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之殇- 第1部分

《中国企业之殇：竞底（全文）》

第1节：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代前言）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陡然紧张，大批企业关门倒闭，许多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这与国际大环境有关，但更多的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源自中国人的选择！竞底策略使中国有过辉煌的奇迹，但也造成了结构性的困局。如果不使这种策略升级进化，它还将决定中国人的未来。中国人喜欢将自己与犹太人相比，他们称善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潮汕人为中国的犹太人，在此简单举个典型案例，比较犹太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模式：东欧某个城市在城东和城西，各修筑了一条新马路。于是，犹太人在西边，中国人在东边，各开了一家修车店，他们的价格都很公道，服务非常好，两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红火。不久，另一个犹太人在西边发现，人们来修车时，常常要费时等待，他就在修车店的旁边开了个餐馆，专营犹太美食，不久就声誉鹊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车，也愿意光顾。而在城东，另一个中国人看修车生意好做，就在街对面克隆了一家新店，为了招徕顾客，他按照对面老店的价目表，九折收费，两家店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大家的日子还能过。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些犹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来越多，就渐渐开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学校，西边慢慢形成一个繁荣的新兴社区，房地产也开始增值。而在东边，更多的中国人来开了修车店，价格战变得白热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诋毁自己的同行，为了控制成本，店主们不惜克扣修车师傅的工资，甚至在修车时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于是，高水平的技师都流失到西边犹太人的修车店，不太在乎价格的优质客人也不来了。慢慢地，城东西的修车业务出现了产业分工：高价车、新车都到城西维修保养，尽管那边修车的价格平均是城东的三倍；而二手车、廉价车都到城东，尽管他们的服务差强人意，但毕竟收费低廉。
第2节：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于是，犹太人的修车店赚得盆满钵满，而城东的中国人虽然很辛劳，却在苦哈哈地熬着，仅混了个温饱。再后来，最先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技术，恐怕只有死路一条。这个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论聪明和点子，他自忖不输给犹太人；论勤奋，他干得绝不比犹太人少，甚至已经把犹太人用来念圣经、守安息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论节俭，除了看看电视，他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后来的中国人身上：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放在篓子里的一群螃蟹，任何一只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纷纷攀附在他身上，结果把它拉下来，谁也走不出困境。螃蟹文化，就是竞底文化的一个表现，每一只螃蟹都被拉到底线，才肯罢休。如果说东欧的这个故事，离我们太遥远，那我们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深圳宝安是一个电子产业集中区。李志强（化名）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此开了十几年的电子加工厂，主要承接美国的电话机订单，也做少量的内销。这样的厂在深圳多如牛毛，品牌毫不重要，姑且把它叫志强厂吧。志强厂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可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最开始它从港台商人手里接单，几年下来，摸熟了出口美国的渠道，就开始直接接单，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额稳定在四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电话机是低利润产品，李志强常常把自己的竞争战略挂在嘴边：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国商人的思维方式，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详细记录如下：电话机的座机和听筒由于配重的需要，通常要装加重块，李志强刚开始从台湾人手里接美国订单时，这加重块的材料是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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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之初，民智未开，直到老老实实按订单要求做了两年后，李志强才去掉对电话机的神秘感。