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代资本主义。第二地域是椭圆的其它部分，进入近代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逐渐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
第二地域的中心位置，是从东北到西南的广范围干燥地带，古代的高度文明处于干燥地带的边缘，如中国。干燥地带是游牧民族的居住地，对文明有极大的破坏力。为了抵御外族入侵和统一治水，采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
第一地域很少受干燥地域的暴力影响。这个地域的西欧和日本，进入中世纪时产生了权利分散型的封建制度。西欧以种植小麦为主，小麦的产量比水稻低，再加上喂养家畜，经常为争夺粮食发生流血冲突，中世纪的欧洲私斗横行。为了保护自己，需要倚赖有力量的封建领主。封建领主间的互相争斗，需要国王拥有权利进行全国平衡协调，形成了国王支配领主，领主再支配农民的封建制度。为了形象直观，以中世纪的日本为例来说明封建制度，如图3。
图4 封建制度的构造
中世纪的日本是幕藩体制，天皇是名义中的最高首脑，幕府将军才拥有权利。幕府下面是大大小小半独立的藩，也就是封建领地。藩主对领地内的人进行各种身份限制，谁该种米，谁该种菜，谁做手工，谁做生意等等。藩的内部不存在自由市场，由藩主统一经营管理，如何投资如何修工程水利等。为了保卫或扩展疆土，养了一帮职业武士，武士世袭领奉禄，由于社会运行主要靠经济以外的力量维持，所以统治阶级异常庞大，中国则主要靠自由市场维持，所以统治的文官很少，不足1％，是小政府。藩是命运共同体，藩中的领民对藩主有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能自由移动，如果脱藩也不可能进入别的藩，成为衣食无着的浪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人身依附关系）
藩之间互相自由交易，存在自由市场经济。但藩与中国传统的大商人不同，中国传统的商人思维是利益优先，要挣钱。藩除了是经济组织外，还是政治和军事组织。交易时不是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还要结合政治及军事问题作出决策，后来的垄断资本就是这种文化沿袭。藩有军队，是仗剑经商。如果赚了，尊重市场规律，如果赔了，剑就出鞘了。比如明朝时的倭寇，就是仗剑经商。藩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会与幕府对抗。清朝与西方进行自由贸易，挣到了大部分白银，但英国用坚船利炮抢夺，也是封建的仗剑经商的传统。2、30年代，日本在中国投资，也是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什么手段合适用什么。这种政军经三位一体的传统是封建时代的遗留，看现在的美日英非常明显。当然，日本和西方在理论上探讨政经分离，经济脱离政治完全自由化，但这只是一种理论探讨，绝非西方世界的现实。中国由于过早结束封建制度，政经分离得非常彻底，政府只收税，乐于做裁判员，对发展和保护自己的产业漠不关心，心安理得的看到自己的产业基盘被肢解。
幕府虽然是最高权利者，但其实不过是一个相对强大的藩，并没有绝对优势。幕府将军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想办法削弱其它藩的实力，主要办法是改易，减封藩的土地。此外还修建一些工程，大兴土木，费用和人力当然也转嫁到藩上。还要藩定期参勤交替，也是很大的负担。幕府时代的经济可以称为转嫁经济，幕府把负担转嫁到藩上，藩又把负担往下转嫁，如克扣武士的俸禄，要领民分担。随着农业社会缓慢发展，在总体上向中国模式过渡。不过，工业化打断了这个趋势。
1853年美国佩里的黑船来航，日本被迫打开国门，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体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原来的藩有高度的组织，维新后在此基础上整个国家高度组织化。原来的封建身份制转变成契约制，各种封建规制转化为法规。原来“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变成四民平等，从业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都能在封建制度里找到对应物和沿革。但中国200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法制市场经济等概念传到中国时，引不起共鸣，因为中国早已经是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了。由于农业的发达和社会的稳定，中国过早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后的大工业所需要的组织资源必须重新建立。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由于地球的狭小，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已经不允许中国从头建设大工业体系了。反观日本，农业社会的落后反成了优势，封建社会的组织资源能够直接转入大工业时代。
