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而与之相对的是，满洲贵族日益衰落且苟延残喘。因此慈禧太后觉察出自己手中权力的流失，面对这些新兴崛起的汉人势力，她感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然而，左宗棠这一招“不与人合”却成功地打击了慈禧太后最为担忧的曾国藩，从形式上保证了慈禧太后的独裁并得到了她的赏识。
3。 凸显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最关键的时刻，左宗棠敢于和曾国藩唱对台戏，这在讨好慈禧太后的同时，也大大地提升了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在曾国藩最为得意的时刻，能站出来说“不”的，也就只有左宗棠了。而这给慈禧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开始注意这个楚地才子的一举一动，继而不断地提拔他，刻意将左宗棠的势力放到了与曾国藩一样的水平线上，也可以说这是慈禧太后为了牵制曾国藩而所做的必然选择。
可以说，左宗棠用两个人的“失败”，换取了三方面的胜利，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大家各取所需，完美地达成了一个共赢的局面。
、上谋伐心，不战而胜
身在官场，就会时刻面对一些同僚倾轧，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而只有想方设法把站在自己头上的人扳倒，自己才能成功上位。在官场博弈中，最为致命的便是攻心战。简单来说，打心理战成本低、效果好，并且还不伤面子，所以在文人中十分流行。
究其一生，左宗棠在朝中结下的对头还真是不少，大到曾国藩、李鸿章，小到宫中不入流的太监，他都为图口舌之快，得罪了一通。也有很多人想要整倒他，但是一方面，慈禧太后说过“三十年不准参左”，另一方面，左宗棠自己也是善于和人打心理战的。他打心理战时总是喜欢揭人短，这样就会让那些跃跃欲试的人羞愧难当，直到黯然退场了。
左宗棠脾气火爆，个性憨直且容易较真。巡查广东的时候，左宗棠还弹劾了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说起来，郭嵩焘原本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两家还有姻亲关系，但是左宗棠的一纸状书将郭嵩焘直接从巡抚的位子上拽了下来，从此两人势同水火，不相往来。
后来，左宗棠得知消息说，郭嵩焘打算要上书参他，当时左宗棠已经是老病缠身了，他也不想再和自己的亲家斗个没完没了，于是就想找郭嵩焘好好聊聊，把这个事“私了”。他知道郭嵩焘有着传统文人的倔脾气，只要认准了的事，就一定要做到。因此左宗棠知道要想避免这风波，就需要从心理上瓦解对方。如果硬碰硬，上去再痛骂郭嵩焘一顿或者直接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弹劾自己，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于是左宗棠决定请郭嵩焘到自己家里做客，大家联络感情。
其实，左宗棠使用的计策主要有两点。一是他使用的第一个计策显得非常不择手段，是将郭嵩焘在任广东巡抚时，因刻意讨好洋人被人们骂为汉奸的事提出，直指隐处和痛处，直说得郭嵩焘灰头灰脑，低首不语。
二是拿双方的家庭说事。因为左宗棠和郭嵩焘原本就是儿女亲家，左宗棠没有发迹之前，郭嵩焘对他十分照顾，往日恩情加上血亲关系，直说得郭嵩焘默然深思。随后左宗棠又摆了一桌酒菜，席间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间也不知道两人说了哪些话，到了最后，郭嵩焘的状也没有告，折子当天夜里就被他扔到火炉里去了。
左宗棠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弹劾之时，很巧妙地利用了心理战，他先是极力地贬低对方，用“汉奸”这个词来刺激郭嵩焘的心理防线。虽然郭嵩焘本人确实没有当汉奸，但是人言可畏，郭嵩焘对于自己这个名号，还是很忌讳的。这算是左宗棠压低对方心理防线的第一步，算是打了人一巴掌。
而左宗棠第二步就是联络感情，发动感情攻势。他对郭嵩焘大谈旧日情，最后还请人喝酒吃饭，算是给了人一颗红枣。再加上左宗棠本身的政治地位是远远高于郭嵩焘的，所以左宗棠的胡萝卜加大棒，顺利地化解了这次危机。其实说到底，以左宗棠的行事作风，他也没有什么问题可被人指责的，更何况慈禧太后还有“三十年不许参左”的命令。所以从本质上说，左宗棠是不怕郭嵩焘弹劾的，他只是希望在年老的时候，尽量化解自己和郭嵩焘的矛盾，也算是表达一番歉意了。
正所谓官场相争，上谋伐心，这才是最理想的一个境界。大家不动刀枪，不撕破脸。假如左宗棠没有对郭嵩焘展开心理战术，那么郭嵩焘很可能就会赌气将折子上报给朝廷，而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慈禧太后会拿郭嵩焘开刀问罪，到时左宗棠坑害亲家的罪名就出来了，那么他在朝中也就没办法混了。其实很多时候，做人做官都需要动点心思的。只要在心理战上取得了优势，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而少了外部烦恼，官路自然也就顺畅多了。
