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博瓦：
很多管理者都知道，在日本企业有三根柱子不能动：年工序列（就是“论资排辈”）、终身雇佣、劳工福利。但是您制订的NRP计划实际上就包括了裁员、关闭工厂。听说，该计划要实施的消息发布后，与日产汽车多年来互相参股、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零部件供应商都大惊失色，而许多员工则“止不住流出了眼泪”。我想知道，在来东京之前，您对日本有多少了解？您做了哪些准备，使得他们接受了残酷的NRP计划？
戈恩：
在来东京之前，我并没有学习很多关于日本的知识，因为我不想有太多先入之见。我想通过在日本和日本人在一起来发现日本。其实，和了解日本文化相比，了解一家日本公司对我而言要容易得多，毕竟我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
上任后，我曾找几千人谈过话，其中包括日产的海外分部、国内各分部、生产车间、职工食堂、代销商等，我希望听取每一位职员对日产复兴的建议。说真的，我知道日产复兴计划让许多人感到伤痛，这是一种伴随着牺牲的伤痛，但是为了日产的再生，我们别无选择。
从个人特征而言，法国人在做事时，说得很多；而日本人不爱说话。这种对比很明显。在协调工作中，我发现法国人战略制定得很好，但执行得不好；而日本人在执行方面做得很好，却在战略制定方面要差些。所以我认为将法国文化和日本文化有效地结合起来，就能使企业做得更好。
杜博瓦：
也就是说，只要制定好战略，把握好方向，再有一个核心的团队去执行，就可以把事情做好。不管是制定战略方面，还是实施方面，都同等的重要。您把法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中积极的因素很好地结合起来，这真是很不错的方法。
戈恩：
这对我而言也是十分幸运的事，只要你肯将精力投入其中，就会发现原来还有很多惊喜在等待着你。只要有肯去解决的决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把握好正确的方向，那么一切有利的因素就会不断地聚集过来。
、学会在小村庄中享受孤独
杜博瓦：
我拜读过戈恩先生您的著作，了解到您在职业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曾经在法国奥弗涅的上卢瓦尔地区住过一段时间，是吧？
戈恩：
嗯，是的。
杜博瓦：
是在普伊昂巴勒村吗？
戈恩：
是的。
杜博瓦：
在您那个人生阶段，我还只是一个少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也在距您生活过的村庄二三十公里的另一个村庄短暂地生活过，那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率领法军协同华盛顿作战的拉斐特将军的老家，所以我是知道您曾居住过的那个村庄的。
戈恩：
嗯。记忆有点儿模糊了，大概有过类似的事吧，可能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杜博瓦：
不，那的确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因为村庄太小了，记不太清楚也是自然的。不过那个地方确实有自己的特色，当地人的性情比较直率，当地的气候也不太好，寒风习习，特别是冬天，又长又难熬，地势高一点儿的地方风雨频繁，还常发生大规模的水灾。虽然我知道那个村庄是非常美丽的，但就自然环境而言，确实不能让人觉得那是一片令人喜悦的土地。
我想问问戈恩先生，您在这样的地方究竟是以怎样的心情度过的呢？在《日产的“文艺复兴”》一书中，您写到了同工厂管理者的谈话，和在工作中学到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这样的环境，对戈恩先生您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戈恩：
在那里，我大概生活了两年的时间吧。那儿是法国非常美丽的地方，也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尽管到那儿之前我还是一名学生，可是在进入那个地方的工厂时我已经是一名厂长了，并且精力也完全投入在工作之中。我在那个地方，结交了许多朋友，也花费了我许多时间，我在那里还玩过许多游戏，我记得在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旁边的小河里钓过鱼，我还和很多人一起玩过有趣的扑克游戏。
对于我来说，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那个时期是非常安稳的。我当时单身，对自己的工作有热情，交了许多朋友，并且学习到了不在当地就不会知道的许多东西。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吧，虽然说，我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学习。
杜博瓦：
在更大的城镇，或许又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了吧。
戈恩：
在去那个村庄之前，我曾经在巴黎生活过，也在克莱蒙费朗（奥弗涅中心城市，米其林公司总部所在地）生活过，都算比较大的城镇了。总之在那个小村庄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阅读量增加了。当时一个人生活，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度过了那些不需要抉择优先权的时间，不过像熊一样总窝在家里闭门不出也是不行的。我的意思是，住在一个小村庄里，可能是学会享受孤独的一个好机会，可以让自己明白何谓孤独，不过也不是那种与世隔绝的孤独，而且我还从中学会了权衡孤独的方法。我想这是一个为了学习独立思考而保持孤独的好机会。
