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地意识到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可能不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韩强先生提到的“自私——经济学的基础”，并不是张五常先生“发明”的观点，这是现代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是约定俗成的。几百年以前，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说过一句经典的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著作包括现代的经济学教材，都有类似的论述。
韩强先生提到的“自私”与“公利”的关系问题，恐怕是他对现代经济学的一种误解。在经济学中，关于“自私”的现代表述是：人都是追求约束条件下最优化效用或收益的。也就是说，“自私”并不等于目光短浅，只关心物质报酬，浑身弥漫着铜臭味；“自私”不意味着人类是一架计算器，只对金钱的刺激做出反应。只要是出自我们内心考虑的，都是“私利”（也有将“自私”代之以“自利”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在题为《自由选择》的书中所说的：“只要是参与者所关心的、所珍视的、所追求的，就都是私利。科学家设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传教士设法把非教徒变成教徒，慈善家设法救济穷人，都是根据自己的看法，按照他们认定的价值追求自己的利益。”比如说，我们给乞丐的施舍，也是出自“利己”的考虑，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获得心灵上的快感。这也是一种交易，乞丐出售的是自己的尊严，获得的是货币或怜悯；施舍者付出的是货币或怜悯，获得的是心理上的快乐。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关于“人性”的争论，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韩教授的言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后汉的班彪对此进行过激烈抨击，他批评司马迁“序货殖，轻仁义，而羞贫贱。”宋朝的王若虚更进一步斥责，说“迁之罪不容诛矣。”明代的董份、清朝的林伯桐等也纷纷表示谴责。自清朝的郭松焘以后，赞同司马迁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当然，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他在《管锥编》第1卷专门开辟一节讨论司马迁提到的这个问题，并引经据典，包括引述各国的说法进行论证，有力地批驳了“利他”的观点。
为什么人必须是“自私”的呢？君子国的故事可以作为反证的经典例子。《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详细的描述是在《镜花缘》里：买东西的人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东西的人说，“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俗云：‘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今老兄不但不减，反而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请到别家交易，小弟实难遵命。”君子国中的人们，显然是利他的，但是，这种交易模型趋于发散，难以形成均衡的趋势，反倒不如利己分子较易达成妥协。如果把“舍己为人”的游戏规则推到极致，从理论上说，恐怕还必须引入一个“寄生虫”阶层，否则经济运行将处于困顿之中。可是，这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君子国了。
如果从我们日常生活中观察，更容易得出人本自利的结论来。以批评“人性自私”的韩强教授为例（当然，这里只是举例，并没有不尊重韩强教授之意），去水果店买苹果的时候，是否专拣烂的或者最差的买？反之，韩强教授给慈善机构捐款或给乞丐施舍的时候（如果有这个经历，而且是心甘情愿的），是否心中涌现出一丝欢快？韩强教授在招收博士生的时候，是否选择成绩好、思维能力强的，一言以蔽之，选择比较优秀的学生？而不选取那些成绩很差而又没有进取心的学生？类似的问题，不胜枚举！但是，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不仅仅是韩强教授，我们每个人都会从“自私”的角度考虑并取舍的。
天下没有人买水果时专挑烂的买！连神仙也不例外。宣扬“众生平等”的佛祖如来甚至说“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何况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2003年1月18日
外资不供应免费午餐（1）
外资不供应免费午餐——与林毅夫、平新乔等先生商榷
可口可乐公司在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对民族饮料工业有没有负面影响？林毅夫、平新乔等先生恐怕没有考虑国外饮料业的引进对本国饮料业资本和劳动力的挤出效应，也没有考虑投资乘数理论应用的约束条件。