、保持距离，避免祸端
张之洞是一位非常难得的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在官场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和发展，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洋务运动的后殿。可以说，张之洞凭借着超强的长远眼光和开明的思想，为近代的思想意识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在那个政治动荡、险恶非常的清末政治官场上，光是清政府内部的矛盾，即慈禧太后与光绪之间的矛盾就闹得整个朝廷分为两大派别，在政治上的想法达不到一致，从而产生激烈的争议。因此，在明争暗斗的两个权力中心周围的那些官员随时都有丢掉乌纱帽的危险，稍有差池也将面临着被处决的可能，而身处在这个大旋涡里面的清朝官员们个个都担惊受怕，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小心谨慎、察言观色地行事。在这个动乱的大时代的背景之下，张之洞还能做到处变不惊，而且还能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是与他拥有“保持距离、避免祸端”的独特做官智慧分不开的。
在官场上，张之洞可谓是比较顺利的。1863年的时候，张之洞中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又任山西巡抚，之后又陆续任职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并在兴办洋务和实业以及教育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得肯定和承认在官场上张之洞具有精练的为官之术。
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引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当时康有为主张兴办强学会，推行维新，并开办了《中外纪闻》。当时强学会的开办取得了一些大臣的支持和赞助，其中最重要的两位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当时张之洞支持康有为等人维新改革，因此被康有为等人称为顾全大局、通权达变的“今世大贤”。后来张之洞还积极地拿出资金支持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开设强学会，并表示自己想做维新党的领头人，跟随维新党，并联合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创办《强学报》等。虽然在这期间他通过资金以及各种方式支持帮助维新党成立强学会并且支持自己的同僚加入强学会，但张之洞却婉拒了康有为将他的名字列在强学会之内。这种行为足以表明张之洞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他时刻为自己留有余地。
张之洞之所以会支持强学会，是因为他认为维新党的思想十分先进，要想使清廷摆脱这种落后的状态，维新变法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但是他拒绝加入强学会的理由便是他有长远的眼光，他看到了当时整个清廷的大环境，他认为光绪和慈禧太后这两个派别的争斗，最终胜利者还很难预料，但凭借他的眼光认为慈禧太后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的机会更大，为了不让自己陷入整个旋涡，他只能与康有为的强学会保持距离，做好退路，以免引祸上身。
果不其然，朝廷中保守派的力量始终是太过强大，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下令强行封闭强学会，由此《中外纪闻》等强学会刊物也随之被查禁。此时的张之洞马上遵守慈禧太后的旨意立即解散了上海的强学会，并且公开宣布《强学报》停刊，但是代表洋务派的张之洞还是继续和维新派进行合作，创办了新刊《时务报》。虽然张之洞还没有和维新派划清十分明确的界限，但是介于自己在官场的地位和声望，他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给自己留有退路。
直到后来百日维新之后，慈禧太后发动了政变，尚未成熟的维新派被慈禧太后的魔爪镇压了下来。此时张之洞发现情势的变化，尽力地去除自己曾经与维新派密切交往的痕迹，极力地与维新派划清了界限，以免引祸上身。
可以说，在为官之道上，划清界限并保持距离有时候是十分必要的一种做法和方式，因为，在任何朝代或者社会，所谓的官场都不会有清澈的时候，要想在这个庞大杂乱的官场里面生存下去，就要时刻想着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以免惹祸上身。
、平衡关系，如鱼得水
张之洞的一生都与仕途分不开，而且他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里几乎经历了所有的大事件，尤其是他在官场上的最后20年，也正是清朝发生变局的年代。然而在这关键的20年间，张之洞却经历了官场上的辉煌时刻。在此期间，他的官场之路非常坦荡，这其中有张之洞在性格上的谨慎和严谨，加上他那圆滑和不可预测的城府，都使他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但更重要的一点便是他懂得在官场中平衡关系，能够掌握权术和使用权术，并且发挥到极致，这才是他在官场上能够如鱼得水的根源。
