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画家- 第14部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
我第一次见到佐藤博士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而且我相信我的记忆没有丝毫偏差。现在说起来准有十六年了，是我搬进那座房子之后的第二天。我记得那是夏季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正在外面整理栅栏，或者是往门上钉什么东西，一边跟路过的新邻居们打着招呼。我背对小路忙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有人站在我身后，似乎在注视着我干活。我转过身，看见一个年纪跟我相仿的男人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新刻在门柱上的我的名牌。
“这么说，您是小野先生，”他说，“哎呀，真是不胜荣幸。像您这样地位的人住到我们这里，真是莫大的荣幸。我个人也跟艺术界沾点儿边。我叫佐藤，是京都大学的。”
“佐藤博士？哎呀，久仰大名，幸会幸会。”
我记得那天我们在我家门外聊了一段时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佐藤博士几次提及我的作品和事业。我记得他继续往山下走去时，又一次重复类似的话：“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住到我们这里，真是莫大的荣幸，小野先生。”
从那以后，我和佐藤博士每次相遇都会恭敬地互致问候。当然，自从第一次交谈之后，我们很少停下来深聊，直到最近的婚事把我们的关系拉得更近。可是我对初次相逢的记忆——佐藤博士认出门牌上我的名字——足以使我相信我的长女节子至少在上个月她试图暗示的几件事上是大错特错了。比如，佐藤博士不可能以前对我一无所知，直到去年开始商议婚事才不得不弄清我的身份。
今年节子来的时间很短，而且住在仙子和大郎在泉町的新家里，所以那天上午我跟她在河边公园里散步，是跟她好好谈谈的唯一机会。事后，我在脑子里反复思量我们的谈话，我觉得她那天对我说的一些话特别令人恼火，我认为我的感觉不是毫无道理。
不过，我当时不可能细想节子的话，我记得我心情很好，因为又能跟女儿在一起而高兴，而且很长时间没有在河边公园散步了，走在里面感觉心旷神怡。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你也记得，天气还很晴朗，但树叶已经开始凋零。我和节子走在横贯公园中央的林荫大道上，我们说好要在大正天皇的雕像旁边跟仙子和一郎碰头，现在时间还早，我们放慢脚步，时不时地停下来欣赏秋天的景色。
也许你同意我的观点：河边公园是我们城市公园里最令人满意的。在河边区拥挤的大街小巷里穿行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来到浓萌密布的宽敞的林间大道上，肯定会感到神清气爽。如果你刚来到这座城市，不熟悉河边公园的历史，我也许应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一直对这个公园情有独钟。
在公园里，你肯定记得经过一片片孤立的草地，比学校操场大不了多少，你在林荫大道漫步时，能透过树丛看见它们。似乎公园的设计师脑子乱了，让一些计划半途而废。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几年前，杉村明——他死后不久我买下了他的房子——关于河边公园有一些宏伟的计划。我发现杉村明的名字最近很少听见了，但不要忘记就在不久以前，他还是城里无可争议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我听说他曾经拥有四栋房子，你走在这个城里，隔不了多久就会碰到属于杉村或跟他密切相关的企业。后来，在一九二〇年或一九二一年，处在事业巅峰期的杉村决定拿出他的大量财富和资本，投资一个能让他在城市和市民心中永远留下烙印的计划。他打算改造河边公园——当时那是一个毫无生趣，鲜有人光顾的地方——使它成为城市的文化中心。不仅公园面积要扩大，让人们可以在更多的自然环境中放松心情，而且公园里还将有几个闪亮夺目的文化中心——自然科学博物馆，高桥学校的新歌舞伎剧场，他们在白滨路上的那个剧场最近被火烧了，一个欧式风格的演奏大厅，还有，说来奇怪，一个专埋城里死猫死狗的公墓。我不记得还有什么计划了，但那个蓝图无疑是非常宏伟的。杉村希望不仅改变河边区，而且改变整个城市的文化格局，增加北岸的文化分量。正如我前面说的，他试图在城市的风格中永远留下他的印记。
改造公园的计划正在进行，突然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
难。我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但结果是杉村的那些“文化中心”
