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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我没兴趣，他们说的，不正是大家心里想着的吗况且．我也有很大的收获。”
“噢！”郑子云有点惊奇，他停住，定睛看着画家。
“我一直在琢磨你，观察你。将来我想替你画张像。不过要画你是相当困难的。你的思绪、神情变化得异常迅速。每一个瞬息的变化，都从不同角度显示着你的气质，丢掉一个都是可惜的。可事实上不得不在丢掉，它太难以捕捉。”
郑子云异常严肃地说：“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画家那像随人摆布的儿童一样的眼睛，也变得严肃起来，像郑子云一样的执拗，绝不退让地说：“也许你有你的理由，但可以想见的是，你的任何理由，都是狭隘的。每一个正直的勤奋工作的人，他，和他的工作，都不只属于自己。”
八
像时钟一样的准确，差十五分八点，田守诚迈着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四平八稳的步子，走进了办公室。边走还边和迎头碰上的、小字辈的工作人员，开两句无伤大雅的玩笑。
天天如此。他不像其他部长，常常在八点以后，汽车才驶进部机关的大院。
田守诚习惯地往他那张大得足以容下一个人在上面睡觉的写字台瞥了一眼，上面，一大摞文件、报告之类的东西在等着他。这是每天要办的第一件事。
田守诚脱下大衣，往衣架上挂去，不行，那个衣钩松动了，他又换了一个。转过身来，双手习惯地捋了捋一丝不乱的头发，又泡了一杯花茶，然后在写字台前坐下，开始翻动桌上那一大摞东西：密码电报、中央文件、值班室的电话记录、等着他签发的各司局的请示报告、人民来信……等等，等等，全按文件制定单位的等级、问题的轻重缓急，顺序排列着。
肖宜，是田守诚颇费踌躇，而后又颇为得意地选定的一个秘书。因为肖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全部造反派的一个头头。
田守诚明知肖宜把他这个决定的动机看得底儿透，但田守诚并不把肖宜的感觉放在心上。他只须估量这个决定，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群众，能否造成他所期望的印象就够了。和一个小人物是不必花费心思去较量的，田守诚只把精力花费在对付等量级水平的对手身上。何况至关重要的事情，还有林绍同秘书去办。
田守诚顺水行舟般地一路看下去，该划圈的，划了；该签发的，签了；该批示的，批了。
在一份部办公厅请示该不该给本部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分发奖金的报告上，田守诚那支洋洋洒洒的大笔停住了。
发奖金给招待所的服务员这两天报纸上的社论，又在强调思想教育，政治挂帅。要求个人所得奖金不得超过本单位两个月的平均工资。似乎有刹住奖金风的趋势。工厂都在压缩奖金开支额，服务人员就更不好说了。何况这是部里办的招待所，又不是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办的，也不是市服务局办的。人家那里，对于这个问题，也许有一套办法、条例。不过那套办法，当然是根据他们的情况制定的，不好照搬，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办。田守诚不打算由他来开这个口。于是，他在报告上批道：“按上面指示精神办。”
对自己这条批示，田守诚觉得很得体。上面哪个上面让经办人揣摩去，就这么含含糊糊的才好。而且，根据田守诚的回忆，关于各部自己办的招待所该不该发奖金，似乎上面从没有过具体的指示。
下面，厚厚的一份报告让田守诚发怵。难道写这报告的人，不懂得那个不成文的规矩吗给上级机关打报告，越往上去，字应该越大，字数也应该越少。
田守诚信手翻去。原来是上面转来的一封人民来信。
肖宜怎么搞的，这样的信也要转给他吗继而又想，肖宜不会错，肯定需要他亲自处理，才会送给他的。
什么问题呢他潦潦草草地看去，竟然是批评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过的，到二ooo年建成多少钢铁基地、煤炭基地、十来个大庆的规划，是左倾思想在经济建设上的反映，是沿袭五八年大跃进、不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错误。信上列举了一九七九年的国家基本建设计划中，有哪些不够基本建设条件的项目，硬是列入了计划，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浪费了多少有限的基本建设投资……看得田守诚眼皮直跳。他沉下心来，端起茶杯，呷了一口。
写信的，准是重工业部的人，所以这封信才会转给他。谁呢田守诚翻到最后一页。哦，贺家彬。“天安门事件”的时候，这个贺家彬折腾得挺热闹，又是送花圈又是写诗，要不是他那个局长方文煊顶着、包着的话，差点没给送去坐班房。不过也幸亏有人顶着、包着，不然，真的送了进去，现在又是田守诚的一笔账。田守诚不由得笑了一下。什么年月了，还吃这碗饭，太不识时务了。
照转贺家彬所在的司局吗不，这件事比较棘手。对中央领导同志同意过的方案提出指责，上面不会不挂号的。部里不表示个态度就这么转下去，万一将来上面有人想起来，问上一句，怎么答复呢田守诚把有关部门在信上的批字又看了一遍，似乎看不出什么倾向性的意见。只写道：“转去人民来信一封。”
