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私用。官员当老板的企业，当然在官场路子多，在税收、土地批租等领域，极易造成腐败，对于要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危害并不比矿难小。比如官员在营利机构兼职，那么他到底以企业最大利益为目标，还是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这就矛盾了。
当前我国行政官员兼任大学教授、学会（协会）会长的情况比较普遍。从官员的角度看，获取高校的兼职教授，就得到了一种学术荣誉，就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儒官”，就可以消除一部分人对“纯官”的低评价。
常常被人忽略的是，政府官员到高校兼任教授甚至院长，正象官员到企业兼任董事长总经理一样，是违反社会市场经济原则的，引发了不正当竞争。作为公务员，他必须立足于为国家、为全社会服务，决不能为小团体、小圈子服务，不能厚此薄彼。试想，如果一个高级官员兼任甲高校的教授，这种兼职对于别的高校来讲是不公平的。
既然历代的清官都没有能挽救当朝的衰亡，那么有清官和没有清官的区别在哪里？清官员不可贪婪越位——权、名、利一个都不能少，错位——既种不好自己的地，又荒废了别人的田，一身不可二任；否则必然缺位——不能做到公正执法、公平运作。政府及其官员，其任务就是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全社会所需要的公共产品，提供私人不可能、不愿意、不适于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担任兼职教授，显然是提供了不该提供的私人产品、非公共产品。
不管中国这些年在体制和法律法规上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世代期盼好官的心理定势。
在中国，历来有一种“清官情结”。
历代的清官到底是聪明人还是傻瓜？如果是聪明人，就应该知道中国有句名言：“皇帝不急太监急”，纵然你在千万人之上，但你毕竟在一人之下。
官与贪官是相比较而言，没有贪官就显示不出清官。然而贪婪者众、清廉者寡。
从经济方面考虑，清官是很难当的。正式的制度惩罚清官，淘汰清官。硬要当清官的人，在经济上必定是一个失败者。这里都是算的经济帐，没有重视道德操守。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
“异地为官”是中国古代官吏制度的一种规定。在现实社会，也有人呼吁我们的干部制度应该学习这种制度，久居原籍为官，有弊是无疑的，把他们从原籍调走，易地为官，就可以让干部跳出“天时地利人和”的地缘圈子，可以减少腐败的机会。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似乎没有这样简单，现代通信、交通发达，官可以走，“关系”同样可以走，只要有权可以利用，到那里不是发财？看看被查处的贪官，有几个是本地起家、本地贪污、本地落马的？退一步说，即使“异地为官”真能起到阻隔作用，也不能保证他在新的地盘开始新的贪污。权力象一块强磁铁，放在哪里都有铁屑吸附过来。所以说，“异地为官”未必就比原籍有多大的防腐优势，即使有一点点，那也是一条防腐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我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有属籍回避制度，如清代以前的法律曾有“五百里之内不为官”的规定，结果还是贪污盛行。
为什么一些地方发生矿难或者其他重大事故，很快就能“坏事变好事”，地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是“官员坐镇”、“抢险救人”的新闻，盖过了对事故原因的反思：为什么安全生产的要求屡屡落空，负有重大渎职责任的官员却不会丢乌纱帽，易地做官持续高升；为什么今天需要反过来算老帐，关键在于事故追责制度有漏洞。让那些职能部门的官员去追责，结果肯定是清一色的“天灾”，没人说是“人祸”，更不会承认自己玩忽职守。让责任人自己调查自己的责任，肯定难以保证公正。
更有甚者，一些当事的“问题官员”由于身在关键位置，掌握调查组的动态和信息，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展“反调查”，甚至涂改证据，糊弄上级调查人员，掩盖腐败。
建立当事官员回避和流动制度，以减少调查处理中的权力干扰和人情干扰，切断官员与当地关系网的联系，将涉案责任官员的权力“暂扣”，让与案件有密切关系的责任人“靠边站”，上级调查组才能撕快层层迷雾，找出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矿难的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当地官员通过各种权力入股的方式与地方的利益集团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官员提供权力保护伞，庇护地方的黑恶势力，共同为小集团和个人谋取不义之财，他们手中的公共权力完全成了小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工具，如果有其他的政府部门试图查处，这些官员就会加以阻扰；还有商业贿赂与官员权力腐败的期权化趋势，反映的都是同一类问题，即官员把社会和国家赋予的公共权力完全私有化，与当地的小集团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得正式的规则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非正式规则。
