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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哪里看过：科学家作过这方面的研究，证明男性与生俱来地具有专注做某一件事的能力，而女性的大脑机制让她更擅长同时处理几件事。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打球时，确实是连场边观众起身去上厕所都能观察到，注意力的分散可见一斑。有时打得不顺手，姜山就在旁边一直碎碎念：你换个打法呀，你打个直线撒。他不擅长鼓励别人。不管什么时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像是带着不耐烦的批评意味，听得我头大如斗。他念一句，我还勉强忍得住，念三句，我张嘴就把心里的恼火吼出来了！“打直线打直线！你昨天讨论战术时不是还说要打斜线？”
我一直是个爆竹脾气，别人一碰就炸，炸完又充满了内疚。对外人，我心中有不愉快一般也就忍下去了，只有在姜山这里，我可以肆无忌惮地任性胡闹下去。从心理学上说，人们大多数都只对有安全感的人发脾气，因为对方在你的安全范围之内，你潜意识中知道对方不会离开你，发脾气也是某种形式的依赖。对姜山，我在场上冲他吼完，再打球就觉得情绪平复了很多，头脑清醒，打起球来也更有力量了。他就像我的“充电器”一样。
姜山也是职业运动员，相处多年，他对我的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急性子非常了解。我吼他，大家都觉得我在欺负他，只有他自己不介意，还告诉我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论。归根到底，我是一名运动员，我最应该做好的，就是把球打好。
我们经常吵架，不会吵得太大，但互相戗几句是常有的事。这也正常，过日子哪有不叮叮当当的？姜山最怕和我去逛街。他说“你连个超市都能逛两小时”。最初我逛街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的店都看上一遍。和姜山恋爱以后，我逛街的方式变得非常简单：想要买什么，就去专卖店或是专柜，看货，交钱，走人，一分钟都不多待，因为他在外面会不耐烦。姜山比较喜欢把时间用在看书、看电影这些事情上。他有一个非常充沛的精神世界。
我觉得这和他父母的教育方式关系很大。我喜欢姜山的家人。
姜山爸爸妈妈都是普通工人，非常单纯的人，对我特别好。我和姜山妈妈相处得很好也很自然。他妈妈是那种特别为他人着想的人。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别人问她：“你们是跟儿子一起住还是分开住啊？”他妈妈说了一句开玩笑的话当时差点没把我乐死——她说：“我们这种老不死的，谁和年轻人一块儿住啊？”姜山妈妈还说，以后我老了也不做你们的负担，我就去住养老院，那么多人跟我一块儿玩多好啊。中国自古有“养儿防老”的说法，只有心态好、内心强大的老人才能这么轻松地开玩笑。我们当然不会让他们去住敬老院，更不会真认为他们是“老不死”。但是，他们这种放松的心态让我们觉得很好、没有压力。
姜山很爱他的妈妈。我们常年四处征战，到不同的国家，他都会给妈妈买点东西带回去。有时候他给妈妈买衣服，就让我帮忙试穿。他妈妈和我身高差不多，比我胖，比我架衣服。我穿着合适，再大一个号，他妈妈穿肯定合适。我穿着老太太衣服从试衣间走出来，他盯着我看两眼，说：“还行。再换那个白色的我看看。”于是，我乖乖地去换白色的。旁边的导购姑娘心里肯定在嘀咕：这俩土老帽儿，挑的衣服可真够老气的。哦，对了，导购是外国人，估计不会说“土老帽儿”这种高深的词语。
姜山家的氛围特别轻松愉快，也很民主。一个桌子吃饭的时候，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说话，各自发表各自的见解，即使意见不合也不急不恼。有时候，姜山妈妈会说：“看不出来，你比你爸还有见解呢。”姜山听了，那叫一个趾高气扬。看着他夸张的表情，我们都哈哈大笑。
这是家的感觉，我失去多年又寻找多年，让我沉醉和迷恋。
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我很黏姜山。回到武汉的时候，他会和老朋友一起打打牌，我都乖乖跟着他。他打牌我看着，看一会儿不想看了就在后面沙发上躺着看书，看着看着，就那么睡着了。偶尔他打通宵，我也陪他通宵。朋友们都笑我好像他养的一只猫。
不管是逛街还是看电影、吃饭，我都希望他能陪着我。但跟大部分男的一样，姜山特别不爱逛街。我们为逛街的事闹过好多次，后来还是我妥协。我想，习惯了也许就好了吧。和他在一起时间长了，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相处的方式。刚开始我跟他撒撒娇都管用，现在跟他发脾气也不太管用了。
国家队原来请过一位有名的心理老师帮助运动员做心理建设，她叫徐浩渊，留着一个类似樱桃小丸子的发型。她曾经问过我：会在姜山面前哭吗？我说以前有，但现在已经不哭了。她问：为什么？我说，觉得没有哭的必要。她问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说我觉得哭是一种幼稚的表现，我现在足够坚强，应该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她说：这证明你越来越不信任姜山，所以才不愿意在他面前表现出你脆弱的一面。