这该如何处理田守诚不停地、机械地转动着手里的铅笔，很长时间，不知怎么下笔。最后，他终于在那份人民来信上批了一句：“请郑子云副部长阅处。”
这么处理还是说得过去。郑子云现在正热衷于抓什么体制改革、企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在和“学大庆”唱对台戏。不是吗前些日子在曙光汽车厂搞了个民意测验，真是笑话。
什么“你喜欢什么”他们喜欢什么喜欢邪门歪道！“你关心什么”关心他们自己！“你痛恨什么”痛恨干活！“需要什么”他们需要钱，就知道向钱看！“业余时间于什么”吃喝玩乐，不信上馆子里看看！“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希望吗”问他们！“四化‘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现在谁能听谁的“你愿意在这个厂工作吗”他愿意上美国，你送他去吗搞的什么名堂！思想政治工作这么搞还不乱了套民意测验，那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
拿郑子云和田守诚相比，一个好比是打守球的，软磨硬泡；一个好比是打攻球的，一个劲儿地猛抽。
田守诚会时不时地给郑子云吊上几个小球，然后冷眼地瞧着郑子云毫不吝惜地消耗着自己的精力。他并不把郑子云当做太了不起的对手，犯不着跟他费那么大的劲。郑子云的对手早就有了，那便是这个社会里，虽说是残存的、却万万不可等闲视之的旧意识。
鸡蛋碰石头啊。
去年田守诚出国考察，开中央工作会议时，由第二把手郑子云参加。那时，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庐山会议也没有平反，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提到日程上来。你郑子云听就是了嘛，发什么言！说什么：“干部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以后谁犯了什么错误，就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错误，就是什么性质的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是叛徒、特务。刘少奇那个专案的材料，什么问题都不说，光说是叛徒、内奸、工贼，我认为这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办法。
还有彭德怀、杨尚昆同志的问题，也说他们里通外国，抓一些莫须有的事，不能说服人。今后处理干部，要实事求是。“这样的话，是冲着谁呢太危险了。当然喽，现在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六十一个叛徒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问题，都平反了。但终究是冒险的。
而冒险总会有所失误，说不定哪一次一个筋斗就栽了下去。“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次，田守诚那么一个谨慎的人，等了又等，看了又看，结果还是失算了。那个教训，足够田守诚窝心一辈子。
会上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不是会议的议题，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理论问题从容讨论。郑子云却说：“这个问题讨论得好，下一阶段的会才能讨论得好。这次会议要讨论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讨论了就要干的。这许多方针政策是以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如果有的理论刊物不同意，再有中央哪位负责同志也不同意，再加上有人说现在是让他们‘放’，如果现在是‘放’，以后是不是又要t收，我们具体执行的同志就不放心，没法放手去干。理论家可以从容讨论，我们回去就要根据会议的精神干，我们不可能坐而论道。“人家讲人家的意见嘛，你郑子云愿意论就论，不愿意论就不论，得罪人有什么好处，特别是舆论阵地，搞不好什么时候找岔子在报刊上给你来一家伙，那影响可怎么收得回来。
还说什么“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全面准确，要打破‘ISl人帮’搞的‘一句顶一万句’的枷锁。”
还好，在对“凡是派”的问题上，他的表态还是明确及时的。这才是顶重要的一件事。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看准了风向，该表态的及时表态。其他全是瞎扯淡。
田守诚从里间走了出来，把准备在厅局长会议上用的讲话稿还给了肖宜，说道：“肖宜同志，这篇东西我看过了，具体的我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见，只觉得说得还不透，你是不是再和调研室的同志们研究研究，结构再调整一下，语言再凝炼一些，内容再充实一些。
文字不能太严肃，可也不要太活泼；要站得高一点，但也不要太空。
