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办-当次货危机改变世界- 第11部分

金属矿业事业团用政府提供的补贴费，在国外可能贮存有大型优质矿床的地区进行区域地质调查，查明有望的矿床赋存区后交矿业公司继续进行勘查。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发放补贴的标准是钻探和坑道工程补贴12，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调查补贴23。矿业公司进一步找矿时，可通过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获得政府贷款。日本企业与外国公司合作进行地质调查也可以获得政府资助。　

日本政府正是通过这项海外矿产勘查补贴计划的实施，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自主建设了一批海外矿山，保证了矿产资源的稳定供应。4　

正是由于日本在海外控制着庞大的资源，所以它才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出其不意地将中国陷入弱势境地。　

2005年2月，在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日本新日铁率先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达成上涨71。5％的协议，最终迫使中方不得不含恨吞下苦果。2008年2月18日，巴西淡水河谷发表的声明显示，该公司与日本新日铁、日本钢铁公司达成的谈判结果为，大部分铁矿石的价格较2007年上涨65％，这让正坐在谈判桌前的中方代表感到愤慨。　

从2003年开始，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就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上铁矿石进口量最大的国家。但也正是从此以后，铁矿石价格似乎走上了不归路，几乎一年一个台阶。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按照人们的认识，像日本这样资源匮乏的国家（其铁矿石的85％依赖海外进口），更应该喜欢铁矿石价格下跌才对。问题在于，早在多年以前，日本企业就走出去进行资源参股、收购，单就铁矿石而言，日本专门挑选储量大、铁矿石品位高、开采条件好、交通方便的矿参股或收购。无论是巴西、澳大利亚这些铁矿石大国，还是印度、加拿大等铁矿石的后起之秀，都遍布着日本资本的身影。这意味着，铁矿石涨价对日本企业将能够带来三大好处：　

其一，日本企业可以从铁矿石涨价中分一杯羹。由于日本企业对铁矿石资源的控制已经成熟（日本三井集团一家就控股4528。5万吨的铁矿石资源，占世界总贸易量的7。87％），它能从铁矿石涨价中获取丰厚利润。其二，将能削弱甚至挤垮中国部分钢铁企业，使日本钢铁企业因竞争性的减弱和钢材价格的提升而获取丰厚利润。其三，日本钢铁企业生产的产品多是高附加值产品，技术含量高，日本企业在这类产品的定价权方面非常强势，受铁矿石价格上涨的影响较小。同时，由于技术发达，日本对铁矿石的利用率为世界最高。更何况，日本钢铁企业更容易借助铁矿石涨价的借口提高产品价格。正因为这些因素，最近几年，日本企业连续在谈判中出损招，屡屡陷中方于被动地位。倘若基本面不发生变化，日本钢铁企业还可能将这种做法继续进行下去。

4。4、资源贱卖是中国最大的痛

在日本等发达国家一边禁采自己的资源一边去全世界收购资源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资源成为它们蚕食的对象。　

以前面提到的我国近年发现的仅有的几个世界级金矿为例，贵州省黔西南州烂泥沟金矿（远景储量在150吨以上）被澳大利亚澳华控股；辽宁省营口市盖县的猫岭金矿（远景储量达300吨）被加拿大的曼德罗矿业公司掌控，控股比例高达79％；云南东川播卡金矿（探明储量为150吨），被加拿大的西南资源公司掌控，控股比例高达90％。6　

而发达国家则一直严密地守护着自己珍贵的矿产资源。2005年，当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公司（优尼科公司拥有美国稀土的第一大矿业—芒廷帕斯稀土矿山）时，美方提出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中海油必须把优尼科公司下属的芒廷帕斯稀土矿山卖给美国公司。　

美国何以对稀土矿如此重视？　

原来，稀土有工业“维生素”之称，当今世界最尖端的高技术武器、高科技电子、激光等几乎都离不开稀土。日本国际未来科学研究所的代表浜田和幸就曾说：“中国拥有世界稀土资源的72％，掐住了日美的咽喉，日本和美国没有这些稀有金属，就无法制造精密的制导武器。”在海湾战争中，“爱国者”导弹之所以能准确击落“飞毛腿”导弹，稀土在其制导系统中的贡献功不可没。　