杜博瓦：
为了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放在更为精准的环境中不是更好吗？
戈恩：
我想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了。大多数年轻人喜欢大城市，那里有更多刺激的事，也有更便利的生活。但是我认为，在回到喧闹的大街之前，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得到享受孤独的经验，也不是一件坏事。
杜博瓦：
戈恩先生，谢谢您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对戈恩先生的访后录
在庆应义塾大学举行关于职业生涯规划设计的讲座时，我曾经请戈恩先生作为嘉宾为同学们做过一些演讲。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戈恩先生讲了许多直率的话语，为增强学生们职业规划的意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这一次，又麻烦戈恩先生在日、欧、美三地来回奔波忙碌期间抽出时间来接受我的访问。
与戈恩先生交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拥有一种开放性思维，我认为这是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他是一名领导，所以我比较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与别人说话的方式上，但这次谈话让我改变了以往对他的看法，因为我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位非常棒的聆听者。虽然对于许多问题，戈恩先生都用了不同的言辞来回答，但是当我提到马林巴琴的时候，戈恩先生马上身体向前探出，并发出“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的疑问，这真是能表现出他有强烈好奇心的一瞬间啊！
戈恩先生平常总是表现出一种对任何人的话都细心聆听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戈恩先生才会在实践中发出“对任何人都要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的信号。而且他看上去对什么都有兴趣，并且一直都保持着学习的姿态。我想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心态，在来到日本就任企业高层之后，对日本员工没有任何戒备心，才能够立刻同下属们打成一片。
还有一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从不惧怕失败。当他听到日本的学生、年轻人以及员工说了对他不利的话时，也完全没有害怕失败的表现。因为在他看来，失败的确会使人受伤，但同时也是学会许许多多东西的大好机会。
比如说，学习外语的人，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可能会有进步，不论是语法还是发音，只有通过失败才能够变得更加优秀。一旦恐惧失败，人就不会进步了。实际上，这一点对任何事情都是适用的。失败本来就不是敌人，相反，失败还可以让你在下一次事件中得到收获，会加快你成长的步伐。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恐惧失败而不采取行动，而是要在失败的时候多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在日本，常常会听到有些人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对于这一点我是很不赞同的。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并不真的感到羞耻，他们只是利用“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当做掩饰自己没有行动的借口。他们并没有采取新的行动，所以才用“羞耻”一词作为自己的借口。
即使是挑战以后失败了，我们要不要真的感到羞耻呢？看看挑战过后而失败的人，在心里抱有 “这真够羞耻的啊”的想法的人究竟存在多少呢？反正我觉得，那些挑战之后失败的人应该想接下来该怎么做，而不是沉浸在“羞耻”之中。
外国人怎样理解这种“羞耻”，我还真是无法感受。不过如果有人这样对我说：“倘若做了那样的事会让你感觉非常羞耻，那就别做。”我会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因为我会觉得别人认为我是因为这么一点儿小事就会感到羞耻的小心眼儿的人，那还不如直接跟我说“你真是个小心眼的人”呢！
在戈恩先生的话里蕴含了许多启示，其中开放思维以及不怕失败这两点，我希望大家牢牢记在心里。戈恩先生是一个幽默的人，或者说他是拥有日本古老的美好品质的人，所以，他才会得到那么多日本人的支持。
、从未想过可以做到企业的最高层（1）
杜博瓦：
关于职业生涯规划，科拉斯先生在学生时代有过怎样的憧憬呢？
科拉斯：
