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借此让人们做出不乐意做的行为。）在社会心理学实验中，这种手法被称为“幌子主题”（coverstory），用
来遮掩随后实验步骤的一套幌子，因为本身站不住脚，所以很可能被拆穿。在真实世界中，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
大多数的国家在发动战争或是镇压政治异议人士之前，都仰赖意识形态以正当化其暴行，“对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即是这类意识形态中的典型。当人们恐惧自己国家的安全陷入威胁时，就会愿意把自己的基本自由权交出给政府以
换取安全。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逃避自由》中的经典分析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交易也曾
被希特勒和其他独裁者用来攫取及维持权力：也就是说，独裁者宣称他们将提供安全以交换人民放弃自由，理由是
这样他们才更好控制局面。
米尔格伦服从模式的复制与延伸研究
基础的米尔格伦服从实验具有结构化设计且规则详尽，因此吸引许多国家的独立研究者投入复制实验。而最近
一份比较性分析研究的依据即是来自在美国进行的八个研究，以及欧、非、亚洲等地的九个复制实验结果。在这些
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研究中的自愿参与者中显示出相对较高的服从度。美国的复制实验结果发现，平均有61％的受
试者出现服从效应，这个数字和所有其他国家样本中的66％的服从比例相符。在美国的研究中，服从比例最低为
31％，最高则为91％，而在跨国的实验复制经验中，最低及最高的服从比例分别是28％（澳大利亚）及88％（南
非）。随着时空的变迁，服从比例的稳定度始终维持良好，服从比例和执行实验的时间（1963—1985）两者间无法
找出关联。”
虐待患者的不对等医护权力
如果师生间的关系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威关系，医生与护士之间是否更是如此？在明知是错的情况下，护士要
违抗来自医生有力权威的指令会有多困难？为了找出上述问题的解答，一个由医生与护士所组成的团队在他们的权
威系统中进行了一项服从测验，目的是想要了解在真实医院的环境中，护士们是否会遵从不知名医生所下达的不合
理要求。
研究是这样进行的。一名医院的医生成员分别打电话给二十二名护士，这些护土从未见过这位医生。他在电话
中告诉护士必须立刻为某位患者投予药物，以便他到医院时药效已经开始发挥，而到时他会在药物处方单上签名。
他指示护士开给患者20毫克的某药，但该药的容器标签上却写着一般用量为5毫克，并警告最大用量为10毫克，
他的指示是最大用量的两倍。
于是，以照顾患者为责的护士脑海中出现了天人交战；该听从一个不熟的人的电话指示让患者服用过高剂量的
药物；还是遵守标准的医学作业程序，拒绝没有经过授权的指令？当研究者以假设情境的设问方式询问该医院的22
名护士如何应对这个两难时，有十人认为自己会拒绝服从。可是在医生马上就要到医院（而且如果不听从他的指令
他很可能会发怒）的情况下，其他护士们的反应却是屈服于权威，几乎没有例外。在实际测验中，22名护士里只有
一位没有听命行事，其他人全都按照医生的指示剂量让患者服用该药（实际为安慰剂），直到研究者出现阻止他们
为止。真该把那位唯一没听话的护士升等、颁发荣誉勋章才对。
这个戏剧性结果绝不是绝无仅有。最近一个针对有执照护士的大样奉调查研究，同样发现到对医生权威的高度
盲从现象。有将近一半（46％）的护士表示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在你认为有可能对患者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执行医
生的指令”。选择听从不适当指示的护士们把责任多半推给医生，比较少归咎自己。此外，他们也指出医生的社会
权力是建立在“合法权力”上，也就是说，他们对患者的照护有全权处置权。他们只是听从他们认为的合法指示—
—只不过那个患者后来死了。每年有数千位住院患者枉死于各种医护人员的疏失之下，而我认为，其中有一些案例
足死于护士及医技人员对于医生错误指令的盲从。
服从管理的权威
在现代社会中，位居权威地位的人很少像米尔格伦的实验典范中那样以体罚方式惩罚他人。更常见的情形是运
用间接暴力，也就是将指令转给手下执行，或者是以言语暴力削弱权力弱势者的尊严及人格。权威者也会采取具有
惩罚效果的行动，而这些行动的结果无法直接观察到。例如，明知会影响其表现并因此降低得到工作机会而以敌意