美国芒廷帕斯矿山是美国最重要的稀土资源地，但美国在2001年停止了芒廷帕斯稀土矿的开采（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拥有稀土矿的发达国家也纷纷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中国进口），一方面保护自己的稀土资源，另一方面，和日本、韩国等国联手压低中国稀土的价格。美国从中国购入的稀土的价格竟然低于其在国内开采稀土的成本！　

中国的稀缺资源被以令人吃惊的价格贱卖。从1990～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可是平均价格却被压低到当初价格的64％。在世界高科技电子、激光、通信、超导等材料呈几何级需求的情况下，中国的稀土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一些稀土企业的代表说，按照目前的价格，稀土企业的利润一般在1～5％之间。就算最高达到5％左右的利润，卖的也是土的价钱。　

原因在于我国大量稀土在以最粗放的形式出口，而国内商家又相互压价。我国对稀土缺乏战略资源的统一调控，在战略资源的价格、产量、品类和级别上没有形成政府或协作组织型的宏观调控。目前由于缺乏宏观规范，大多出口产品的价格都几乎是买家说多少就多少，初级产品、粗放产品以不计环境成本的价格出售给了国外。7　2008年上半年，中国对日本出口稀土9421吨，占同期稀土出口总量的46。1％。　

外国人拿着印着代表货币的符号换走了我们珍贵的资源，一旦将来我们资源短缺，想再重新买回，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假如人家根本就不卖呢？这已经从经济问题变成国家安全问题了。　

专家痛心地表示，再过50年，中国将从稀土资源大国变成小国，世界最大稀土矿白云鄂博矿藏将在30年内消失，有“世界钨都”之称的江西赣州稀土资源矿将在20年内被开采殆尽。而目前发达国家几乎都对稀土进行最严格的限制！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隐性的资源贱卖方式，那就是以资源为依托的低附加值产品。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变相贱卖我国宝贵的资源，另外搭售了我们的廉价劳动力。这些初级产品以接近资源的价格被卖到国外，他们将这些初级产品精加工后加价几倍再卖给我们，我们靠卖资源和苦力赚的一点血汗钱，转一圈后就又回到外国人手里了，我们一无所获，还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牺牲了健康。　

因此，资源被贱卖乃是中国最大的疼痛。　

必须认识到，资源并不是可以无节制地浪费的。
　　很多人对2007年煤炭供应短缺的状况记忆犹新。许多人至今认为，我国煤炭供应不足是生产不足所致，而没有考虑到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即我国煤炭后备资源短缺问题。早在200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范维唐和第一副会长濮洪九就上书国务院，他们指出，按照“净有效量”（指真正能经济有效可供开采的资源量）测算，在1万亿吨的煤炭探明储量中，净有效储量仅为1037亿吨。以我国煤炭工业的现状为基础，每吨煤的采出率为30％，以净有效量1037亿吨计算，可采出储量为311亿吨。若以年产煤10亿吨测算，仅可保证31年的产量；若以预测需求量来衡量，到2020年，311亿吨煤将全部采出。因此，两位专家建议尽快建立起我国的煤炭储备机制，通过技术改造等手段，提高全国煤炭资源平均回收率。　

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谬误：我们把最具有增值潜力的稀缺资源贱卖，换来最容易贬值的纸币储备起来，由此给中国带来的财富的损失和国家安全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1994年，中国外汇储备为516。2亿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是384美元盎司，以购买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34　427　083盎司黄金。　

2008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为16　471亿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在900美　

元盎司以上，以购买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　830　111　111盎司黄金。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我国外汇储备从1994年到2008年2月，增长了32倍，而能够购买的黄金总量仅增加了13。6倍！显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掩盖了其购买力下降这一现实。　

重美元储备而轻实物储备不仅短视而且危险。中国应该转变思路，从储备货币向储备实物尤其是稀有资源（包括黄金）转变。　

无论是从自身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为未来让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打基础的角度考虑，亦或是从升值的角度考虑，中国都应该加大稀缺资源尤其是黄金的储备量。　