在官场中，张之洞一直在进行着平衡关系，对此他有着自己的主张规则。
首先，作为一名官员，要想平衡好各方关系需要具备一个好的心态。官场虽然没有战场那样血腥，但是却和战场一样残酷和无情，官场上你死我活的竞争更多的是体现在暗地里，随时都会迸发出暗箭和激流。而好的心态对于为官是很有帮助的，张之洞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好心态，才让他在官场中处事不慌、有条不紊。
其次，要平衡好自己与上级之间关系。众所周知，在清末，做官就是为了获取利益，而一名上层官员对属下进行提拔也是因为属下能够给上层官员带来利益。对上层官员死心塌地的忠诚，也是因为上层官员能够给属下带来好处，因此两者互相配合才能达到平衡，一旦有一方出现了差异，那么这个平衡就持续不下去，其中的利益也就会分裂。所以张之洞明白慈禧太后提拔他的原因，同时也明白应该怎么做。张之洞在官场中的做事原则就是不损害上层的利益，极力地维护他与上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最后，要准确适当地协调好同僚之间和下层之间的关系。张之洞凭借他多年做官的经验，懂得做官一定要注重外部环境，要尽量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要处理好与自己同级或者下层官员之间的关系。协调好了这些关系，就不会阻碍自己在工作上的开展，对自己做官来讲也就显得较为容易了。
此外，张之洞有着极深的城府和睿智，他清楚地明白官场上的残酷和无情，因此他每次都努力地去把握住官场的潜规则，显然张之洞这种对权术的掌控和官场规则的婉转使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非常顺利地走下去。
张之洞对权术这个官场规则的领悟并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他在做官的这条道路上不但对官场上的规则掌握得非常熟练，还特别注重大局，以大局为重。当初，张之洞和袁世凯都同时编练新军，而这两支新军也成了当时清政府最强大的两支军事力量。这两支新军的力量都很强大，但掌控这两支新军的统帅的意识差别很大。袁世凯把自己的北洋新军看得极其重要，走到哪里都带着这支军队，以至于后来开始争权夺势，并且搞起了军队政治作风。而张之洞则大不相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的力量也很强大，当他被调往京城任职军机大臣的时候，他的军队并没有被他带走，他一个兵都没带，把这支军队继续留在了湖北。
通过这个事件说明，袁世凯是一个有野心的军人，他编练出的这支强大的军队，是积蓄自己的力量，为他日后争权夺势奠定基础，而张之洞则完全不同，张之洞编练新军主要是为了朝廷国家，他想到的是顾全大局，他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就需要组建自己强大的新军队。另外，张之洞处处小心，他不想让朝廷的人知道他是一个争夺权力的人，因为军队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掌控着军队，别人就会惧他三分，但是也会引起上层建筑的不满，从而容易牵扯到自己的名声和官位。因此，他离开湖北的时候没有带走一个兵。可以说，袁世凯在这方面更重视的是个人的力量，而张之洞则更注重国家大局，因此，张之洞更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和器重。
在官场中，张之洞凭借着能够把握平衡上下左右之间各种微妙的关系而得到了自己的利益，又根据国家的大局势轻松地玩转了整个官场的规则，从而赢得了自己仕途上的顺利发展和成功。
、找准靠山，左右逢源
一个一无所知的学生可以通过老师的谆谆教诲成为知识渊博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通过“朝中人”的提携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臣。其实，“大名鼎鼎”的和褪且揽空易伎可蕉饺胧送痉⒓业摹�
和票＃拚炱烊耍ヮ苈皇稀：瞳｜有才，记忆力显著，精通满文、汉文、蒙古文和藏文。而他之所以能够身兼数职并非他有超凡的才能，而是因为他擅长揣摩圣意，迎合君旨。钮钴禄氏在清朝虽是一个大姓，但和母盖兹床⒎谴蠊伲皇且幻涔伲⑶椅苏薄⒆龉偾辶：瞳｜的母亲去世早，继母对和值懿⒉缓茫腋盖椎馁郝凰渥愎幻吭碌目茨岩曰芟露嗌俨聘弧Ｋ裕瞳｜的童年生活并不是无忧无虑的，在朝中也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和浜醚В蛭胍鋈送返匾仓挥锌凭偈送菊庖惶趼贰Ｈ欢疵荒芨咧凶丛踔亮缡远济挥锌脊皇且幻悴拧５谡庵八吹玫搅说背烊恕⒘纳褪丁Ｓ⒘乔∈逼谄牡们∩褪丁⑶囗囊晃蝗ǔ肌Ｓ⒘幸桓隽钏痔郯乃锱胍锱乙桓鋈缫饫删彼吹讲胖腔簟⒛昵峥±实暮瞳｜后便相中了他。虽然和笔奔揖称犊嘁裁挥泄γ谏恚⒘故嵌谰呋垩厶糁辛怂Ｓ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