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离，我开始思索，我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看起来是错误的、危险的、鲁莽的举动。我最早的顾问之一阿尔·艾布拉姆斯就警告过我要远离海外银行业。他说这样做肯定会招致麻烦，会引来太多的关注。他说，你永远都不能信任瑞士人，一旦美国政府对他们施压，他们就会把你给出卖了。他解释说，所有瑞士银行在美国都有分行，所以他们逃不掉政府的压力。阿尔讲的这些句句在理。阿尔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谨慎的一个。事实上，他在办公时一直用10或15年前的旧钢笔，所以，即使不得不倒签文件日期，也不用怕联邦调查局用气相色谱仪断定墨水的年代。看来犯罪可得谨慎一些才行！
早期我刚开始创业时，我和阿尔通常会在Seville Diner餐厅见面吃早餐。他总会和我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个林茨果酱夹心大蛋糕，同时就联邦证券法的演变进行历史分析。他会向我解释事情的由来，人们过去犯过哪些错误，目前大多数证券法是如何根据过去的犯罪行为制定出来的。这些我都熟记于心。我没做任何笔记——他可不允许我做书面记录。和阿尔做交易不需要书面的凭证，他说的话就是合约，而且他从未违约。是的，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签署过书面合约，但所签署的合约均经过阿尔的认真准备，并使用精挑细选的钢笔进行签署。当然，每份文件都坚定地支持“合理的推诿”这一理念。
阿尔教了我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笔交易——每一笔证券交易和每一笔电汇，无论是从银行还是经纪公司——都会留下书面证据。除非这个书面证据确定无罪可查，如果不是的话，就要提供一些替代性解释，确保“合理的推诿”——你早晚会成为联邦指控对象的。
所以我一直很谨慎。从Stratton Oakmont最早期开始，我完成的每一笔交易，珍妮特以我的名义做的每一笔电汇，我参与的每一项有问题的企业财务交易都进行了“乔装打扮”，或者按华尔街流行的术语来说是“铺衬垫”，用各种不同的文件和时间标记，甚至是挂号信进行伪装，以此减轻我的刑事责任。“华尔街之狼”不会出事，我不会被他们的交叉瞄准线逮到。阿尔·艾布拉姆斯已经很好地教过我。
但现在，阿尔却以洗钱罪进了监狱或是正在等待判刑。他一向如此谨慎，却触犯了这样一项法律，即不得分拆后以略低于一万美元的数额频繁取现，以避开向国税局申报。该法旨在打击毒品交易商和黑社会，但仍适用于全体美国公民。阿尔教给我的另一件事是，如果我接到商业客户——不管以前的还是现在的客户——打来的电话，如果他们试着要和我讨论过去的交易，那么90％的可能就是他们正在和警方合作。这其中也可能包括他。因此，当我接到阿尔的电话，他以那种奇怪的吱吱叫的声音说出了那句话——“还记得那次……”时，我知道他遇上麻烦了。很快我就接到了阿尔一位律师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阿尔被起诉了，如果我能将他在我们共同持有的私人投资中的股份全部买下的话，他将不胜感激。他的资产已被冻结，手头现金不够。我毫不犹豫就照做了，以5倍于市值的价格，资助了他几百万美元现金。然后我开始祈祷阿尔不要出卖我；祈祷阿尔撑得住审讯；尽管他在和警方合作，但我祈祷他就算背叛任何人也不要背叛我。但后来问及纽约一位顶级刑事律师时，他告诉我没有“部分合作”这样的事；要么你与警方彻底合作，不袒护任何一个人，要么你根本就不合作。我的心猛地一沉。
如果阿尔与警方合作，把我出卖了，我该怎么办？他从银行所取的现金大部分都到了我的名下。他曾告诉我他在珠宝行业有些代理人，他帮他们发行新股票赚钱，而他们则以大额现金来回报他。我从未想过他会从银行把钱取出来。他那么聪明，不可能这样做的。他可是地球上最谨慎的人啊。一个失误，就这么一个失误就让他栽了进去。
我也会遭遇相同的命运吗？瑞士将会是我愚蠢行为的发生地吗？过去5年来我一直极为谨慎，从未给联邦调查局留下一点踪迹。我从不谈及过去；我的家和办公室会不断进行窃听器清除；我做的每一笔交易我都亲自准备，创造“合理的推诿”；我从来不在银行进行小额取现。事实上，我曾从不同的银行账户中取过100多万美元的现金。如果联邦调查局问及，我只需说：“去查查我的银行账户，你会发现我所有的现金都是合法的。”
是的，我一直都非常谨慎。但我的好友、我的第一位顾问、曾教给我很多东西的阿尔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已经将他抓起来了，那么，我被逮捕的概率也绝对不小。
这是我今天第二个不祥的预兆。但此时此刻，我并不知道这并不是我最后一个不祥的预兆。
第13章 洗钱入门
