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渡”计划或“非常规引渡”计划的政策中，数十甚至也许数百名“高情报价值恐怖分子”被中情局租赁的商用
飞机载送到多个其他国家。布什总统显然曾授权允许中情局让拘留中的人犯“消失”，或是“引渡”至其他以刑求
知名（且国际特赦组织记录有案）的国家”。这类囚犯通常被单独监禁在“秘密地点”的拘留所内与世隔绝。而在
“反常规引渡”计划中，甚至授权外国官方在非战斗状态及非战争地区逮捕“嫌犯”，然后将他们转送到拘留地，
通常是关塔那摩监狱，剥夺所有国际法提供的基本法律保护。
宪法权利中心董事长迈克尔·拉特纳（Michael Ratner）谈到这项计划：
我把这叫做酷刑工作的外聘计划，它的意思是在这场所谓的反恐战争里面，中情局可以从世界各地把想要的人
抓起来，然后如果不想自己动手拷打或讯问犯人，不管你用什么词来称呼，就把他们送到和我们情治单位关系密切
的其他国家，可能是埃及也可能是约旦。
负责这项引渡计划的中情局高级长官是迈克尔·朔伊尔（Michael Scheuer），他透露实情：
我们把这些人送回他们的出身地中东，前提是如果那些国家有专为他们成立的合法渠道并且愿意接受他们。他
们会得到符合该国法律的待遇，不是根据美国法律，你可以挑，可能是摩洛哥、埃及或约旦的法律。
在这些国家所用的讯问技巧里头，显然包括了中情局不想要搞清楚的酷刑手段，他们只要能够从被拘留者手中
得到有用的“情报”就好。不过在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这种计划不可能被隐瞒太久。一些美国盟邦针对至少30
架次的飞行记录展开调查，这些飞机班次被怀疑被中情局用于酷刑输出计划。调查结果透露，重要嫌疑犯被送往曾
属于前苏联共和国的东欧国家。
依我的判断，这项酷刑工作的外聘计划显示，并不是中情局和军方情资间谍不愿意刑求囚犯，而是他们认为那
些国家的特工知道怎么做才会更好。他们娴熟运用“三级刑求”技术的时间比美国人还长。我在这里大致介绍的不
过是其中一小部分，实际上虐行的对象遍及美国军事监狱中各式各样的拘留者，范围远较此普遍，我的目的是要驳
斥美国政府宣称这类虐待和刑求事件不是“系统性的”进行。
来自拘禁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拘留所内人犯的验尸和死亡报告显示，在44件死亡案件中，有一半是在海豹特战
部队、军情人员或中情局讯问过程中或讯问后发生。这些杀人事件是由虐待性刑求技巧造成，这些手法包括戴头罩、
噎住口部使其窒息、勒绞、用钝器殴打、水刑、剥夺睡眠以及使犯人暴露于极端温度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执行
长安东尼·罗梅罗（Anthony Romero）清楚指出：“毫无疑问这些讯问过程导致死亡。那些知情却坐视不管的高官，
以及创造这些政策并为之背书的人应该负起责任。”
究办到顶：切尼及布什的责任
在（阿布格莱布）照片被公开后几个月内，情势越来越清楚，这里面有一个虐行模式，而这不是几个不守规矩
士兵的个人行为能造成的。是布什政府决定要扭曲、忽视规定或对规定置之不理，才会导致这模式出现。美国政府
的政策在阿布格莱布以及世界各地制造出不择手段虐囚的风气。
这是人权观察协会在一份标题为《美国：动用酷刑不必受惩罚？》的报告中做的摘要声明，这让我们把注意
力放到指挥链的最上层——副总统切尼和总统布什的责任。
反恐战争制定了刑求新典范
和他前一任期中针对“贫穷”和“毒品”所发动的毫无意义的名词战争一样，布什政府重蹈覆辙地在2001年
的“9·11”攻击过后宣布发动“反恐战争”。这场新战争的核心假设是，恐怖主义是对“国家安全”及“国土”
的首要威胁，因此必须尽一切手段对付。事实上，所有国家部拿此种意识形态基础当作取得人民和军队支持的手段，
以遂行压迫及侵略行动。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巴西、希腊及许多国家的右翼独裁政权即曾随心所欲地运用此
种意识形态以正当化刑求，及处死被宣布为“国家公敌”的人民“。20世纪70年代晚期，意大利右翼的基督教民
主党也曾运用“紧张策略”的政治控制手段，加深人民对赤军旅（Red Brigades，激进共产党员）恐怖主义行动的
恐惧。当然了，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希特勒将犹太人标签化，称他们是造成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崩溃的祸首。
于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威胁成为他们向外征服计划的正当理由，因为他们必须在德国以及纳粹占领的国家里终止这样