我自己倒不这么想。人和人的相处模式并没有一定的成规，两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自然会合作出一种模式。我是觉得自己就算哭，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姜山教给我一件事情，就是在婚姻中两人都要保持一点独立的空间。有时他心里有事，忽然不怎么说话了，我也不会追着他问，让他自己消化去，等他把事情办妥当了，自然会来向我报备。姜山什么事情都不瞒我。
婚姻就是指间沙，抓得太紧，只会流失。夫妻之间应该有起码的信任和尊重。
对我而言，姜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他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许多角色：场上是教练和陪练，体能训练时是监工，生活中是丈夫和保姆，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像长辈一样地开导我，有时候又像兄长一样在一起讨论问题。偶尔还要客串一下厨师或者保健医生。他比我聪明，比我通晓事理，当我遇到烦恼时，他是我唯一能够放下顾忌倾诉心事的人，他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
十几年走过来，我们从情侣慢慢转化成了老夫老妻的感觉，那种亲情既平淡又刻骨铭心。当对方在身边时，我们没有特别的感觉，偶尔分开，大家都会觉得心里空空荡荡，少了点什么似的。我对此感受尤其深刻——有一次，我睡觉做梦，梦到我和姜山在路上走着走着，他忽然不认识我了。我怎么叫他都没反应，把我急得不得了。惊醒后我就对着姜山一顿猛掐，他的表情特别无辜，问清原委以后，叹了口气，乖乖地挨打。
我曾对姜山说：我总感觉你和我爸爸很像。他觉得不可思议。我解释给他听：不是年龄，就是性格和思维方式吧，还有给我的感觉……
有时候姜山在我身边，我会忽然有种错觉，好像爸爸还在世，还在守护着我一样。在我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呵斥过我，永远都是和风细雨地引导我，陪我做游戏，给我讲故事。姜山性格中的一些地方和我爸爸非常非常相像。父亲早逝是我生命中的一大憾事。想来不能看着女儿长大成人，也是父亲的憾事。我想父亲如果看到我们在一起，也会放心的。
08 退役
网球带给我太大的起伏、太多的悲喜，我对它的感情充满了矛盾。现在，终于有一个改变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毫不犹豫地抓紧了它，我需要改变，我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平平静静地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过日子。
1998年，我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发展势头一直不错，耐克公司对我很看好。当时我在北京先农坛接受采访，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问我“最大的梦想”是什么。耐克公司一直保留着这个视频，2011年我大满贯获胜后，他们用这个视频做了一个广告。
每当我看到这个广告时，都有种特别的感觉。我看着16岁的自己青涩却毫无畏惧地站在镜头前，对着镜头说：“最大的梦想？我希望能打到职业的前十，我知道这个目标特别难，但我自己会努力。”
那时的我脸晒得黑黑的，婴儿肥还没有褪掉，脸盘还是圆圆的。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把“前十”两个字说出口，其实还是蛮胆怯的，我不是很有勇气把这个梦想公之于世，但当时我觉得必须要把梦想说出来，说出来，就好像做了一个承诺，正式向世界宣布了我的理想。
对当时的我来说，这其实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之前亚洲女子选手最好的成绩是日本名将伊达公子创下的，她进入了WTA前四。那是阿加西、桑普拉斯、纳芙拉蒂诺娃、格拉芙一统天下的年代。稍后一点，是辛吉斯她们的时代，亚洲球员在网球上的劣势一望即知，我们没有足够的大赛经验，也没有与世界顶级高手过招的机会。
法网夺冠后，耐克发布的这条广告成了广告界一个很有名的营销案例。可能就是这个视频，让耐克公司对我的印象很好——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同，美国人欣赏这种自信的、直接的风格。他们一直做我的赞助商，从我十几岁起到现在，从未间断过。每逢大满贯赛事，他们还会派人来给我送服装，在场边看我比赛。我和耐克的工作人员成了很好的朋友，平时没事也会一起聚会、吃饭什么的。为了帮我恢复状态，他们甚至会扔下自己的工作来陪伴我。我必须感谢这些忠心耿耿的伙伴们，他们从不曾离弃我，我视他们为自己团队的外围。
