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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般种类的商品成为非法物品时，获得有关商品质量信息的途径将会减少。商标名称不再受法律的保护，因而盗用著名商标的弄虚作假行为接踵而来，判断哪一种商标品牌是“最好的”变得极为困难。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某些不幸的嗜酒者因受劣质威士忌酒毒害而导致双目失明或死亡，某些比酩酊大醉严重很多的风险成为现实存在。
对于某些人来说，饮用威士忌酒的新成本被那种在非法酒店氛围中的违法乐趣所高估。而另一些具有更为敏感伦理观的饮酒者，则被烈性酒的非法性质所排斥，并且受此威慑，而不再像禁令以前消费得那样多，即使烈性酒能以与先前相同的价格获得。
当很难对这些考虑的净效应进行估测时，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禁令对富人和穷人的影响力是不同的。高收入的饮酒者并不因为对他们所需要的威士忌酒付出更多的钱而感到特别不满和退却，他们几乎不冒什么导致失明的风险，因为无论是高价标签，还是获得有关产品质量及供给的信息成本，都不能将他们与他们所喜好的饮料分开。大概他们在禁令之前就已经十分乐意接受比当时价格更高的标价。
与此相反，某些低收入的嗜酒者在禁令之前，也许正是对可接受质量的威士忌酒支付他们所能承受价格的最高限。价格的突然上升，给他们留下两种选择：要么不喝，要么不得不喝很少一些，或者采用违法私酿和用浴缸储放杜松子酒的形式。由饮用污染的威士忌酒而引起的伤害、疾病与死亡的分布，直接反映出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
在禁令期间所发生的事与现在正发生的对多数迷幻物品和幻觉剂的嗜好之间有一种明显类似的东西。如同非法配制的烈性酒，这些毒品因其非法性受到了严格限制，这导致了制造、分销、零售与消费毒品中相对较高的风险和成本。
然而在谁会获得更多所需求的商品问题上，两个时期之间存在着差异。富裕的使用者仍然能够购买质量好的违禁品，他或她甚至可以付钱给中间人，以便到处进行必要的搜购。而那些中等收入的使用者只能勉强以劣质品应付。而那些“领头羊”，或那些几乎总是贫穷的，而消费量很大的使用者，却经常以低于别人的价格获得较好质量的迷幻物品。出现这一状况原因涉及经济学与社会学。
首先，这些饮用者的贫穷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是低收入工作。所以，当他们离开工作而花费时间，所失去的并非很多。因而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工作的机会成本，与那些高收入工作的人们的机合成本相比较是较低的，后者在他们选择不工作时必须牺牲更多的收入。
“贫穷”的使用者仅仅在他或她急需迷幻物品，花费更多时间寻找最佳价的购买时，才对较低的机会成本作出反应。这在禁令期间也确实如此，但是并没有很多进口，因为并不存在如此大的沉溺于威士忌酒的社会“领头羊”集团。
另一方面，面对中等收入的迷幻物品消费者的难题是多重性的。如果这一消费者花费时间寻找有关购买何种迷幻物品，在哪里能找到它们等等的信息，他或她就面临离开工作所花费时间的更高机会成本。潜在的坐牢威胁无论是对机会成本，还是对心理和情感成本来说，都是更大的威胁物。既然这个人也许不能或不愿意向某个中间人付钱去做必要的搜寻（如同富裕的消费者那样），他或她就只能以那种质量被许多低收入的“领头羊”所不同的迷幻物品勉强应付。
既然特定迷幻物品的消费在其他国家是合法的，那么富裕的消费者为何不乘飞机到海外去获得和消费这些迷幻物品呢？
以尼泊尔为例，在那里，高质量的大麻可以以大约两美分一盎司的价格获得，而在美国，同样的质量和数量，价格可高达40美元。因而，尼泊尔迷幻物品的相对价格是美国迷幻物品价格的两千分之一。是否如此？可当我们在考虑总成本时，我们明白必须包括去尼泊尔的往返飞机票，加上飞行时间的机会成本（减去任何用于亲眼看一看这一奇特国家的货币价值）。其相对价格就变得接近以下公式：0。2＋800／40＝20倍在美国非法出售的大麻价格。
至此，我们已经考察了非法迷幻物品的需求方面。我们已经审视了很多人是如何购买，以及他们愿意付出多少钱去购买特定质量的迷幻物品的决定因素。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审视其供给方面，我们希望找出很多人是如何愿在不同的价位，提供特定质量的迷幻物品的决定因素。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知道的供给定律。