譬如：当年藩之间和藩内的交易是通过特权商人进行的，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特权商人积累了很大势力，能够和特定藩的财政相互结合，谋取更大的利益。当时的特权大商人三井就拥有为幕府发行纸币的特权。幕末的经济政治动荡，三井又为幕府提供资金，如18641866年镇压长州藩反叛的战争。由于长州战争失败，三井又暗中支持长州倒幕，萨长土肥四藩联合倒幕时，以三井为中心的三都特权商人提供了超过70％的经费。伏见鸟羽之战倒幕势力获胜，三井旗帜鲜明地支持维新政府，维新后转身成为新政府的特权商人，为新政府提供资金和发行纸币。现在经团连操纵政党，在历史中能找到影子。
再以三菱为例子，土佐藩1870年（明治3年），以3艘汽船创办名叫“九十九”的海运会社，岩崎弥太郎被任命为经营、监督者，这是三菱的起点。不久“九十九”更名为“三川”，1873年（明治6年）岩崎弥太郎成为社长，更名为“三菱”。1877年（明治10年）日本的最后一场内战西南战争爆发，三菱负责给政府军运送军火和补给，得到了大发展，占据了大财阀的位置。
三井三菱等大财阀是亦官亦民，被称为“政商”。他们直接干预、支持政府的运行，并从政府得到特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井等幕府时代的旧商人，产权是不清晰的，是受限的股份所有制，出资人只能把自己的股份传继，不能分割转让，也不能拿取本金，只能根据规定领取经营的利益，投资优先。经营者则由招聘而来，或长期培养选拔，出资人不能随意干预经营。这种受限所有制被称为财阀“总有制”。这种“总有制”演变成今天日本的经营者支配体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股东的牟利趋向对企业经营的刺激微乎其微。
中世纪的日本与中国一样，以农为本，也引进中国的“士农工商”等级序列。当然“士”不相同。中世纪的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是靠科举产生的文官支配的社会，统治中国的是“文士”。日本相对落后是封建社会，统治社会的是“武士”，武士们信奉暴力，还没有把自身的统治意识形态化，集中化。日本虽然也从中国引进了儒教，但儒教对武士阶级没有行为规范，日本实际不是儒教国家。中日两国的中坚阶层“士”的差异，导致了中国日本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文士和日本武士从各自的文化传统，去理解和学习西方。百年前，各自引导中国日本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现在中国的文士又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准备全盘引进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精英阶层对西方的经济社会制度的现状和变迁完全没有了解。完全凭中国传统的小农手工业自由市场思想去理解现代工业经济，凭中国传统儒家的仁义道德去接受西方作为装饰品的民主自由。结果改革到现在，南辕北辙，离西方的经济政治体制越来越远，越来越回归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结构，基层组织瓦解，重新走上了依附型的发展道路。
第六章 站在历史歧路的文士和武士
第一节 序言：
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向全世界发起了又一次有力的扩张。
在以往的文明冲突中，从来没有哪个文明能够建立全球军事霸权。亚历山大东征一度占领半个旧大陆，马其顿帝国却在他死后立刻解体，蒙古人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霸权也不过维系了数十年，1718世纪的欧洲凭借航海技术优势已经建立了全球商业网络，当面对旧大陆的发达农业文明时也只能满足于建立小小的贸易站，进行公平贸易………
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工业革命将前所未有的力量赋予欧洲文明，第一次使军事经济力量的扩张能够超出各个文明的地理界限，深入影响其他文明的历史进程，因此，这一次扩张不同以往。扩张者不仅能够获得短暂军事胜利，还能够彻底征服最强大的帝国，并在经济上彻底控制对手。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中，曾经被地理障碍和众多的人口所保护的中国和日本——远东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不得不面对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威胁。
中日几乎同时感受到了西方的强大威胁，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两国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不断的挨打、内战，到了21世纪依然身处第三世界；日本虽是小国，却能积极对外扩张，对内提高经济水平，虽然一度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战败，到如今却依然是发达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两国的差异如何解释？如果归于偶然或是某个领导人的个人影响，恐怕是太粗疏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回溯历史，分析中日两国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事实与数据，寻找两国的根本性差异，试图解释为什么两国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受到同样的外来刺激，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希望能得到读者认同。当然，读者多是中国人，肯定对中国历史更熟悉一些，本文侧重分析日本的近代历史。