的言语批评某人，即构成社会性的间接暴力。
一群来自荷兰的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极巧妙的实验，目的是评估在上述情境中的各种服从权威形态，他们自
1982年起至1985年为止，在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进行了25项个别研究，共有将近五百名参
与者参与实验。在他们的“管理服从实验典范”中，实验者告诉扮演管理人身份的参与者，他们必须对在隔壁房间
的求职者（一位受过训练的实验同谋）做出15个“压力评语”。具体的做法是受试者被指示对求职者实施测验，
如果求职者通过考试就可以得到工作，否则是继续失业。
他们被指示要在实施测验时扰乱求职者，给他压力。而这15个等级不同的评语是对求职者测验表现的批评，
同时也有贬低人格的效果，“你真是够笨的。”即是其中之—。当扮演管理人角色的实验参与者用十分不友善的评
语批评求职者时，他们“让求职者蒙受极强烈的心理压力，以至于无法有充分表现，因而无法取得工作”。此外研
究者也告诉受试者，不管求职者提出什么样的抗议，都要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反之，来自实验参与者的任何反对
意见都会被实验者挡下来，最多四次，直到他们态度坚定地表示要中止实验才能停止。最重要的是，受试者被告知
在压力下的工作能力并不是这份工作的基本要求，不过为了协助实验者的研究进行，他们还是必须遵守规则，该研
究的主题正是压力如何影响测验表现。相较于研究者的资料搜集，造成别人的痛苦并影响他们的工作机会并不是重
点。而控制组中的受试者则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停止做出苛刻的评语。
当要求一组可与实验组比较的荷兰人预测他们是否会在这些情境下全部做出压力评语时，有90％的人回答他们
不会顺从。但“局外人的观点”又再一次与事实相违背，因为有整整叭％的受试者服从了专横的实验指示，直到最
后的底线为止。即使以人事管理者为受试者，此一极端服从的比例仍旧没有下滑，显示他们不顾专业伦理的规范。
就算在实验进行前几个礼拜就把相关讯息先行寄到受试者手上，好让他们有时间可以好好想想自己角色所具有的潜
在敌意，服从比例还是维持不变。
该如何在这个情境中激发出“拒绝服从”的行为呢？有几个做法可以考虑，你可采取米尔格伦的研究，在受试
者开始进行实验前，先安排几个参与实验的同伴进行反抗。或是告诉受试者，如果受害人的求职者受到伤害并因此
对学校提出控诉，他们就得负起法律责任。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排除要求必须完成整个实验的权威性压力，正如这个
研究中的控制组，最后根本没有人完全服从指示。
性的服从：裸检的骗局
全美国许多快餐连锁餐馆都曾经遇过“裸检的骗局”（stipsearchscam）。这个现象说明，服从于匿名但似
乎十分有力的权威人士是多么普遍的事。犯罪者的惯用伎俩是由一名男性打电话给一家餐馆的副经理，随便说个比
如“斯科特”这样的名字，然后自称警察。他会告诉这家餐馆的副经理，他们餐馆的雇员中有个小偷，因此需要他
紧急配合调查。在对话中，这名男子会坚持被称为“警官”。犯罪者早已搜集了该餐馆作业方式的内部情报和只有
工作人员才会知道的细节，知道如何用技巧性的引导发问来套取想要的信息，就像是舞台表演的魔术师或是擅长“误
心术”的人一样，是个高超的骗子。
“斯科特”警官最后会从餐馆副经理口中套取一名年轻有魅力的女性新员工的名字，他声称她偷了店里的东西，
赃物现在正在她身上。骗子要求副经理，希望在他或他的下属来接她前，先把这名女雇员单独关在后面的房间里。
这名女雇员于是被扣留下来，“警察先生”会用电话跟她对话，然后给她几个选择，要不就答应马上由其他员工原
地搜身，要不就是被带到警察局由警察搜身。女雇员毫无例外地会倾向选择当场搜身，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清白的，
没有什么好隐藏。电话中的人接着会指示餐馆副经理对女员工进行裸检，连肛门和阴道都不放过，以查明她是否偷
窃金钱或藏匿禁药。来电的骗徒会坚持餐馆副经理仔细描述过程，同时监视摄影机也会全程拍下。对无辜的年轻女
雇员而言，这只是噩梦的开始，但对电话中的窥淫狂而言，却充满了性及权力享受的刺激感。
我曾担任其中一次骗局的专家证人，一位吓坏的十八岁高中女生被刚才我所描述的剧本骗得团团转，配合做出
了一系列难堪且充满性贬抑意味的行为。这名一丝不挂的女学生被迫做出跳上跳下及转圈动作。电话里的骗子叫餐
馆副经理找来年纪较大的男性员工负责限制受害人行动，而副经理则回去工作岗位。接下来的情节变得越来越不堪，
原以为男员工只是负责在警察前往餐馆的途中把女员工留住，谁知道诈骗者竟叫女学生自慰和帮这名男员工口交。