实际上在学生时代，我对于什么是职业生涯规划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当时我只想从事一份关于写作的工作。在十七八岁时我参加了法国的业士学位考试（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各科满分是20分，基本上我各科都取得了19分或满分20分的好成绩，因此，当时我就被通知要做进入大学文学专业优秀班级的入学准备。
当时，我一直认为自己只会成为一名小公司的员工，当听到别人说我将来有可能成为企业高层什么的，也只是随便听听而已，并没有想过这有一天会变成现实，而且还常常认为“这话真是太异想天开了”。
杜博瓦：
不过您去年却写完了小说《遥远的航迹》，并出版了，这也是您首次以作家的身份登场吧！
科拉斯：
的确，我最后还是利用工作之余从事了写作的工作，真是验证了一句名言——“条条大路通罗马”，虽然有时候会绕点远路。
无论如何，我想象的人生道路和实际上的探索，还真是完全不同的。然而，从开始在日本生活，一直到我十八岁的时候，我完全都没有想过两者之间的不同。
我父亲是飞行员，经常没有固定的生活地点，所以我小时候是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度过的。直到参加业士学位的两次考试，我才有机会返回法国。在海外生活的法国人，都很容易把法国“理想化的印象”刻画在脑海中：时尚新潮的美丽印象、雨果和索雷尔使法国街道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所有没真正在法国生活过的人总会情不自禁地这样想。
杜博瓦：
人们好像经常这样说：“啊！美丽的法国，一旦离开你……”
科拉斯：
是的。“啊！美丽的法国啊！”就是这样的。然而，当我回到法国之后，发现那时法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1968年我出生之后的境况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该说在社会中充满着有害的氛围，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变得混乱起来。不过我对于这种混乱并不感到厌烦，问题在于思想只剩下了一种。虽说我是一名自由思想家，但在当时对于人们只信奉一种思想，我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后来我决定，再也不留在当时那样的法国了。但是虽然这么说，我对于自己应该去哪并没有思想准备。我当时想的是，要走一条文学之路，其中也包括了我的作家之梦，而且，我也想成为一名摄影家，因为当时我的摄影技术也是非常不错的哦。
杜博瓦：
您在小说中也提到了摄影和当时去日本旅行的有关情况吧？
科拉斯：
在父亲的朋友中，正好有一位比较疯狂的人，他曾和当地人一起到巴西亚马逊一带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正在盘算要不要再去那里度过四个月。1970、1971年的时候，《可悲的热带》一书极受瞩目，我认为他的计划与我自己的理想正好吻合，于是准备跟着父亲那位疯狂的友人一起出发，但是却遭到爱操心的母亲的强烈反对，她认为这么做是极其不安全的。那时的亚马逊并没有电话、传真、电报等代表现代文明的东西，到那里过四个月就意味着四个月的完全失踪。我知道亚马逊在偏远地区，但其确切位置我还不知道，而且那里的自然环境是那么严酷，存在很多危险。为了不让母亲为我担心，为了成为母亲的乖小孩，我就想要放弃这次巴西之行，但是父亲却问我：“那么，你这空下来的四个月打算做些什么呢？”我说：“那么去找份工作做做吧。”父亲因为飞行员的身份，经常去日本，对于日本也算比较了解，所以父亲给了我这样的建议：“喂，那么去日本看看怎么样？”
、从未想过可以做到企业的最高层（2）
杜博瓦：
这是因为您的父亲是在法国航空公司工作吧！
科拉斯：
是的，1953年巴黎—东京航线刚开通时，飞行员里就有我的父亲。但说实在的，我当时对日本还真是没什么兴趣，只是因为自己经常玩摄影，所以知道那是一个能够制造出优秀照相机的国家，而且当时自己有一点儿存款，就想，去日本买个尼康相机也不错啊！
有些人在十岁时就宣告自己以后要成为医生，后来其中一部分人实现了；有些人在十二岁说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当上法国总理，后来也有人实现了；但我却不是这样，以前想的和自己后来真正做的事情完全不同。我对于职业生涯规划有这样的定义——职业生涯就是自己偶然间走上的这条道路。我的偶然之路，是指成为了商人这件事情，因此我的职业生涯就是将自己深信不疑的事情和自己的容忍能力与偶然从事的工作现实重叠在一起。这倒是件挺幸运的事情。
我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创造意识，在公司担任经理的时候，我便常常把自己的职责与创造性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有的人认为站在部门领导和企业董事长的立场上看不到有创造性的工作，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因此有些企业经理便不再重视创意，但我并不是这样的。比方说，作为管理者的我，其实更愿意成为一个领导者，更愿意带领我的员工们一起实现目标，而不是单纯地去管理他们，实际上，我也不认为我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
不过我认为我可以成为一名好的领导者。好的领导者的含义就是站着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