始终没有建成。杉村自己损失了一大笔钱，再也没有恢复他
先前的影响力。战后，河边公园直接划归市政府管辖，建了
这些林荫大道。杉村的宏伟计划剩下来的就是那一片片空
荡荡的草地，那是他计划中的展览馆和剧场所在的地方。
我前面可能已经说过，在我购买杉村最后一栋房子时我跟他家人的交往，并没有特别地使我想起那个人来。不过，最近我每次在河边公园漫步，都会想起杉村和他的那些规划，我承认我开始对此人产生了某种敬仰之情。是的，一个人渴望超越平凡，不甘于庸庸碌碌，无疑是值得敬仰的，尽管他最后失败了，并因为雄心壮志而损失了一笔财产。而且我相信，杉村死的时候并非不快乐。因为他的失败完全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没有尊严的失败，杉村这样的人对此肯定心知肚明。如果一个人是在别人根本投有勇气或意愿去尝试的事情上失败了，那么他从这个角度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肯定会感到一种安慰，一种发自内心的欣慰。
但我并不想把思绪停留在杉村身上。我前面说到，我那天正跟节子在河边公园漫步，心情很好，虽然她的有些话不太入耳——我是一段时间之后回想起来才完全领会这些话的意义的。当时，在前面不远的地方，路中央耸立着大正天皇的雕像，我们约好要在这里跟仙子和一郎碰头的，因此我和节子的谈话只好告一段落。我把目光投向雕像周围的那些板凳，突然听见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喊道：“外公来了！”
一郎朝我跑来，双臂张开，似乎想跟我拥抱。可是跑到我跟前，他似乎又克制住了自己，板起面孔，露出一副严肃的神情，伸出手来要跟我握手。
“你好。”他说，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啊，一郎，你真的长成一个男子汉了。你现在多大了？”
“应该是八岁了。请这边走，外公。我有几件事要跟您商量。”
我和他妈妈跟着他来到仙子坐的那个板凳旁。我的小女儿穿着一件我以前从没见过的鲜艳的裙子。
“你看上去很喜庆，仙子，”我对她说，“似乎闺女一过门，就马上变得认不出来了。”
“女人没必要一结婚就穿得灰头土脸。”仙子快言快语地回答，但听了我的话似乎还是蛮开心的。
我记得，我们都在大正天皇的雕像下坐了一会儿，聊着闲话。之所以约好在公园碰面，是因为两个女儿想要一起去买布料。我就答应带一郎到一家百货商店吃午饭，下午再带他到市中心转转。一郎巴不得赶紧离开，我们坐在那里说话时，他一个劲儿地捅我的胳膊，说：
“外公，让女人自己聊天好了。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呢。”
我和外孙来到百货商店时，已经稍稍过了平常吃午饭的时间，饭店里不那么拥挤了。一郎在橱窗里陈列的各种菜式中慢慢挑选，有一次还转过脸来对我说：
“外公，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吃什么吗？”
“嗨，我不知道，一郎。烤热饼？冰激凌？”
“是菠菜！菠菜给你力量！”他挺起胸膛，伸缩着二头肌。
“明白了。那么，这里的儿童套餐有一些菠菜。”
“儿童套餐是给小孩子吃的。”
“也许吧，但是很好吃。外公自己也想要一份呢。”
“好吧，那我也要儿童套餐，陪陪外公。叫那个人多给我盛些菠菜。”
“没问题，一郎。”
“外公，你要尽量多吃菠菜，菠菜给你力量。”
一郎挑选了一张紧挨着大窗户的桌子，等餐的时候，他不停地把脸贴在玻璃上，观察着四层楼下面的繁忙的主街道。自从一年多前节子上我家来过之后，我就没有见过一郎——他因为染病没来参加仙子的婚礼——我很惊讶他这段时间长得这么快。不仅个头高了许多，整个举手投足都变得稳重，不那么孩子气了。尤其是他的眼睛，目光似乎比以前成熟多了。
那天，我注视着一郎把脸贴在玻璃上，观察下面的街道时，看出他跟他父亲长得越来越像了。他身上也有节子的特征，主要是神情和细微的脸部动作。我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一郎跟我儿子健二当年的模样何其相似。我承认，看到孩子们继承了家里其他人的这些特征，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欣慰，我希望我的外孙能把这些特征一直保留到他成年。