而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情况，则又是因为官员长期任职于一地或某一职能部门所造成的。这种官员长期任职于一地或某一职能部门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官员容易在当地形成关系网，从而为小集团乃至个人谋取非法利益提供巨大的方便，甚至使政府机构成为利益集团手中的工具，正规的法律制度无法实行，而形形色色的潜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却能够大行其道，削弱、颠覆乃至最终取代了正式规则，或者使其名存实亡。
为了打破地方的利益集团对于政府公共事务的影响，我们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预防，其主要措施就是建立规范的官员流动制度，加强其官员的交流。只有让官员流动起来，才会使官员有效地规避地方的利益集团对于其公务行为的影响，从而使得非正式规则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运行，不会冲击正式规则的运作。这一点，在讲究人情世故的中国尤为重要，政府工作离不开正常的人际交往，潜规则在一定范围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公共生活领域，潜规则一旦冲击正式规则，必将干扰正常的政府运作。
现在阻碍官员流动的最大障碍就是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公务员薪酬水平的不统一，特别是部门利益在其中所造成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清水衙门与有油水部门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旦与上面所说的潜规则盛行相结合，即有权又有发财之道，那么，升官发财这句中国人最能耳熟能详的拜年话就真的成了某些人的真实写照了。
当前官员之间的异职流动相对来说力度很小，因为不同性质的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差异，这种巨大的利益差异成了不同性质部门之间干部流动的巨大障碍。一般来说，公务员之间的待遇原本应该与他所在的部门的性质无关，只与他所承担的责任有关，所谓责、权、利相符，但是中国目前的政府部门与它所管理的社会事务和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员自身的物质利益也受到管理对象的极大制约，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官员从一个部门流动到另一个部门，巨大的利益落差会导致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身谋求福利，甚至整个部门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这是目前检查出现的所谓串案、窝案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要想真正实现官员的流动，就必须打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过大的利益差异，特别是要与部门的工作性质彻底脱钩。现代理性政府的本质特征不仅仅是民主制和政党政治，更大程度上是现代公务员体系，即官僚制，而现代官僚体系是一架管理社会的理性机器。机器要想有效运转，就必须保证不同的组件之间能够无阻的契合，并且能够随时加以调整。
官员的流动，指的是官员的定期轮流任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员由于在一个地方任职太久而导致官员受到地方的利益集团过大的影响，甚至于与地方的利益集团相互勾结，公权私用，谋取小集团乃至个人的利益，损害公共利益。
以官员流动的方式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中国古代早有制度，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官员回避制度，避免官员受到与自己有连带关系的人员的影响，从而不能秉公执法；一种是官员轮换制度，让官员之间定期交流，不允许官员在一地任职过久，防止出现地方派系并干扰政府的工作。
官员的流动根据其流向，可以分为：
一是同职流动。即不同地区的同一性质的职位之间的纵向与横向的调动。这种流动在中国目前的干部管理中称为干部交流，即包括上下级之间的纵向交流，也包括不同地区之间的同级官员和同一系统内部官员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已经日渐频繁，也日趋规范。
二是异职流动。即不同部门之间的公务员的调动和交流，由于上面所说的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差异，导致目前的异职流动的力度还不够大。这是当前官员流动的重点。
三是内外流动。即政府内外的流动。
官场“生态异化”的灾难。