向外资开放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一项被称为“填补这项理论空白”的研究课题——“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由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美国南卡罗莱纳州大学商学院合作完成，课题组的主要成员是林毅夫教授、平新乔教授和清华大学杨大勇硕士。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998年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总产值的影响乘数约为2。66，即可口可乐罐装系统每购买1元钱的中间产品和投入品，就会给其他部门带来2。66元的最终需求，从而增加中国经济的总产值。例如，可口可乐公司直接注入资金80亿元，间接创造了220亿元左右的产值，每年通过乘数效应使中国经济增加300亿左右的产值。同时，可口可乐罐装系统的上游和下游经济活动大约创造了40万个就业机会。
可口可乐公司在给中国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对民族饮料工业究竟有无负面影响？林毅夫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取决于你怎么看，如果仅仅从可口可乐打进中国市场方面来看，确实有一定影响，但问题在于，可口可乐如果不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的民族饮料工业是否就能发展壮大呢？事实上，如果没有可口可乐，我们的一些品牌可能至今还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老面孔，从内容到外包装都没有改进。而且，从市场规模来看，正是因为有了可口可乐，中国的饮料市场“大饼”才在竞争中不断做大。林毅夫先生承认，可口可乐进入中国之初，确实有一些国产品牌消失了。但他表示，这些饮料厂雇佣的人员大部分仍在饮料行业工作，更重要的是，可口可乐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产品，还有它的管理营销经验。林毅夫先生的结论是：可口可乐进入中国，不能说短期内没有冲击，但“从长期来看，其正面影响要大于负面影响”。
正如美国政治学者杜兰（EdwinG。Dolan）提出的一个原理（后来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发扬光大）那样：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我们不仅要知道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投资所带来的乘数效应，还想知道，可口可乐公司每在中国投入100元，它拿走多少？但是，林毅夫先生没有告诉我们。
现实让我们乐观不起来。正如卢周来先生在《穷人的经济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中所说的：在看到可口可乐公司给中国人带来“福分”的同时，应该看到中国人失去的更长远的“福分”。卢周来先生文中引述的资料显示，可口可乐系列产品占中国饮料市场14的份额，占碳酸饮料市场的13。这些份额原来可以是中国的，或更多是中国的。
其实，不仅可口可乐公司，其他外资企业在中国采用各种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者，追求垄断地位和垄断价格。联合利华公司旗下的和路雪，进入上海冰淇淋市场后，因为竞争不过当地的一家工厂，索性出高价收购了那家工厂，以消灭竞争者。在获得垄断地位后，再以垄断高价在消费者身上把收购成本捞回来。美国百威和法国达能在收购武汉的中德和东啤后，武汉市场啤酒的加权批发价格竟然上升了4倍之多。利用垄断地位赚取垄断利润，是通过损害消费者剩余实现的。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的多数企业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同外资企业展开激烈竞争。2003年夏天，一向势单力薄的中国中小供应商不断揭竿而起，选择向国际超级商家“家乐福”挑战！6月中旬，在上海，包括洽洽、阿明、正林在内的11家知名炒货品牌不堪收费之苦组成“炒货联盟”与家乐福叫板。紧接着，造纸业“半途杀出”，使家乐福再度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尔后，炒货风波“跨”出上海，南京家乐福也遭“讨伐”。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一针见血地指出，“炒货风波”全面爆发的背后实际是中国零售业的过度开放。在大量外来零售资本蜂拥国门改写中国零售游戏规则的同时，其对中国幼稚的民族工业造成的损伤亦初见端倪。郎咸平说：零售业作为唯一的战略性行业，中国若不再重视对该行业的控制，在若干年后将可能面临整个零售行业的失控。据悉，与中国目前状况类似，美国在1936年前后刮起过商业圈地风，连锁超市店大欺厂，向供应商提出种种条件，要求供应商加大折扣、交进场费等等，最终迫使全美中小制造商及经销商联合向联邦法院起诉，从而造就了《鲁宾逊帕特曼法》（别名《连锁商店价格限制法》）的出台：对有可能垄断市场的商家，不许它向供应商收进场费，不许向供应商要求特殊折扣等不合理费用，对供应商不能采取大小有别的政策。