有一天他忽然脑袋开窍：这闪闪发亮的铅，不过就是在机壳里面增加重量嘛！他立刻把昂贵的铅改为相对便宜的不锈钢。这一改，志强厂相对竞争对手一下子获得1元多的成本优势，接连赢得几个大客户。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志强对自己充满信心，与买方谈判时的感觉好极了。但很快，其他加工厂也知道了这个奥秘，随即跟进，李志强又没有了成本优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和对手们开展控制成本的比赛：不锈钢换成上油漆的生铁，再换成不上油漆的铸铁，加重块的成本从1元多，直线降到了0。1元。还能不能更便宜呢？除了李志强外，宝安所有的电话机厂都在开动脑筋，不过似乎再没有比铸铁更便宜的材料，这条削减成本的小路，仿佛已走到了尽头。但李志强没有气馁，他尝到了甜头，决心一如既往，这次他瞄准了水泥。开始的试验效果非常差，电话机里的水泥块经过野蛮装运后，非常容易碎裂，李志强率领他的工程团队展开技术攻关，经过数十天的不眠不休，做过数百次试验，他在水泥中加细铁丝，加纤维，用各种不同标号的水泥，不同的配方严格记录试验过程。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加重块的成本降到了0。01元以内。这就是中国式的坚韧和智慧。志强厂在酷烈的竞争中，又可以喘一口气了。我含着泪花听李志强绘声绘色地讲完这段故事，心里不禁在想，眼前这个中年谢顶、略显憔悴的中国男人，在劳心费力做他的降低成本试验时，他的试验方法、苦干精神、付出的努力，和当年伟大的发明天才爱迪生所做的工作，有什么两样呢？但爱迪生在试验了上千种灯丝材料后，为人类发明了电灯，而李志强的努力，又换来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在电话机的成本控制上，再拧紧了一圈螺丝。写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如果犹太人处在李志强的角色，他们会怎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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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从志强厂的工友们嘴里知道，当时宝安众多电话机厂家都认为：加重块的成本肯定可以降低，因此，在残酷地争夺外贸订单时，纷纷预先考虑了这个利好因素，提前就把价格降了下来。李志强为了留住大客户，也不得不以临近亏本的价钱接单。但他预期中的加重块成本降低，却迟迟没有突破，为了维持工厂运转，他对工人们开始极为严厉：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克扣工人工资，各种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罚款制度，快速出笼。因此工厂的熟练工相继流失，产品质量失控，导致多次返工。在不影响品质的基础上，以廉价材料代替昂贵材料，是一种竞优，李志强开始的方法就是竞优。而此时他采用的，就是竞底：靠把人打到底线，赢得暂时的竞争力。李志强的竞底手段用到了极限，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难以再熬下去了，就在这时，加重块试验成功了，严峻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也许有人会说，志强厂的电话机，不过是个夕阳产业，日子难熬是应该的。好，那么我们说说手机行业。仅仅在六七年前，中国的大型通信企业、家电生产商还在权衡：自己是否有技术、有实力上手机项目。一个手机生产许可证，在当时还相当金贵，这总不算夕阳产业了。而才到2008年，娇贵的白雪公主眨眼就变成扫地的灰姑娘，仅深圳的山寨机从业人员就有20万，年产值400亿元。在华强北，任何一家电子配件市场都能买齐所有的配件，只要一台简易的焊机，就能回家做成新颖时尚的多功能手机，批发价才200元左右。上万家企业，数千名像李志强那样的商人在全力打拼，使整个手机产业傻瓜化。但同时，也使它像萝卜白菜一样无利润化。中国人让一个行业无利润化的能力，确实是惊人的。而这种能力所依托的，就是中国数千年来养成的竞底思维和传统。也许还有人坚持：电话机、手机这些终端产品，很难保持技术壁垒，整个产业被轻而易举地傻瓜化，也是很正常的。既然傻瓜化了，自然不会有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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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旗帜深圳华为。谁也不会否认，华为是处于朝阳产业中的高科技公司，正因为它是成长最迅速、发展最平稳的璀璨明星，本书将以华为作为主要案例，来说明中国人的竞底思维。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如果华为这样的公司都竞底，其他公司还能不竞底吗？2007年的华为年报显示，该年实际销售收入125。6亿美元，净利润6。74亿美元，利润率仅为5％。也就是说，如果华为的总裁任正非的铁腕稍微松一松，华为很可能滑入亏损的境地。如果任正非也像李志强一样，拼命控制成本，能否从庞大的销售收入中，再挤几个亿人民币的利润出来呢？实际上，任正非是比李志强更能控制成本的人，他有一套独特的拧毛巾哲学，这套哲学和他倡导的压强原则、狼性生存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华为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任正非这样阐述他的拧毛巾哲学：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华为在2008年中国电信c网100多亿的设备采购招标中，报价6亿多，就是竞底色彩极浓的拧毛巾，业界估计这次华为不仅不能从毛巾里拧出水来，还要亏损数十亿。但为了弥补先前判断的失误，华为也只有这样把自己打到底线了。毛巾拧得太厉害，就会接近底线。