的邪恶行为。
恐惧是国家所握有的最特别的心理武器，利用恐惧，国家可以使人民为了交换万能政府所许诺的安全生活，而
愿意牺牲基本自由以及法治的保障。恐惧先是得到美国民意及国会多数支持对伊拉克发动先制战争，而接下来恐惧
又让他们继续支持布什政府愚蠢坚持的各项政策。一开始恐惧的传播方式带有奥韦尔式味道，人们预测萨达姆持有
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将对美国及美国盟邦发动核武器攻击。例如在国会投票决议是否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前
夕，布什总统告诉全国人民及国会，伊拉克是个威胁美国安全的“邪恶国家”。“了解这些事实后，”布什谈到，
“美国人不应该忽略这个集结起来对付我们的威胁。面对大难将至的明确证据，我们不该等待最后的结果证明——
冒着烟的枪管出现才做决定，因为你看见的证据有可能是核武器攻击的蘑菇云。”但是将这朵蘑菇云散布到全美国
的人不是萨达姆，而是布什政府。
而在接下来几年，所有布什行政团队的主要成员都曾在一场接一场的演说中呼应这个悲惨的警告。政府改造委
员会的特殊调查部为众议员亨利·A。韦克斯曼（Henry A。 Waxman）准备了一份报告，内容为布什政府对伊拉克议
题的公开声明。这份报告用的公共资料库搜集了所有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
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的公开声明。根据这份报告，这五位官员在125次公开露面的
场合中，共针对伊拉克的威胁发表了237次“错谬且造成误导”的具体声明，每位平均为50次。在“9·11”恐怖
攻击届满一周年后的2002年9月，公开记录显示，布什政府发表了将近50次误导和欺骗大众的公开声明。“
在普利策奖得主罗恩·萨斯金德（Ron Suskind）的调查分析中，萨斯金德追踪布什政府对于反恐战争的计划，
发现早在“9·11”事件后不久，切尼发表的声明中即初见端倪。切尼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巴基斯坦科学家正协
助基地组织建立或发展核武器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们就必须当成确有其事来回应。重要的不是在于我们的分
析。。而是在于我们该如何回应。”萨斯金德在他《百分之一论》（One Percent Doctrine）一书中写道，“所以
我们可以说：有一种行动标准存在，它塑造了美国政府在未来数年内的表现与回应。”而萨斯金德也继续指出：不
幸的是，在这种新形式压力——如反恐战争，再加上原以为会乖乖归顺的人民却出乎意料不断暴动、叛乱所造成的
认知不协调，这一切使得庞大的美国联邦政府无法以有效率或是有力的方式运作。
从布什政府的国土安全部对于恐怖攻击警报（颜色代码）系统的政治化，也可以看出另一种恐怖制造手法。我
认为这个系统的目的—开始就像所有灾难预报系统一样，是为了动员人民防范恐怖威胁的采临。但是随着时间过
去，这11种模糊的警告从来没有提供人民行动的实际建议。当接到飓风警报时，人们被告知要疏散，当接到龙卷
风警报时，我们知道得撤退到避难室，但是当发出某个地方或某个时间将发生恐怖攻击的警报时，政府只告诉人民
要“更加警觉”，当然了，还有告诉我们要照常生活。尽管官方宣称握有“可靠消息”，但是当许多这类威胁预报
每一个都失灵落空后，却从来没有公开做出任何说明或简报。动员全国力量对付每一个威胁危机，其代价至少是每
个月十亿美元，更带给所有人民不必要的焦虑与压力。到最后，与其说以颜色代表威胁程度的警报是有效的警报方
式，倒不如说是政府在没有任何恐怖攻击的情况下为确保并维持国民对恐怖分子的恐惧所采取的昂贵办法。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谬曾说过，恐惧是一种手段，恐怖制造了恐惧，而恐惧则让人民不再理性思考。恐惧让人
们只能用抽象方式来想象造成威胁的敌人、恐怖分子、暴动者，认为他们是必须被摧毁的力量。一旦我们把人想象
为某一类别的实体、抽象的概念，他们的面目就会模糊，化为“敌人的脸”，即使是平常爱好和平的人也会升起一
股想要杀戮、刑求敌人的原始冲动。
我曾在公开场合评论过，这类“幽灵警报”十分异常且危险，不过有证据明显指出布什民意支持率的上升和这
类警报的试探密切相关。这里的争议是布什政府借着激起并持续人民对大敌当前的恐惧，而让总统得以取得国家战
时最高统帅的地位。
于是在最高统帅的封号及大肆扩张国会所赋予权力的情况下，布什和他的顾问们开始相信他们可以凌驾于国法
和国际法之上，只要用重新制定的官方合法诠释来坚持他们的政策主张，任何政策都是合法。邪恶之花在阿布格莱