迷幻物品的供给与禁令期间威士忌酒的供给具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多数迷幻物品的生产与分销的非法性质，使得供给商要承担很大风险。下列因素愈大，风险也就愈大：
（1）被发觉的概率；（2）定罪的概率；（3）潜在的监禁刑期或罚金。做此生意的成本包括确保秘密和避免被察觉的措施、支付给有组织犯罪团伙的保护金（对于某些不易于生产的特定迷幻物品，如海洛因）以及支付给警察的潜在贿赂。
如果大麻成为合法购物品将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否会看到一个充斥着迷幻物品的国家？
从供给方面看，企业家们将能够以与先前相同的价格提供更大的数量，因为做此生意的成本下降了。没有所涉及的风险，没有向有组织犯罪团伙支付的必要，没有在生产和分销中保守秘密的高昂成本，价格将最后下降到恰好包含合法生产与合法营销较低成本的某一水平。
事实上，我们甚至能够获得更多的大麻，就像发生在殖民时期的情况。那时英国议会设立了一种奖金，以鼓励美洲的种植者生产大麻，或者cannabis sativa，一种用于制作大麻的植物。在那时，这种植物是美国商业的一种宝贵商品，其种籽用以制油，植物的茎柄可以制作成带子、细绳、袋布和粗绳索。用大麻纤维交互织成的任何材料都因之而增加了韧性和耐久性。这一作物对于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他宣布任何携带大庶种籽而不种植大麻的定居者是违法的？
当一种合法产品在销售者中间有着无约束竞争时，质量相对低劣的产品是很难与优质产品一同立足的，除非前者的价格较低。否则优质品的销售者持会特此告知购买公众。既然产品是合法的，信息的自由流动将确保某些购买者拒绝购买劣质产品，除非这些产品的价格相应地较低。
以敞开大门做广告的方式，还会减少传播和获得有关供给的信息成本。销售者之间的竞争和购买者所获得的增加倍息，将共同使得产品的质量提高。
从需求方面来看，合法化将理所当然地消除被察觉、定罪、监禁及其伴随成本的威胁，因为有了更高的整体质量，产品质量副作用的风险将会减小。所有这些成本的减少将导致消费者有更大数量的需求，即使价格是在合法化之前所通行的价位上。
很难预测大麻的价格是否会在合法化之后立即上涨或下跌，由于消费者多半会有更大的需求，供给者将生产更多。如果需求超出供给，短缺就会产生，消费者将发现他们自己在支付高价，来获取同样数量上的现已合法的产品。然而从长远来看，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如同往常一样，价格将下降到恰好涵盖生产、分销成本和正常利润的某一水平，此点当然会比今天所支付的低。
如果迷幻物品整体合法化，并且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话，在此系列中新增的一个环节将是相对于酒精类饮料价格下降的迷幻物品价格的下降。这是否会导致离开饮酒的趋势，比如说，趋向于吸食大麻呢？答复依附在一个“如果”上，如果大麻是酒精类饮料的替代品，这也许会发生。但是如果两者是互补品，而非可替代品，那么大麻的增加将导致酒精类饮料的消费增加。
在任何情况下，上述分析并不支持或反对迷幻物品合法化的论点。每一进程中均涉及有关的社会成本，还有利益。对使得某商品合法化成本的描述，并不—定强求法律的变更。毕竟在通过一项禁止遗弃妻子的法律时会花费有关成本。但是社会已经判定，宣布遗弃行为为违法的益处要远远超出这些成本。
当某一商品或活动成为非法时，就会有典型的供给方面的反应和需求方面的反应。由于非法性质导致了生产成本的上升，一种非法商品或活动的供给（曲线）将下降（供给曲线将向内移动到左边），这意味着较小数量的非法物品将在每一价位得到供给。从需求方面说，我们可以预测需求有所减少（需求曲线将也向内移动到左边）。历史上，在这些情况下，供给的减少都大于需求的减少，因而违法商品的市场出清价要高于合法商品的市场出清价。
第三章：妓女经济学
1945年，一位法国政治家——名叫玛岱？理夏兹女士要求关闭巴黎的所有妓院。她指出：178家获得许可证的妓院、600家有妓女服务的旅馆、10000名面首（男妓）和6000名夜间女郎“正在毁坏巴黎人的道德和健康”。并且她预言，妓院的关闭将使6000间客房可以用来提供给学生，以及那些在战争中被炸弹驱赶离家的人们。