另外，我对林毅夫、平新乔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存有疑问。他们的这项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于利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计算投资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整个经济的乘数效应。我并不否认乘数效应，相反，也曾经写文章鼓吹。但是，即使是教科书（如我撰写的《新编固定资产投资学》）也会提醒，在实践中运用投资乘数时，要注意前提条件：总需求不足使实际GDP小于潜在GDP；适用于短期情况，短期内经济活动规模由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曲线为水平线，总需求上升表现为相同数量产出提升。如果在坐标图上，总供给是一条垂直线，那么需求上升不能导致产出上升，乘数为零。因而，投资乘数发挥作用的程度，还要取决于总供给曲线形状。除以上条件限制外，乘数的作用和大小还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与均衡周期有关（乘数作用往往不是在一年内实现的，因此乘数模型是动态模型）；市场传导机制是否通畅，如中国市场化程度不够，投资乘数的作用要打折扣；政府各种措施的综合影响，如增加开支的同时增加税收，其增加开支的乘数作用就不十分明显。可见，前提条件不完全满足，乘数传导机制存在问题，以及财政政策的其他负效应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现实中的乘数没有理论中的那么大。
外资不供应免费午餐（2）
实际上，这项研究课题——“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说中国引进可口可乐罐装系统将带来天文数字般的产值和就业，恐怕没有考虑国外饮料业的引进对本国饮料业资本和劳动力的挤出效应，也没有考虑投资乘数理论应用的约束条件。
2003年8月8日
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1）
前提条件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单纯争论“资本雇佣劳动”或“劳动雇佣资本”，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余斌教授讥讽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这样的质疑方式也不是学术研究所提倡的。
“资本雇佣劳动”并非新问题，但却是常谈常新的。让我比较关心这个问题的，还是关于新浪网的掌门人王志东的去职风波的评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认为，其原因在于“资本”与“劳动”的矛盾问题，“资本的意志”主导着公司的一切。我曾在2002年撰写的《让“外行”领导“内行”》一文中简要讨论过“资本雇佣劳动”这个问题。但是，当我翻阅张维迎先生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这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的时候，我发现有深入讨论“资本雇佣劳动”的必要。
进入正文之前，先交代一下，张先生的观点已经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如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余斌认为，为什么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是一个长期困扰西方经济学家及其他西方学者的重要问题。他说：“对于这个问题；张维迎先生终于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西方经济学所接受的答案。这篇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即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自然地；这个答案获得了西方著名大学的最佳论文奖；成为那里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
余斌教授在该文中讥讽张维迎是为资本家说话，认为张维迎充当了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阵营的“打手”。但我认为，学术研究最好不要附加过多的价值判断因素，这样不利于做出客观的判断。学术研究不提倡人身攻击。
张维迎先生到底谈了什么？他在《企业家——契约理论》中认为：其一，由于经营决策对企业成败起关键作用，且经营者行为最难监督，所以，企业委托权的最优安排是赋予经营者剩余索取权，使其自己监督自己，从而经营决策人索取剩余成为企业家。其二，资本是一种能提供信号、能表示有关企业家能力的信息，因此，资本的所有者拥有成为企业家的优先权。否则，要获取一个非资本的企业家能力信息，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资本的意志”主导着公司的一切，在经济学上，这种说法称为“资本雇佣劳动”。但问题是，在逻辑上我们无法确定到底谁雇佣谁。例如，数年前，我曾经在某公司工作，领导是一位女士。然而，她事必躬亲，把大小事情包揽自己干。即使拟个文，她也亲自捉刀。我们很轻松，领导却忙得叫苦连天，我们却闲得不亦乐乎。由此看来，该领导倒是像被我们所雇佣。这种现象，经济学称为“shirking”，即逃避、偷懒或卸责。张五常先生认为，在存在卸责的情况下，无法确定资本与劳动谁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