田玉飞案件在四川乐山官场引发地震，反映了官场“生态异化”。在腐败面前，某书记不敢把“红包”交公，只能暗中扶持贫困户。别人要宣传他的廉洁，他觉得象往“火炕里推”一样恐惧，其原因就是因为社会、同僚等对这种腐败潜规则的认可和畏惧。这种现象令人震惊、令人深思，更应该引起警惕——在一些地方的官场上，已经形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受贿大环境，以至于清白自保势必被贪污受贿的大多数视为另类，不但在工作上得不到支持，还会受到排挤，甚至遭到报复。这些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场生态环境异化的现实。
可怕的还不只是官场潜规则的存在，更可怕的是人们对这种“存在”的认可和习以为常。人们认为“求领导办事送点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不送，就觉得有违“规矩”，心里不塌实。
求领导办事要送钱，在这样的潜规则下，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被彻底颠覆，成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唯金钱的价值体系中，贪官与行贿者结成了稳固的利益联盟。这种稳固的利益联盟把商业与公权相勾结进而演化成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地方主导市场活动的准则，让公权肆意越界，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的潜规则盛行。
东西方的官员都有丑闻。看来丑闻是官场的通病，国人洋人概莫能外。通过对中外官员的丑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和规律：中国的官员大多是因为落水了才丑；西方的官员是因丑了才落水。
美国的尼克松、克林顿，德国的科尔等等无不是先有丑闻而后才落水的。外国的官员因为丑才被民众、被舆论赶下水的，以免他继续作恶；而中国的不少官员因为丑行不断掉进水里后，舆论才开始铺天盖地；外国人揭丑是主动的，而中国人骂丑是被动的。
在党内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可是帮派又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毛泽东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帮派固然有，但是万万不可搞帮派主义，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搞独立王国。帮派就是天上的云，飘忽不定，有影无形；什么时候帮派定了型，那也就离垮台不远了。
官场上真的不能拉帮结派，特别是不能当一派的领袖。
在官场上，没有成果是不行的，只有成果也是不行的。这些东西离官场的规则十万八千里。
在官场上，不能随便打听消息。
一个官员只有当他从掌权那天起，就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道、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文化的侵蚀，始终坚持谨慎行使手中的权力，不为金钱、美色所动，才能不误入深渊。
现在流行“热点职位”一词，其实不是新词，古以有之，叫做“美差”或者“肥缺”。管理这些“热点”干部的部门，当然还有更高的职位，统管人、财、物，计划指标、项目配额等等，都是“美差”或者“肥缺”。
在现实环境中，人们常常不能及时看到一个官员的全部真相。有时候，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这些真相甚至是被有意掩盖着。
1。7 关于县处级问题
不管哪一个朝代，其统治方式的构成都是一个多层面多元件的复杂系统，因而衙门的分类和级别亦是各不相同的。老百姓说的衙门，其实是特指这个系统的最基层面，即州县衙门。这个州县衙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为：
其一是州县衙门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据史料记载，远从西周开始，我国就以县为最基层建制，以后经过一段县大郡小的反复，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县作为地方行政基层单位便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成为直接体现国家职能的机构，是历代社会政治领域中最关键的层面。自下而上言，天下事务莫不起于州县；自上而下言，中枢政令又莫不通过州县而实施。这种承上启下、汇聚分流的地位，便使得历代君主视州县政府为吏治中最核心的内容。
其二是州县衙门所司职掌的集约性。其汇集劝农、理财、狱讼、兴学、治安、工程建筑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职掌，几乎囊括了封建国家统治机器效能的全部，是任何一级专职性衙门不可比拟的。古人有所谓“宰相必起于州县”之说，就缘于这一级衙门所具有的全方位、系统性的历练条件。
其三是州县衙门在历代官制沿革过程中的稳定性。两千多年间，历代政府在中央政权组织形式和职官制度等方面，经历过多次变化；惟独州县体制和构成方式，基本没有转换过，几可称为超稳定结构。
县官虽然品位不高，可是做皇帝的却对其人选和作用越来越重视。从隋唐开始，和官员任命密切相关的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确立，其中县令这个职务，还得由吏部经过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