从美国回来后，我与教练的交流也得到了改善，教练也认为我们是大孩子了，不会动辄劈头盖脸骂我们一顿。我也在慢慢成长，试着将自己的想法与教练沟通，我们开始慢慢地学会如何沟通。
很快，我开始了四处征战的日子。在此期间，我在深圳举行的ITF挑战赛上拿到了职业生涯的首个挑战赛单打冠军；在比利时韦斯滕德赢得职业生涯的第三个挑战赛冠军，这是我首次在国外参赛拿下最后的冠军，虽然只是ITF赛事，但还是让我觉得受到了鼓励；我和李婷的女双组合在一个WTA双打赛事中夺冠，这也是我首个WTA赛事冠军。
2000年8月下旬，我人生中第一次大满贯赛事的机会来到了——我获得了参加美网资格赛的机会。遗憾的是，由于欠缺经验，我在首轮第三盘就被淘汰了，连正赛都没能进去。作为稚嫩的新手，这个结果也是意料中的。本来这次美网，我也没对自己提出什么要求，权当是来练兵的，感受一下大满贯的气氛。在网球世界中，大满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网球运动员心中的梦想，是网球爱好者的殿堂和媒体追逐的对象。这次真正走进大满贯虽然没有取得较好的成绩，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就在那时，大满贯冠军的梦想像一粒小种子一样种在了我的心里。至于它后来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时候的我是想象不到的。
我在国内的比赛相对顺利很多，2001年北京第21届大运会上，我拿下了单打、女双、混双三冠。同年广东全运会，我同时拿到了女子单打和双打金牌。
就这样，到了2002年，我的世界排名大概跃升到了296位左右。2月份，我参加了在美国的米德兰德举办的75K挑战赛。这不算一个很大的比赛，但我当时状态不错，从资格赛起连赢八场，最终击败了七位排名高于自己的选手夺冠。这个成绩算是蛮不错的，我一直在进步。但就在这时候，我渐渐有些心灰意冷，不再恋战。
最主要也最直接的原因是健康。
2002年亚运会之前，由于长久的压力和心情抑郁，我的生理期忽然开始紊乱。医生说是内分泌失调。这个问题有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吃有激素的药，但我对这种药过敏，队医也束手无策了。身体是这么个状况，训练就上不了量，运动员加不了运动量，就没办法在赛场上拼。
那是在2002年5月和6月份的北京，我们正为2002年釜山亚运会备战，网球管理中心从外面请了一位医生来给我看病，就这位医生说了句真话，他说：“她的身体状况真的不理想。”当时的领导为了让我去打亚运会，表示“你只管给她打针就行了”。
这话听得我毛骨悚然，我才20岁，就算是热爱网球，也不能因为网球毁了自己一生的健康和幸福吧。我的第一反应是打电话向妈妈求助。我妈妈爱女心切，一听这个状况，马上说：“我们不打了，身体是一辈子的。”
许多年后我仍然记得妈妈话语里透出的坚定。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千斤重担卸了下来，满心都是回家的冲动。
有人说没关系的人只会看你飞得高不高，爱你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这句话在运动员出身的我看来，是特别真切的。
那时我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有训练了，当时身体状况已经糟糕到上午训练，下午就出现症状，如果下午马上休息，那么休息到晚上可能就没事了。妈妈坚决不同意我继续训练。爸爸生病去世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我又出了这样前途未卜的状况，她也是被吓怕了。我们不知道打针之后会有什么后遗症，总不能因为一场比赛毁掉一生啊！
当时也有很多媒体报道我退役的事情，很多记者将原因归为“不能和姜山打混双”。这样讲不公平。我身体出了状况，确实不能训练了是客观情况呀。
不过，关于“不能和姜山打混双”的说法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这件事情的确曾经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压力：之前，我和姜山已经配了4年的混双，大家也基本认可了我们的组合，从来没让我们分开过。2001年全运会之前，有个全国网球总决赛，我和姜山照例结伴去打混双，之前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对我俩配混双的反对意见，但当我们到了比赛现场准备抽签时，忽然发现我们的名字被拆开了。
我和另外一个男孩编到了一组，姜山和另外一个女孩编到了一起。这两名队员之前本来是一组。他们告诉我们，我们队领导临时把我们报名时的组合拆开重新搭配，这让他们也觉得很不舒服。
我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忽然被换了搭档，姜山怒不可遏，我也很生气。另外两位队员一时也不知道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