请你再辛苦一下。好不好“田守诚总是这样，自己从不动手，也不把自己真正的意图、观点，清楚、明确地告诉经办的IS＇志。刚开始给田守诚当秘书的时候，肖宜真是吃了不少苦头。一个讲话，总是左改右改。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改，以及应该改些什么。田守诚作一个报告，肖宜总要累掉几斤肉。渐渐地，他也摸出了一点规律，想出了一点办法。
现在，肖宜毕恭毕敬地听着，认真地翻着手里的文稿，不断地点着头。等田守诚说完，立刻说：“是，一定按您的意见改好。”
其实，他心里正在琢磨如何剪剪贴贴、勾勾划划，把第一页变成第三页，第九页变成第七页，拖上几天，什么都不用改，等到作报告的头天晚上十点钟送到田守诚家里，再说句：“我们按您的意见改了。”
也就行了。每每田守诚讲完之后，还会对他说：“这次改得不错，比以前的好多了。”
“还有，这几份文件我看过了，请你转给有关同志吧。”
这时，林绍同走了进来。默默地看了田守诚一眼，田守诚立即会意地走进里屋，林绍同随后跟了进去，并且随手把里屋的门关上了。
真可笑！好像谁会对他们这种见不得人的活动感兴趣。肖宜早就感到，田守诚和林绍同的关系亲呢得不正常。他立刻以送文件为由走了出去。肖宜正巴不得离这种不正常、没原则的东西越远越好。
纪恒全把贺家彬那份人民来信送给郑子云：“田部长那里转来的。”
郑子云匆匆地翻了翻，然后，朝站在一旁的纪恒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东西往写字台里一塞：“好吧，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是郑子云表示谈话或办事到此为止的意思。
看着纪恒全走出房间，郑子云又从写字台里拿出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认真地再看一遍。他一面看一面微微地点头。
渐渐地，他感到被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紧紧地攫住。那东西用它看不见的肢爪扼他的脖子，挠他的心。
那是什么呢他非弄清楚不可。郑子云不喜欢不明不白的东西。他潜下心来审度自己。
第十八章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东西竟有些令人难堪。他犹豫了一下，它立刻滑了过去。
“你没有勇气正视它吗”他尖刻地反问自己。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像斗牛那样扎下自己的脑袋，硬着头皮，猛地一下扑了上去。
他终于明白。他绝不可能写这么一篇报告，去明明白白地阐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当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这样去办事。但只是身份吗他能无愧地说，那难能可贵的，使一个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当初那样未被世俗利禄的尘埃所遮蔽吗从干校回来之后，很久没见过贺家彬了。当郑子云还被作为“走资派”审查的时候，他们曾在一个班里劳动过。那时，贺家彬很有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担他力不胜任的担子；甚至和他讨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谈论蓝眼睛的白猫为什么是聋子，应该验证一下，但他们谁也没见过蓝眼睛的白猫；告诉他学习小组长的外号叫“发了疯的钢琴”连长的外号是“拱形的线”因为他给大家分菜的时候，先是舀上满满的一勺。你以为他是那么慷慨吗不，接着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产，一咬牙、一跺脚地扣在你饭盆里。要是他发现领菜的队伍里有值得拍马屁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会从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渐增加份量，至那人时，达最大量，然后又逐渐下降至半勺。当然，也有人叫他“张半勺”不过贺家彬说，那个外号就不能说明连长的特异性了，等等、等等。和贺家彬在一起的时候，郑子云有一种变得年轻的感觉。贺家彬有一种特殊的、摆脱不愉快的心境的办法——不停地说着刻薄的玩笑话。
回到部里，人人各就各位之后，那种亲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里看电影，在公共汽车上，郑子云遇见了他。他竟不无讥讽地对郑子云说：“您体验生活来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郑子云的什么都挤掉了。应该和贺家彬聊聊，即使不谈这封人民来信，谈谈“拱形的线”和“发了疯的钢琴”也好。听叶知秋说，她准备和贺家彬合作，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一下像陈咏明那样有魄力、有胆识、一门心思干“四化”的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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