在等待警察前来的过程中，这些性活动持续丁数小时之久，而警察最后当然没来。
这个诡异的不在场权威人士诱使许多人在当时情境下做出违背店规甚至想必是违背自身道德伦理原则的事，而
以性行为方式猥亵、羞辱一位诚实、信仰虔诚的年轻女孩。最后，那位店员被开除了，一些人则被判刑，店家挨告，
受害人则陷入极端痛苦中，而犯下这桩案件及其他类似骗局的加害者（一个前任狱警）则被绳之以法。
一般人在得知这桩骗局时会出现一个合理的反应，也就是把焦点放在受害人和袭击者的性格上，认为他们可能
是天真、无知、好骗或者是行径诡异。然而当我们发现，这个骗局竟然已经在32个州的68家快餐馆中得逞，受害
范围涉及六个不同连锁餐馆，诈骗对象包括全美许多餐馆的副经理，而受害人男女皆有，那么我们就不应一味责怪
受害人，而必须转移焦点，确认出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是什么样的情境力量在作祟，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权威人士”
的力量可以使人服从到什么程度、做出什么难以想象的事。
唐纳·萨默斯（Donna Summers）是肯塔基州华圣顿山一家麦当劳的副经理，他因参与这桩权威人士电话诈骗
案而被公司开除，他的话说明了本书中不断谈到的情境力量，“当知道这件事时你会说，如果是我才不会这样做，
可是除非你那时候身在其中，否则怎么会知道自己会怎么做，这是重点。”
加拿大籍社会学者埃斯特尔·赖特（Ester Reiter）在《快餐业幕后》（Making Fast Food：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ryer）——书中做出一个结论，对权威的服从乃是快餐业员：工址被重视的特质，她在最近一次访
谈中说道，“快餐生产线的流程以蓄意的方式夺走了员工的思想和自主判断力。员工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而退休
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殊情报员丹·贾布隆斯基曾担任私家侦探，针对这类骗局进行调查，他说，“我们可以跷着二
郎腿评论这些人的是非，说他们都是些大傻瓜。但他们的训练不鼓励他们运用常识判断，他们脑袋里唯—能想的只
有：‘先生小姐，请问您要点几号餐？’”
纳粹种族大屠杀可能发生在你身边？
我们曾提到，米尔格伦此研究计划的动机是希望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善良的”德国人涉及屠杀数百万犹太
人的野蛮行为。米尔格伦不是去找出德国民族性中的性格因素来解释种族灭绝的邪恶犯行，而是相信情境特质才是
里面的关键因素——服从权威是启动肆无忌惮谋杀行为的装置。研究完成后，米尔格伦从他的科学结沦导出一个戏
剧性预测，针对阴险的服从力量是否会让美国平民变成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共犯，他说：“如果死亡集中营的系统
设在美国，就像我们在德国纳粹看到的一样，在任何—个不大不小的乡镇里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人来担任集中营的工
作人员。”
针对纳粹与自愿参与对抗“国家公敌”的平民百姓的关联，有五个不同的极佳研究有助我们思考。前两个是由
富有创造力的老师和高中及小学生在教室中实地演出。第三个是由我以前的一个研究生进行，他认为只要有某个权
威人士提供做这件事的足够理由，美国大学生绝对会为种族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签字背书。最后两个则是直接
以纳粹党卫军以及德国警察为对象进行的研究。
在美国教室里制造纳粹分子
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一所高中世界历史课堂上的学生就跟我们一样，无法理解泯灭人性的纳粹大屠杀是如
何发生的。这样一个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社会运动是如何热烈展开，而这些平民百姓又是如何无知或无视于他
们对犹太人造成的苦难？针对这些困惑，他们深具创意和启发力的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决定改变教学方
式，以便让这些不相信的学生能够学习到这段历史的真正意涵。于是他抛弃了平常的训导式教学法，采取了实验性
的学习模式。
他一开始就告诉班上学生，他们将要在接下来一个礼拜模拟德国的种族屠杀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