，粮食强制收购，取缔自由市场。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日本又作为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日本从领主封建社会开始现代化变革，由于原有的上层阶级力量弱小，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变革力量能先从文化入手，改造社会，迅速工业化。中国却拥有前工业化时代最优秀的官僚体系，是以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为主体的小生产社会，农业社会能调动强大的资源，工商业社会只能在夹缝中发展，缺乏组织性协调性，是一盘散沙。中国自秦朝以来，人身依附式的封建社会已经瓦解了两千年，也最早开始世界贸易，还在公元1000年后的世界贸易体系中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始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也许是偶然。但中国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不断向西方学习的，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到辛亥革命，始终一无所成，只能解释为思路不对，看不到现代工业经济的本质。始终是用传统的小农思路，经济效益为中心来解释理解西方的思想，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整个社会的组织化和协调化，反而使国家趋向瓦解，人民成为一盘散沙，任人宰割。
思路不对，是文化问题，没有文化革命，中国没有建立起基干产业的可能，不能实现工业革命。没有基干产业，国防就不能自立，经济也不能自立。经济不能自立，政治自立自然是空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实际统治者是英美日的商会同盟，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路实权人物，其实只是外国商业利益的傀儡，或许他们个人不愿意做傀儡，但国内没有基干产业，为了维系政权，必须从外国得到现代化工业资源、管理资源；换取这些资源的代价就是对外国资本言听计从。2、30年代的黄金十年，所谓的工业发展，只是以外国投资为主导，使用外国设备和技术的轻纺业，是殖民地经济。作为黄金十年的结果，中国工业只能仿制简单枪械，抗战时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买来的德械师一溃千里。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1949年，中国开始了文化革命，社会组织化协调化。以1956年引进苏联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从钢铁业开始，比日本晚了约百年才开始了工业革命。但中国工业革命已经没有当时日本的优越环境，日本赶上了列强争霸大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游走于列强的缝隙之间，还可以争夺殖民地，释放下层人口，掠夺发展资源。中国只能采用比日本更加极端的倾斜生产方式，建立自己的基干产业和生产知识体系，完成工业革命。基干产业不是提供最终产品，而是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装备、素材和技术等中间生产物，与市场需求没有太多关联。基干产业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它遵循技术自身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对于追赶型的国家来说，有前人的经验做参照，不需要市场的指导，也能够把握工业技术的发展方向。
在农业国家，最初只能靠手工造扳手、改锥，然后这些东西加熟练工人就可以造简单的钳工机械和水准尺。有了钳工机械、水准尺才能造车床、游标卡尺等等。然后从车床，精密点的测量仪器再加初等电子控制就能造出更高水平的机床。用机器制造更高水平的机器，不断循环，其间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不断培养升级。机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添加逻辑电路、单片机……，最后数控机床诞生。有了高水平工作母机后和技术人员后，就可以为各行各业设计生产量产型的产业机器，整个国家迈入工业时代，并拥有了不断增长提高，跟上甚至领导世界工业技术的步伐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步把持不住，试图为外国打工，换取技术和物资，就容易被拉入外国的工业体系，从工业基本标准到核心技术研发都走上殖民化道路，为外国打工的工业部门也因为能够从外国更强的基干产业获得资源和利润，形成相对庞大的利益集团，最终主导国家的发展方向，数十年的辛苦会在数年内付之东流。
下面引自《中国苏联的工业技术》（牧野升编著、讲谈社），可以看到70年代基干产业的发展概况。
“………根据1971年秋第30回广州交易会的记录：在“机械馆”，展示了北京第一机床厂制的NC（数字控制）工作机械（猜测是计算机控制的C工作机械）。NC工作机械是现在汽车基本配件制造不可欠的设备。在“电机动力馆”，展示了陕西省西北机器厂制的大型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用于半导体器件的硅，需要高纯度的单结晶。在“电子机器馆”，展示了多种用于电子工业的制造机器。在“化学工业馆”展示了多种类的塑料制品。。。。。。特别是，NC工作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的出现，说明作为现代工业根干的电子及关联的新素材产业，已不是单纯组装技术水平。当时已经向中间生产物的生产阶段浸透、深化。也就是说，NC工作机械是电子控制驱动的中间生产物（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则是电子设备制造的中间生产物。。。。。。电子产业的组装阶段及一定程度的基本配件制造，与包含机械的中间生产物的制造阶段有着本质的区别。后者表示了没有他国企业合作，自我技术力到达的高度。这些生产设备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及社会的生产系统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非常值得注意。。。。。。。