当然，我们并不是只在孩童时期才接受这些细微的遗传。我们在成年初期十分敬仰的某位老师或导师留下的印迹，会在我们开始重新评价甚至排斥他的教诲之后，仍然长期存在。某些特征，就像当年那种影响的影子一样，一直陪伴着我们的一生。比如我发现，我的某些举止特征——我解释什么事情时的手势，我想表达讽刺或烦躁时的语气变化，甚至我喜欢使用的、别人以为是我自己发明的整句话语一我发现所有这些特征，我最初都是从我的老师毛利先生那里学来的。也许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一句：我自己的许多学生也会从我这里学到这些细微的特征。而且我还希望，尽管他们或许会重新评估跟我学习的那些年，但大多数人都会永远为自已学到的东西而心怀感激。从我自己来说，我的老师森山诚二，我们总是叫他“毛利君”，尽管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缺点，但后来每次谈起他来，我都认为，我生活在若叶县山区他家别墅里的那七年，对我的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今，每当我回忆毛利君的别墅，总是想起从那条通向附近村庄的山路望下去的景象，心里感到特别欣慰。顺着那条山路往上走，别墅就会在下面的山谷里出现，一片深色的长方形木头建筑，掩映在高高的雪松树丛中。别墅的三面是长长的厢房，连起来构成长方形的三边，中间围着一个院子。第四面是一道雪松树篱和大门，把院子整个儿围在中间，可以想象在古时候，那道沉重的大门关上之后，敌人要想进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现在闯进别墅就没那么困难了。在山路上看不真切，其实毛利君的别墅已经荒败不堪。从山路上怎么也猜不到别墅内部一间间屋子的状况，剥落的墙纸，榻榻米的地板有几处破损严重，如果落脚不当心，就有踩穿地板掉下去的危险。实际上。当我试图回忆近处看到的别墅情景时，脑海中浮现的是破碎的房瓦，腐烂的窗格门框，糟朽碎裂的阳台。那些房顶不断出现新的裂缝，一场夜雨过后，每个屋里都弥漫着湿木头和烂树叶的味儿。在有些月份里，昆虫和蛾子大量地侵入，密密麻麻地沾在木头家具上，钻进每一道缝隙，你忍不住担心它们会使别墅彻底倒塌。
在那么多屋子里，只有两三间的状况能使你想起别墅当年的辉煌。其中一间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光线明亮，是专门留给特殊场合用的。我记得毛利君每完成一幅新的画作，都会把他的学生——共有十位——召集到那间屋里。我还记得，进屋之前，我们每个人都会在门槛上停下脚步，屏住呼吸欣赏支在屋子中央的那幅画作。这个时候，毛利君也许在侍弄花草，或望着窗外，似乎并没注意我们的到来。不一会儿．我们都坐在画作周围的地板上，互相指指点点，压低声音说：“看先生怎样填补画面的那个角落。真是高明！”但没有一个人会说：“先生，这真是一幅杰作！”我们要表现得仿佛老师不在场似的．这是这种场合的一种惯例。
新的画作经常都会有所创新，于是我们中间就会展开激烈的争论。比如有～次，我记得我们走进屋，迎面看见一幅画：从一个很低的角度看到的一个跪着的女人——角度很低，我们似乎是从地面仰视她。
“显然，”我记得有人评价道，“低角度使女人显得更有尊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这个女人从其他方面来说都显得楚楚可怜。正是这种张力赋予了这幅画含蓄的力量。”
“也许是这样，”另一个人说，“女人确实具有某种尊严，但不是来自低视角。显然先生是在告诉我们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他是在说，这个视角看上去低，是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我们眼睛的高度。先生显然是想把我们从那样武断和局限性的视角中解放出来。他在对我们说，‘没必要总是从惯常的角度来看事物。’正因为此，这幅画才这样发人深省。”
很快，我们都提高嗓门，互相争论着对毛利君用意的看法。我们一边争论，一边不住地偷偷望望老师，而他并不表示出赞成谁的说法。我记得他只是站在屋子那头，双臂抱在胸前，透过窗户的木格栅望着外面的院子，脸上带着饶有兴味的神情。他听我们争论一段时间，便转过身说道：“也许你们应该走了。我还有事情要做。”听了这话，我们便鱼贯走出屋子，同时嘴里再次喃喃说着对新画作的赞赏。
我讲述这副场景时，意识到毛利君的行为会使你觉得有点傲慢。但是如果你处在一个总是被人仰视和欣赏的地位，或许就更能理解他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了。总是对学生灌输和说教并不可取，在许多情况下，更高明的做法是保持沉默，让学生们有机会思考和争论。正如我说的，任何一个曾经地位显赫的人都会欣赏这种做法。
不管怎么说，关于老师作品的争论可以持续好几个星期。由于毛利君自己始终不作任何解释．我们便把目光投向我们中间的一员——一位名叫佐佐木的画家，当时自诩为毛利君的得意门生。虽然我刚才说了，有些争论可以持续很长时间，但一旦佐佐木对某个问题做出决定。一般就表示争论到此结束。同样，如果佐佐木提出某人的画作有对老师“不忠”的地方，对方几乎总是立刻缴械投降——或者放弃作品，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把作品跟垃圾一起付之一炬。
实际上，据我回忆，我们一起到达别墅后的几个月里，乌龟一次次在这种情形下销毁自己的画作。我虽然很容易就适应了环境，但我这位同伴的作品却经常表现出违背老师观点的元素，我记得我多次替他向我的新同事们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