美国的黄金储备在其国家战略总储备中所占的比率高达56。7％，德国为37。6％、法国为47。1％、意大利为47。8％、瑞士为38。2％、荷兰46。6％，这也凸显了黄金储备的重要作用。　

而中国的年黄金产量已经超过了200吨，2007年达到了270。49吨，仅次于南非，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中国黄金产量可能达280～300吨。　

但是，这些年来我国的黄金储备仍然是600吨（相当于美国的114），没有增加，在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仍然是美元。据悉，这里面有一个潜规则，有关部门储备美元等货币，一旦升值，就能获得部门利益，如果储备黄金则不能获得部门利益。这个制度漏洞所造成的中国黄金储备的减少不能不令人痛心。　

次贷危机的恶化，使得海外一些资源类企业的市值大幅缩水，中国企业应该抓住机会，走出去，积极收购或参股矿产资源，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好储备。倘若再不抓紧时机，趁着次贷危机后全球需求下降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的机会，积极储备实体资产，在美元霸权机制下，天赐的良机就可能再次擦肩而过。　

中国必须尽快觉醒：以最强烈的紧迫感保护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储备资源，这是将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最重要保障！

4。5、建立技术人才和知识产品资源

　　高科技是无形资源，却站在财富之巅。尤其是当某种技术仅为少数甚至某个国家独有的时候，这类资源就显现出珍贵、稀缺的特征，也代表着更强大的购买力。　

高科技产品的研发和储备，与稀缺的自然资源一样，被一些国家置于经济安全的重要位置，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相关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以美国为例。2001年，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当年中国高科技产品进口总额的18。3％，而这一比例到2006年下降到9。1％，原因就在于美国对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严格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圣明撰文指出：在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资本和技术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是优势，而劳动密集的生活必需品产业则是劣势。这就决定了美国必须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高科技产品。但美国在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以出口管制政策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这就导致贸易严重失衡，贸易逆差与日俱增。如何解决财政和贸易双赤字问题？那就是靠在全球发行美元、国债、股票以及大量金融衍生品。通过这样的虚拟渠道，使全世界的实体资源（自然资源、劳动资源和资本资源）不停地流进美国。美国生产货币，其他国家生产商品，这是多么“美好”的交换啊！8　

我们的官员经常十分困惑：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技术最先进，拥有最多高技术产品和专利的国家，而中国是一个最大的高技术产品的需求市场，如果能发挥双方的优势，形成互补，一定可以对平衡中美贸易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即使在次贷危机已经露出端倪的情况下，美国依然更严格地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　

2007年6月19日，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产业安全局发布了三项新规，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政策的修改和阐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进口证明与中国最终用户说明要求的修改》。管制新规所列产品“黑名单”涉及31个大类和有关技术、软件的20种产品。具体包括飞行器、飞机发动机、航空电子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光学感应纤维、数组天线、无线接收设备、认证软件、高性能计算机、电力系统合成器、贫化铀、水下摄像机和推进系统、某些复合材料、部分电信设备、空间通信和防空设备等。9　

美国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原因有三：　

其一，确保其技术领先优势，而这种技术领先优势所支撑起来的强大国力，为其通过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套取全世界的财富，创造了条件。　

其二，防止其他国家将相关技术运用到军事武器研究方面，威胁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与强大的高科技研发、创新能力，是美国吸引全球资金涌入并让其有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　

其三，牢牢地控制技术发展优势，意在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因技术资源的缺陷而贱卖自然资源换取外汇，从而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难以颁布限制甚至禁止稀缺资源出口的法规，坐享中国的稀缺自然资源。同时，使得新兴国家由于研发能力弱、技术落后而沦为最廉价的加工车间，既帮助美国分担了通货膨胀压力，也使得美国可以用少量的高科技含量高的成品换取大量的最廉价的商品和服务—中国需要卖掉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因此，我们应该限制稀缺资源的出口，同时加大对高科技研发的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全力支持民族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我们还应该通过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促使高校和企业在高科技研究领域有所突破。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评论指出：什么是最大、最重要的美国产业？钢铁业、石油业、化工业还是汽车业？上述哪个产业都不算。知识产业才算是所有产业中首屈一指的。　

这段话是评论弗里茨·马克卢普所着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