第二节 日本封建社会的结构
一般说来，日本的封建社会以1192年镰仓幕府的建立为标志，自此日本的政权完全从松散的中央公卿政府转入地方军事贵族手中。到1584年，太阁秀吉（丰臣秀吉）一统日本，实行太阁检地，进一步固化了封建制度，日本进入近代封建社会，这个体制随后被德川家康继承。日本近代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以德川幕府为中心，诸大名（封建领主）在名义上从属的幕藩体制。大名拥有受封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民，对领国有独立的支配权。幕府将军名义上统治全国，但其实不过是相对强大的一个大名，只能直接控制14的土地，此外还有全国主要都市（三都：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及部分的矿山作为财源，货币铸造权也归属幕府财政。除此之外，幕府对其它大名可以少量征税，用来支付水利、救灾等临时支出，并要求大名为驿站付出劳役。在政治上，幕府用参勤交替、武家诸法度等制度对其它大名进行统御，对违反制度的大名进行除封、减封和转封等处分。
幕府不断试图插手地方政治，但大名们依然是独立的，在自己的土地上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还可以独立发行纸币。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会被地方贵族联合反对。从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确实存在中央集权化的长期趋势，但总的来说，如果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不变，封建贵族割据的局面还将在日本持续很长时间。为了管理自己的领地，大名拥有家臣（武士）。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为低层贵族，武士不象大名那样具有独立性，他们集中居住在城市，并不实际占有土地，而是领取由领地面积折算的实物俸禄，通常是米。他们更类似于今天的军官和管理人员。
大名的领地细分为封建村落，由农民中选拔的村役人和领主派出人员共同管理。城市里也和乡村一样，划分为小单位管理。具体到基层，村落和都市均设立了五人组制度，组之间相互检查扶助，负连带责任。大名通过检地，详细掌握了各部分领地的面积、出产量等数据，并为每一块土地指定了耕作者。然后以检地帐作为征收租贡的基准，全部占有农民除劳动力再生产以外的剩余。领主依靠庞大的武士军队，通过武力收夺农业剩余。为了防止农民造反，军事贵族建立了严格的领主—武士—农民身份制度，贵族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在生产者中，农民的地位最高，依次是工、商等。阶级身份与职业完全对应，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职业。除此之外，被统治阶级还受到许多其他管制。如农民拥有武器、离开土地、买卖土地都是被禁止的，具体如何耕种、种什么农作物都必须服从规划，衣食住行等方面也有严格的礼制，不可逾越。工商业者同样受严格管制，如不得住在农村，在农村的商业活动方式必须符合规定等。至于对外贸易则实行一贯的锁国政策，只有幕府有权利进行小规模的垄断经营。宗教信仰作为文化力量自然是受严格管制的范畴，只允许神道教和佛教存在，基督教徒遭到逮捕和屠杀。不过，必须指出，虽然幕府把儒教朱子学作为治国的意识形态，虚设的天皇朝廷也是仿照中国模式建立的，但儒教朱子学对占统治地位的武士没有行为规范，所以日本并非儒教国家。
农业时代的农民拥有小块耕地、农具，自己经营，交纳领主的租贡。由于生产力低下，单个农民力量弱小，需要组织起来，对公共所有的水利设施、山林、原野进行开发利用和管理，方能维系生产。山林、原野等地区无法划分给个人使用，于是，耕地具体划分到每个农户，但山林、原野等辅助部分则作为公地使用。这种结构与作为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基础的格鲁曼共同体非常相似。共同体不仅是生产组织，还是共同防卫的自治组织和互助组织。由于战乱不止，天灾不断，村落这种小组织无法自立，民兵也无法与专业武士相对抗，所以小型村落只有合并成更大的组织才能支付专业军队的费用，并在灾害到来时自救，而专业军队又逐步具备了对外和对内的两种职能，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封建制度就此产生。
封建时代的农民土地所有权是不完整的，领主对土地有领有权，对农民的耕种经营有很多限制。土地的生产物大部分属于领主，是收益权限制。农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