市黑牢中盛开了，而它们的种子是由布什政府种。布什政府借由国家安全威胁，在人民心中种植出恐惧与脆弱感，
诉诸讯问／剂求手法以求赢得反恐战争，正是这威胁、恐惧、刑求的三部曲种下了邪恶的种子。
“酷刑副总统”切尼
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把切尼称为“酷刑副总统”，因为他尽力废除麦凯恩对于国防部的预算授权议案所
提的修正案，并且终于使得这项修正案遭到变更。该项修正案要求给予美国军事拘留所内的犯人人道待遇，为了让
中情局能够放手运用其认为取得情报所必需的任何手段，切尼非常努力展开游说，以便使中情局的行动能够不受限
于法律。切尼主张，这样的法案将会让中情局情报人员绑手绑脚，并使他们在为全球反恐战争奋战时承担被起诉的
潜在风险。（而我们对他们奋战方式的残忍性与危险性已经略有所知。）
这项法案通过完全没有使切尼受挫，他仍然热烈支持中央情报同任意运用任何手段从被秘密囚禁嫌疑恐怖分子
口中取得自白和情报。当我们想到切尼在“9·11”攻击后马上发表的言论，对他的坚定立场就不会有任何惊讶了。
切尼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与媒体有约》（Meet the Press）电视节目中接受访谈时，说出一段值得注意的发言：
我们得做一些事，一些虽然是黑暗面的工作，如果你要这么说。我们在情报世界的阴暗面里工作已经有一段时
间。很多该故的事都得安安静静完成，如果想要把事情办好就不要雾话，运冈我们情报人员可以取得的资源和手段
悄悄地去做。这就是这种人的世界的造作方式，所以基本上为了达成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要能按照我们的意思运
用任何方法，这很重要。
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次访谈中，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以及劳伦斯威克尔森（Lawrence Wilkerson）上校
曾指控由切尼布什的新保守主义团队所发布的指令，是造成伊拉克和阿富汗虐囚事件的主因。威克尔森概述了这
些指令的下达路径：
对我而言很清楚的是，查核追踪记录显示这些来自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指令通过国防部（拉姆斯菲尔德）
下达到战场上的指挥官，对于战场上的军人而言，这些谨慎的圆滑措辞只意谓两件事：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用情报，
你们得拿到证据才行，再者顺道提一下，这里有一些办法或许派得上用场。
威克尔森也指出切尼的顾问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是支持总统以最高统帅身份撇开日内瓦公约
束缚的死硬派”。这番发言让我们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权力最高层。
“战争最高统帅”布什总统
在对抗全球恐怖主义看不见终点的战争中，布什总统身为最高指挥官，一直倚赖一个法律顾问团队为他建立合
法性基础，这个团队协助布什对伊拉克发动先制性的侵略战争，重新定义酷刑，制造出新的交战守则，甚至通过所
谓“爱国者法案”限制人民的自由，并授权各种方式的非法窃听，包括偷听、装设窃听装置及电话监听。如同往常，
所有事情都是为了保护神圣国土之国家安全的名义，都是为了进行一场全球反“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什么”的战争。
刑求备忘录
在2002年8月1日美国司法部发表的一份被媒体称为“刑求备忘录”的备忘录中，以狭隘的方式定义“刑求”，
刑求不再是指某些具体作为，而是由其最极端的后果来定义。这份备忘录中主张身体疼痛的强度必须“等同于某些
严重的受伤情形，如器官衰竭、身体功能障碍或甚至是死亡所带来的疼痛”才叫做刑求。根据这份备忘录的说法，
如果要以酷刑罪名起诉任何人，必须要是被告具有造成“严重身心疼痛或受苦”的“特定意图”才行。“心理折磨”
则被狭隘定义为仅包括导致“具有持久性之重大心理伤害，例如持续数月或数年”的行为。
备忘录中继续坚称早期批准的1994年反刑求法可被视为违宪，因为这个法令与总统的最高统帅权力互相抵触。
司法部的法学者们还提出其他指导方针赋予总统重新诠释日内瓦公约的权力，以符合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的目的，
在阿富汗被捕的好战分子、塔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