巴黎市议会被她的数据所打动，限令妓院在三个月内关闭，此举的效果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可从最低限度上说，显然还未能被证明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因为近来正形成和兴起一场富有活力的运动，以恢复世界上这项最古老“职业”的合法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同对卖淫的经济学分析与对迷幻药物的分析相类似，但也有几个特别的不同之处。
妓女们所提供出售的服务像所有其他服务一样，具有两重性：即数量和质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者是互为相关的，数量可以用降低质量的方式增加；服务的质量是指在其他物品中一种经验的功能（人力资本投资）；服务提供者内在特点的功能，例如相貌与智力；现行营业支出，例如在外表、环境与健康方面所花费的金钱有多少。
肯定地说，在质量的这三个方面，替代是可能的。也许同样的质量可以用天生丽质，或者花钱在化妆和衣着上花费努力以获得同样的质量。某些夜间女郎能以衣着打扮的方式补偿相貌的丑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她们能够用衣着来替代天然禀赋。
对于许多享用妓女服务的人来说，质量的健康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在法国，使得卖淫合法化的决策在有关某些顾客染上性病的概率上，具有引入注意的结果，让我们来探询一下为什么。
当卖淫合法化时，难以计数的生意场所存在，其生存目的就是提供妓女服务。既然所有的场所都是生意越来越好，他们可以毫无风险地做广告。因为顾客可以轻而易举地比较价格和质量，信息成本相对是低廉的。如果一家妓院的妓女让顾客染上性病的信息公开化，那么该妓院不得不大幅度降价，或被迫承受营业上的损失。
尽管廉价的信息使得任何一家妓院让不健康的妓女工作是不明智的，法国政府依然要求每周进行体检，以确保性病的发生保持在一个最低水准上。由于绝大多数妓女活动于妓院等场所中，对她们进行体检相对比较容易，因此1947年前妓女很少有染上性病的。
读者很容易对卖淫合法化和麻醉品使用合法化作出类比。当卖淫曾是合法生意时，该种服务的提供者索取她们的机会成本，而未加入任何风险因素，因为没有监禁或罚款威胁的存在。那些需要该种服务的人不需要投入他们大量的资源（时间和努力）去获得信息，以帮助他们避免劣质产品的风险，譬如由性病的威胁体现出的风险。
自1947年以来，法国发生了些什么？显而易见的是，那里不再有合法的妓院，大多数女郎走上了街头，做生意的成本增加了。街头妓女必须避免被监视和逮捕，不是靠圆滑灵敏，便是以贿赂警察的方式得以解脱。有些女郎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在外停留，这就增加了不舒适的成本。还有，她们不再从“规模经济”中获益，而在以前，这种“规模经济”可以降低使她们这一行只有“诱人气氛”之类的“附属配套物”的成本。于是在与以前的工钱相同的水准上，1947年以后，愿意继续从事这一行当的妓女减少了。
在需求方面，顾客们不再对产品的质量充满信心，因为合法妓院之间的竞争消除了。先前，任何有着坏名声的妓院都会蒙受损失。而今，单个妓女可以更加容易地降低质量（即患有性病），却仍然获得顾客，因为顾客获得信息已经变得更为因难了。再者，也已不再有政府的医务检查（如此情形大致与FDA的检查相对大麻的不同等级贴上标签的制度相同）。
可以预见的是，鉴于有关质量的信息已经变得更加昂贵，那些能够支付寻找健康妓女成本的人始终是富有的公民；而那些贫穷的主顾已经染上了性病。不仅如此，非法卖淫的成本对社会其他公众有影响。假如一位中产阶级的大麻吸食者，因吸食非法烟卷而死于砷中毒，社会其他公众并不承担什么成本。但是假如一个码头工人染上了性病，他就不是独自承担这一成本的人，因为他可以将此疾病传播给他人。这一点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目前在法国有一种有关再次使卖淫合法化的狂热，在那些与卖淫行业相关的人群中，无论是供给者还是需求者德比率已经高速增长。
在法国，对卖淫的禁止引起了妓女数量或增长率的下降和妓女平均质量的下降，或许也引起了需求者数量的下降（即使价格与以前相同）。对顾客来说，也许引起了平均价格的上涨。作为一种附加的效应，性病在普通民众中变得更加常见了。
第四章：更安全产品经济学
可口可乐瓶炸伤人脸；电动开罐器使人触电；旋转式割草机使操作者的手致残；夜礼服起火将着衣者烧死；汽车毫无警示地失控乱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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