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屈一指的。
这段话是评论弗里茨·马克卢普所着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的，该书系统阐述了知识生产的相关理论、重要性和生产过程，美国对知识生产的高度重视跃然纸上。
比如，在高科技研发投入方面，该书写道：“研究费用增长到了可观的程度，其中绝大部分是由联邦政府支付的。在1930年，用于‘有组织的研究’的费用达到‘居民教学’费用的约8％，1956年达到了44％，1958年几乎达到了50％。”
不仅政府重视对高科技研究的投入，企业同样非常重视。美国的大公司集团早已养成通过同其他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以推动自己的科研工作的习惯，动辄数亿美元的科研投入，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例如，IBM公司2001年的专利特许权收入就将近20亿美元。
而这两点现在都是中国的软肋。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56％，在全国两万多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有研发机构的只占25％。11
原科技部部长、中科院院士徐冠华曾经指出：“在政府科研经费投资方面，仅公共卫生研究而言，2001年美国的政府科研投资为240亿美元，而我国为12亿元人民币，两者相差约160倍。”12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指出：中国在教育投入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隐含着巨大隐患。现阶段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远低于物质资本投资，大约各占GDP的2。5％和30％，而在美国，它们是5。4％和17％，在韩国，它们分别是3。7％和30％。这样的现状如果持续下去，会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并使国家发展必需的人才储备出现供给安全。13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科研投入，但是许多资金并未用到刀刃上，科研经费浪费严重。
据新华社记者调查：我国科研经费的利用率普遍低下，科研项目甚至成了某些科研人员的“圈钱”工具。为争取科研经费，必须得开展公关活动，这项花费占去科研经费的很大一块。由于竞争机制的不规范，使得相当数量的课题组及科研人员将大量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课题申请环节。“争取项目有很多‘潜规则’，要看关系。有关系的，项目设计得不好也能上；没有关系，课题再好，也不容易上”。“一般做项目预算时，需要100万元就报120万元，上浮20％。资金只要拨下来，就能想方设法用完。用不完时，就买车买电脑、置办办公用品，反正钱是剩不下的”。在项目实施中，上级部门也会派专家组成的“评审组”进行中期审核，了解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课题进度等，如审核不过关，就不再拨付下一批的资金了。因此，每逢检查时，研究机构一般都要请前来考评的专家吃喝玩乐，每人再送点纪念品，更有甚者直接送“辛苦费”。“评审组”被哄高兴了，审核自然就一路顺风。另外，科研行政部门掌管大量科研经费，资金分配不透明，也引发众多非议。14
必须认识到，中国在科研方面的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倘若不全力以赴追赶，差距可能越拉越大。“在18世纪时，知识每50年翻一番，现在不到10年就翻一番。”15
面对已经到来的资源为王的时代，中国应加大科研投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打造出一个以高科技产品为核心的珍贵的资源体系，唯有此，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到了该觉醒和有强烈紧迫感的时候了。
4。6、注 释
1。 世界石油当真还够用40年？—科学家警告枯竭将提前来临。 中国日报，2007年6月15日。
2。 日本人危机意识十分强烈官民共担战略储备。 环球时报（第3版），2004年6月18日。
3。 李中海。 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经济卷）。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4。 中国需要怎样的矿产资源战略。 中国矿业报，2004年4月14日。
5。 国内钢企蓄力“铁矿石定价权”。 中国矿业报， 2008年4月2日。
6。 外资圈占中国世界级金矿储量巨大令人心跳。 中央电视台，2008年4月11日。
7。 我国稀土自主研发能力薄弱出口价十年下降46％。 中华工商时报，2006年3月30日。
8。 杨圣明。 美国金融危机的由来与根源。 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1日。
9。 美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升级。 科技中国，2007年7月12日。
10。 弗里茨·马克卢普。 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 孙耀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 全国两万多家大中型国企仅25％有研发机构。 中国青年报，2006年6月29日。
12。 徐冠华力陈科研三种“病”科学资源浪费严重。 京华时报， 2003年12月5日。
13。 时寒冰。 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为何连年下降？上海证券报，2006年3月7日。
14。 科研项目成“圈钱”工具浪费黑洞触目惊心。 新华社，2006年5月29日。
15。 同第10条。
第五部分 民富国强 启动内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废墟上爬起来的日本，像谜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起来，其国力增长速度之快，令世界震惊。解开这个谜团，不仅对我国解决目前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我国构思长期的发展规划、实现民族复兴亦具有重要价值。
5。1、内需不振的巨大风险
内需萎靡不振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障碍。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我国政府开始把启动内需作为刺激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2008年11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激活内需。
拉动内需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中国的内需屡拉不动。
2006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我国最终消费1 占GDP的比重已从20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2 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
率3 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金融调控需要应对的突出挑战。
这一趋势还在延续。2007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高达72％，而同期，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35％，加上政府消费也只占49％。4
投资、消费和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的贡献则较小。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存在很大的隐患。
投资如果超越或脱离消费需求走在前面，会导致投资规模膨胀，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库存增加、价格下跌，增大金融风险和经济运行风险，并使腐败有机可乘。商务部的调查显示，我国绝大多数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都供过于求，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有半数低于50％。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同样存在很多弊端。