瑞士日内瓦联合私立银行占据着一幢熠熠发光、覆有黑色玻璃的10层写字楼，写字楼矗立于Rue du Rhone大街，这里正是日内瓦黄金购物区的中心地带，距离我最爱的喷泉仅一步之遥。
在美国银行，当你走进入口时，总会在防弹玻璃后看到面带微笑的柜台人员，而这里却完全不同，在这家银行大厅中，仅有一位年轻女士被约40吨重的灰色意大利大理石围绕其中，面无表情地坐在一张红木办公桌后，桌子大得足以让我的直升机在上面降落。她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西服，里面是一件白色高领衬衫。她金黄色的头发束在脑后，挽着发髻。我心想，又一个瑞士机器人。
我和丹尼往办公桌走过去时，她以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们。她肯定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她当然知道。这全写在我们的脸上了。年轻的美国罪犯想在这里将非法谋取的收益洗掉！向学生出售毒品发家的毒贩子！
我深吸一口气，原想向她解释我们只是股市骗子，我们有毒瘾，但我们不卖毒品，但我还是控制住了没跟她讲。
但谢天谢地，她选择保留自己的意见，没有道出我们所犯罪行的本质，只是说了句：“您希望我为您做点什么呢？”
希望？我的上帝！又是“希望”！“噢，我到这儿与吉恩·杰奎斯·索雷尔（化名）开会？我的名字是乔丹·贝尔福特？”我这是怎么了，说话都带上问号了。我都被这些瑞士佬给同化了。
我等着这个女机器人答话，但她一言不发，只是一直盯着我看，然后又看看丹尼，上下打量着我们。接着，她回答说：“啊，您是想说吉恩·杰奎斯·索雷尔先生？”啊，这名字从她嘴里说出来可真是优美极了，仿佛故意在强调我那糟糕的发音。“是的，贝尔福特先生，他们都在5楼等您。”她向电梯示意了一下。
我和丹尼上了红木装修的电梯，电梯操作员是一个年轻人，打扮得像19世纪的瑞士陆军元帅一样。我们站在他的身后盯着他的制服看。看到他的头顶时，我们两个的目光都定在了他头盔顶端挑起的那根紫色羽毛上……这时，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互相做着鬼脸。我悄悄对丹尼说：“记住我说的话。不管他们说什么，结束离开时我们都要说我们不感兴趣。记住了吗？”
丹尼点点头。
我们走出电梯，沿着铜臭味十足的红木装修的长走廊走着。走廊里非常安静，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棺材之中，但我克制了冲动，不想就这个想法做出结论。相反，我深吸一口气，径直走向长廊尽头的那个高大、瘦削的人。
“啊，贝尔福特先生！波洛西先生！两位早上好！”吉恩·杰奎斯·索雷尔热情地说道。我们握了握手，接着，他诡异地朝我笑笑并补充道，“我相信自机场上的不愉快后您的状况好多了。喝咖啡时可得跟我讲讲空姐的事！”
他朝我眨眨眼。
我心想，这家伙不错！他可不是你想的那种瑞士法国佬，这点可以肯定。他绝对是个欧洲人，但他这么“温文尔雅”，绝对不可能是瑞士人。他有着橄榄色皮肤，深棕色头发，头发泛着油光，紧紧地贴在脑后，像个十足的华尔街人。他的脸及身材均较为瘦长，但搭配在一起却很不错。他穿着一套洁净的灰色细条纹的海军呢绒西装，一件双袖头的白色衬衫，一条蓝色丝绸领带，看起来价值不菲。他的穿着打扮看着真是赏心悦目。
我们在走廊里简短地聊了聊，谈话中我得知吉恩·杰奎斯不是瑞士人，而是法国人，只是临时从银行的法国分行调任过来。这倒说得通。接着他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话：他不希望加里·卡明斯基参加这次会议，不过由于是加里牵线搭桥安排这次见面的，所以不让他参加也不行。他提议我们会上只象征性地聊聊，之后今天下午或明天再私下面谈。我告诉他，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已经打算以否定的态度结束本次会谈。他抿着嘴唇，表示赞许地点点头，仿佛在说，“这倒不错！”我甚至不用看丹尼就知道，他肯定被震住了。
吉恩·杰奎斯将我们引入了会议室，会议室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男士吸烟俱乐部。6个瑞士法国佬围着一张长长的玻璃会议桌而坐，个个身穿传统的商务套装，要么手上拿着一根点燃的香烟，要么面前的烟灰缸中放着一根正在燃着的香烟。从上到下，整个屋子弥漫着巨大的烟云。
接着，我看到了卡明斯基。他正坐在这几个法国佬中间，头上顶着那头犹如动物死尸般恶心的假发。一张肥胖的圆脸上挂着谄媚的假笑，看着就是一副欠揍的样儿。刹那间我都打算请他离开会议室，但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最好还是要他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我决定不在瑞士开展业务。