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员工自杀、猝死事件，显示出华为这条毛巾，已出现了纤维撕裂的迹象，如果再狠狠拧下去，很可能会发生重大断裂。因此，即使是任正非那样的竞底高手，如果沿用以往的战略，也很难把华为的成本再压下去，把利润率再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竞底战略依靠人们的底线生存，来获得竞争优势，这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很难有较大的改善，以志强厂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志强厂的女操作工（俗称打工妹）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工资按岗位不同和熟练程度不同，为200~250元。那时，工业区最便宜的快餐是1元一份，里面有一个煎蛋或一点碎肉（当然，那些碎肉大多是来路不明的冷冻肉），外加一点素菜。
第6节：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到2008年，同样条件下的工人收入，为900~1000元，但同样的快餐，也涨到了3元，如果再加上房租、水电、交通费的增长，18年来，打工妹们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深圳如此，珠三角地区也是如此，资料显示，东莞打工妹的实际收入近20年也没有增长。珠三角如此，长三角呢？其他内地地区呢？可能还不如珠三角。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大群大群穿着灰色或蓝色工衣、身材不高、面目模糊的打工妹们，繁忙的工作没有压抑住她们青春的活力，即使在午休出来吃饭的时候，她们也会偶尔嬉笑打闹一下，寻找一点难得的欢乐。如果说中国正在和世界各国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产业战争，那么这些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就像前沿阵地上鏖战的步兵一样，她们付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没有享受到值得一提的成果。古人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话用在这群步兵头上，也许并不为过。那么这个将到底是谁呢？是他们的老板李志强吗？李志强不努力吗？非也！李志强不能干吗？非也！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战略选择的问题！微观的个案也许不说明问题，让我们再看看宏观的层面。先看一个他人的例子：1945年，日本彻底战败，战争破坏加上战后拆卸重型设备赔偿受害国，等等，日本基本上赤地千里，女人靠向美国大兵卖淫为全家谋生，很多大人、孩子冒险围着美国军舰，希望从军舰排泄出来的垃圾中，找到一点有热量的食物充饥。在经历了艰难的战后重建，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实现了30多年经济腾飞。1965年，世界前五大半导体生产商依次为：德州仪器、仙童、西格尼蒂克斯、威斯汀豪斯和摩托罗拉；而到了1987年，这一排名变为：nec、东芝、日立、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这一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超过美国，而到1988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ic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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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本还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数0。28）、劳资关系最和谐的国家。有些人也许会强调，日本在冷战期间受益于美国的扶持，而且人口比中国少。但韩国、台湾同样受益于冷战，人口比日本更少，却并没有日本的辉煌。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日本确实有些扶持，但ic产业从来是美国的支柱产业，它绝不会在这个产业上，扶持昔日穷凶极恶的对手，超过自己。中国的管理者喜欢说懒惰者找借口，实干者找差距，我们不能在这里为自己找借口！再看看中国的情况：邓小平发动的中国对外开放，始于1978年。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但不会有人否认：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好于1945年的日本。据中国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gdp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年均8。5％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07年，中国生产了美国低档消费品的30％，该年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名显示：美国37610美元排第5位日本34510美元排第6位中国1100美元排109位在三十年经济腾飞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仅为美国人的2。9％！在此，我们没必要用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来为自己找心理平衡。只要比较中美两国的工资与房价，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学者自豪的购买力平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