其一，当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需求时，意味着我国商品处于买方市场5 格局下，国外消费者占据着主动权，他们通过挑起国内企业的恶性竞争获得更低的售价，导致国内大量资源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被贱卖。由于我国企业获取的利润很有限，无法给予工人更多的工资，从而形成进一步依赖国外消费市场的恶性循环，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经济安全。
其二，由于我国内需不振，产能过剩，为了在和周边国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使国外的消费者接受我们的产品，政府往往会对电价、油价等进行财政补贴，以维持我国相关产品的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这实际上意味着财政间接补贴国外的消费者，导致中国国民福利外流。
其三，国外的消费者在购买中国廉价商品的同时，也造成了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外国政府常常以此为由，对中国出台不公正的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或者以此为由对中国的货币政策等进行干预。
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随着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我国企业的出口压力越来越大，不确定性风险也越来越大。
为了寻求贸易平衡，中国往往会集中采购相关国家的产品。比如，每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后，中国都会赴美集中大量采购美国的相关商品。
在奥巴马上任后，出于对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担忧，他可能在贸易保护方面采取行动。而此前，奥巴马已经向美国全国纺织团体协进会做出明确表态：将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监控机制，以确保中国没有违反相关法规与条约；支持在各自由贸易协议中，保留“yamforward”的原产地规定；支持《贝瑞修订案》中关于美国国防部军用服饰品只采购“美国制”纺织品的规范。
来自于国外市场的风险，成为悬在中国企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不确定性风险给中国相关企业的发展和规划带来了非常大的困惑。
其四，经济安全受制于人，就可能在外围力量的影响下，发生经济动荡，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是指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亦即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根据马克思经济学的观点，生产过剩包括三种形式：一是产出或产品过剩，反映在市场上就是供给过剩；二是资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过剩；三是劳力过剩，表现为就业率下降或失业率上升。
由于内需不足，我国许多商品的供给是过剩的。国内纳入国家监控的650余种商品类别，产能长期过剩的就有620余种之多，导致全国40％的产品必须长期依赖国际市场才能“低价倾销”。6
供给过剩是生产过剩的初级形态，很容易转化成产能过剩。事实上，产能过剩的现象在我国已经非常普遍。但是，中国过剩的产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尤其美国消费信贷支持下的过度消费），通过出口实现了对接，这种对接消化了中国部分过剩产能，减小了中国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问题是，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倘若发达国家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中国相关商品的出口，或者因国家之间发生纠纷与争执，导致经济制裁问题出现，就有可能使我国的产品由于出口不畅而发生严重过剩，进而引发生产过剩危机甚至经济危机。
所谓居安思危，为了确保中国的经济安全，这一潜在危机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其五，内需不振，拖住了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度。
高耗能、高污染、高损耗资源的发展模式，虽然确保了GDP增长速度，但给中国的环境带来了污染，给经济发展甚至给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学技术研究所曾对1981～1996年间公开发表的、来源于39个市县、256份文献共11 726人的精子分析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我国男性的精液质量正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精子数量降幅达40％以上。
这还是过去的数据。全国人大代表、两院院士钟南山指出：由于环境污染等因素带来的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以前每毫升含5000万～1亿个精子算是正常，现在3000万就算正常了。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7 事实上，现在全国各大治疗不孕不育的医院，都经常是人满为患。
环境污染给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在让我们这个民族付出代价。中国越来越难以承受这种初级的发展模式，亟须实现转型。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有内需的启动作为前提。否则，一旦外部需求下降，产业结构调整就可能被迫中断，次贷危机恶化后，中国重新鼓励钢铁等过剩行业的发展即为一个例子。
5。2、什么抑制了内需
每当谈起中国的内需问题，许多研究机构不约而同地把能否激活消费、拉动内需和我国工资较低的现状联系在了一起，开出的药方也是提高工资、让民众有钱消费，这难道仅仅是巧合？
这一结论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曾撰文指出：由于资本的利益机制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劳动者的工资总是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所以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过去，我们把经济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与消费的相对不足这一矛盾所致。但现在看来，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不论姓资姓社，都会出现经济危机。因为作为经济危机表征的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也已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而且已经有好长时间了。8
因此，从根源上来讲，抑制内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收入没有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没钱消费。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财富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公众收入较低。
笔者在本书第2章曾经提到过：“由于工资过低，导致无法产生出与产品供应相配套的内部需求，即内部需求是残缺的。由此，不得不进一步依靠外部需求，国内的生产与国外的需求构成一种平衡，而要依靠外部需求，又常常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6）》指出：从资金流量核算结果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并且，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而根据国际上通常的发展路径，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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