闲聊了几分钟后，我说：“我对贵国的银行保密法十分好奇。在美国时我从律师那儿听到了很多互相矛盾的条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贵行会与美国政府合作？”
卡明斯基回答道：“这可是在瑞士做生意的最大优点——”
我打断了他，“加里，如果我对你就此问题的看法感兴趣，那么我他妈的——”我意识到这些瑞士机器人很可能不喜欢我粗话连篇的讲话风格，所以我赶紧打住。
接着，我谦逊地说道：“很抱歉，各位——加里，等我们回纽约后我会洗耳恭听的。”
这些瑞士法国佬们笑笑，点点头，潜台词就是：“是的，这个卡明斯基真是愚不可及。”但此刻我想得更多。很显然，如果我决定与该银行做生意，那么卡明斯基就能拿到一笔介绍费。否则他犯得着这么急着来打消我的顾虑吗？起初我以为卡明斯基只不过是个喜欢显摆自己学识渊博的笨蛋罢了。华尔街上可不乏这类人，人送外号“半吊子”。但现在我坚信，卡明斯基此行是奔着钱来的。如果我真的在这家银行开立一个账户，那么通过介绍人费用的收据就能被得知。这就是问题所在。
吉恩·杰奎斯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说：“卡明斯基先生对于此类问题一向急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有点奇怪，因为您的决策对于他的收益或损失毫无影响。他将您带到本行，我们已支付了些许介绍费。不管您是否决定与我行合作，这对卡明斯基先生的口袋没有丝毫影响。”
我表示理解地点点头。我发现了有趣的一点：索雷尔讲话时并不用祈使句。他的英语十分地道，对习语、俚语等也运用自如。
索雷尔继续说道：“但就您的问题而言，仅当被起诉的犯罪行为在瑞士亦属犯法时，瑞士政府才会与美国政府合作。比如说，瑞士没有与逃税相关的法律，因此，如果我们收到了美国政府就此问题提起的请求时，我们是不会与他们合作的。”
“索雷尔先生所言完全正确，”银行副总裁说道，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戴着一副眼镜，好像叫皮埃尔什么什么，“我们对贵国政府可没有太大的热忱。希望您不要误将此话当成冒犯之语。还是那一条，仅当被起诉的犯罪行为在瑞士属于刑事犯罪——或者，按您的话说是重罪时，我们才会与美国政府合作。”
紧接着又一个皮埃尔插话进来，这个家伙更年轻些，但头顶上光秃秃的。他说：“您将会发现，与贵国相比，瑞士的刑法要自由得多。贵国的很多重罪在瑞士却远非如此。”
我的天哪！“重罪”这个词足够让我浑身打冷战的了。事实上，我事先设想的使用瑞士银行作为代理人的想法纰漏百出，这一点已非常明显了，除非……噢，代理人这一做法在瑞士合法吗？我脑海里盘算着这一做法的可能性。我强烈怀疑这一点，不过我得等到和索雷尔私下会谈时再问。我笑着说：“噢，对这类问题我可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我绝对无意违犯美国任何一项法律条款。”这可是句赤裸裸的谎言，但我就喜欢这种讲话方式。毕竟，谁会在乎我说的这一堆废话呢。不知为何，这使我更喜欢待在瑞士了。我继续说道：“我是代表我和丹尼两人讲这些的。您知道，我们之所以想把钱存在瑞士，唯一的理由是保护财产。我最担心的一点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我会被起诉——我得补充一下，是错误地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想知道，或者更直白地讲，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无论何时贵行都不可将我的钱，哪怕是一分钱，转给一位美国公民，或者地球上任何一个对我提起民事诉讼的人。”
索雷尔笑了，“我们不仅不会这么做，而且我们甚至不认可任何所谓的民事问题。即便我们收到了贵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个民间监管机构的传票，我们也绝不会与他们合作。”接着，他想了一下又补充道，“即便所起诉的犯罪行为在瑞士法律中为重罪，我们也会这么去做。”他点点头，直奔主题，“即便这样我们也不会与他们合作！”他阴险地笑了笑。
我赞许地点点头，然后扫视了这个房间。除了我，似乎人人都对事情的发展方式很满意。但我可是一点兴致都没有。索雷尔最后一句话触到了我的痛处，我的大脑马上开始高速运转起来。事情很简单：如果瑞士政府拒绝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合作，那么证券交易委员会别无选择，只能向美国律师办公室提起犯罪调查请求。说来说去我都是死路一条！
我开始在脑海里设想可能的场景。证券交易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