中国代表的电子工厂“北京电子管厂”，1956年由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制造电子管，1962年后开始生产晶体管和二极管。北京以外，上海沈阳也开始了半导体生产。1970年，虽然文革的进展（猜测那个时候文革的恶劣影响没有波及到），辽宁省的电子工厂达到了320个，生产量是66年的7倍，哈尔滨市电子工业产量，比65年增加了15倍。后来，随着文革的继续深入，以钢为纲，使半导体产业受到极大冲击，即使如此，就连完全没有电子产业的青海、宁夏、西藏等边远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半导体关联工厂。。。。。。。表征电子工业技术水准的计算机产业，1959年在苏联援助下制造第一台计算机。1967年制造了最初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与计算机关系很深的IC，与苏联同年，1968年开始生产。最迟到1971年，一定程度电子工业用制造机器出现后开始量产。LSI也开始进入试制阶段。从各方面考察，中国在70年代末，已经整备了高技术的基盘。……”
由于中国觉醒较晚， 1949年方才有崭新的政治力量消灭买办资本家的傀儡政府，这时的西方国家已经拥有控制世界的工业能力，只有战后残破的苏联尚在试图打破这个格局。中国既不能走向外扩张获取资源的路子，也无法在帝国主义的冲突中寻求机会，时间异常紧迫。因此中国工业革命与日本还有些不同。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每一代工作母机出现，都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进行消费品生产，安抚国民，回收利润，让国民感受到工业化的进展。中国则几乎把工作母机全部投入下一代工作母机的开发生产，或用于技术人员技术工人的培训，几乎完全是基干产业内部循环。这种工业革命的方式要求国民更加勤勉清贫，乐于奉献。这样的工业技术高积累，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跑完了日本和西方近百年工业化的历程，构筑了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中国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能够设计生产几乎所有种类的现代工业产品，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
在中国技术力迅速增长的期间，中国的国民也在进行文化革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打破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新的社区。分工协作，集体劳动，准备迎接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建设横贯东西南北的铁路桥梁，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文字，整备了全国大市场，到了70年代中期，中国具备了全国工业化的物质条件。但是，二三十年年时间或许足够一个国家整备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但对于文化革命来说还是太短了，中国人没有完成文化革命，没有从心底认识和掌握现代工业社会。高积累政策使国民，尤其是农民长时间得不到消费品，不能改善生活，无法认识到社会已经翻天覆地，不能认识到整个国家在奋力追赶，已经极大缩小了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于是整个文化再次回归小农经济自由市场的传统，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
第八节 文化革命失败到去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物作り”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工业基础瓦解。农地改革，平分地主土地。劳动改革，劳动组合（工会）势力强大。财阀解体，财阀家族被强制排除出企业管理，财产税及通货膨胀等使大部分股份集中在政府手里，从业员参加企业管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前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燃烧的废墟中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的口号，号召国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自由经济派的吉田茂首相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政策，煤炭和钢铁先行，基干产业先行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被尽量压缩。科学技术人员被编成新的民用科研机构，重建了生产知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得到了恢复。国民默默忍受1人1天火柴4只，肥皂1人1年1块的配给，耐心等待现代工业国家基盘的再造。十余年后，日本又作为先进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文化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70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30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
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
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1996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50年史，这么写到：经过50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