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也不能老是躺着睡觉哇。织毛衣吧，几年也织不好一件。老头子笑着说：“等你这件毛衣织好了，我的胡子都该绿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种消遣。
当然，她还可以看书、看报。郑子云给她订了许多杂志、报纸，每天几乎有一大半时问在看书，看杂志，看报纸。她和有些高干夫人可不一样，她上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她并不能理解或是记住书上、杂志上、报纸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头子在部里开会，女儿在外面有活动，会客室几张大沙发上就她一个人，守着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说她在看，又分明眯着眼睛，似睡非睡；说她没看，又明明对着电视机坐着。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着了。于是，便会找点事情来想。她用不着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愿意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不必急着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儿的婚事：王副司令员的老二还没有对象，不过那孩子吊儿郎当，没什么正经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儿子，可那孩子身体不好，别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儿；又想起田守诚的老三，长相不错，人也聪明，是个翻译，不知有没有对象了……
第三章
郑子云坚决反对，说：“这叫什么你想搞政治联姻我看不惯这一套。假如一个部，或一个单位的党、政领导，都照你这种办法搭上亲家，还怎么工作呢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吗要是大家坐在一起开会，谁能说清那是研究工作，还是在走亲家。别忘了，咱们还是共产党员。搞什么名堂！”夏竹筠撇嘴。共产党员怎么啦，党章上也没写着干部子女不能通婚。现在和外国人还能通婚呢，中国人和中国人结婚倒成了问题。真是岂有此理。
当然，在她这样的年龄，花这样多的时问去装扮自己，已不是为了讨什么人的欢喜，而是她这个身份的习惯使然。她那位忙着上班、忙着开会、忙着深入基层、忙着打电话的郑子云，从来没有时间欣赏她的衣着和发式。他的电话那么多，惹得她经常埋怨：‘’整天给你接电话。“他却说：”
谁让你那么爱接呢。“不让她接电话，那可不行。那是显示女主人的权力以及监督丈夫的重要一环。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着郑子云去北京饭店参加了一次舞会，第二天，她问：“你觉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适吗”郑子云认真地想了想，说：“不错，浅黄色很配你的皮肤。”
听了他那经过认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阵。
然后，她气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该不会突然患了色盲症吧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红色的绉绸旗袍啊。”
他听了之后，却哈哈大笑：“那么，你再做一件浅黄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浅黄色的绸衬衣穿给他看的时候，他早已忘记了自己说过浅黄色很配她肤色的这件事，却说：“浅黄色你穿起来好像不怎么合适。”
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年轻的时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风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许多女人羡慕得眼红。而且他很忠实，对任何女人都没有兴趣，就连她，也好像是他房问里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他们早就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了。
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当初不该弄个老婆来麻烦自己或许他们结婚的时候，他错把青年人的冲动当成了爱情他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她，以致他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热情全部献给了工作有时她埋怨他：总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这个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张罗，小女儿能到那么一个理想的单位去工作摄影记者，这工作又体面又轻松，接近的是上层人物，见识的是大场面。当然，还得张罗一套好房子，老头子恢复工作的时候，部里的房子一时紧张——怪事，部里年年盖房子，偏偏想不到给部长级的干部盖一些——只好在这套房子里住下了，这哪里像个副部长的房子五个房间，还是四层楼。瞧瞧别的副部长，有谁住这样的房子又不是让部里专门给盖一套，换一套合适的，还是合情合理的吧这事靠郑子云算是白靠，还得由她出面。
顾客一走，好像把刘玉英撑着的那点劲儿也带走了，她觉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没有合眼，早上连饭也没吃就出来了，中饭也没咽下去几口，一口气堵在嗓子眼里，使她难以下咽。
想起来她就伤心，可是她不愿意坐下来歇着。她必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泪立刻会流出来。她拿起扫帚，打扫散落在地上的头发。
长这么大，不论爹，不论娘，别说碰自己一手指头，就连一声申斥也没有过。
昨天，她却挨了一个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连命都舍给他的丈夫。为什么不过是因为小壮打碎了一个暖水瓶。吴国栋也不问问孩子是不是烫着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说了一句：“不就是一个瓶胆嘛，一元来钱的事儿，干吗打孩子。”
听听吴国栋说的是什么哟：“听你说这话，好像你是个部长太太！一元来钱，你有几个一元来钱”一元来钱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来钱，也要颠过来、倒过去地盘算好几遍呢。谁要是没过过那种日子，谁就体会不到一元来钱是怎样牵动着一个家庭主妇的心。
自从吴国栋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后，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也就是五十几元，她自己，加上辅助工资顶多五十多元钱。
四口人，每个月还要给吴国栋老家里的父母寄十五元钱。吴国栋有病，需要加强营养，再有，能让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吗吴国栋也咽不下去啊。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日子还能过得去。只不过刘玉英要使出浑身的劲儿才行。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不买切面或挂面，哪怕在理发店里站一天，脚背肿得多高，回到家里，也要自己擀。
为了省几分钱，她从来没有买过新鲜的时菜，总是到地摊上去买一角钱一堆的“处理菜”大姐从新疆来信说，那里的青菜很贵。
这么一比，北京还是不错，什么都有处理的卖：菜啦，鱼啦，布啦，鞋啦……
刘玉英很熟悉在哪几个商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便宜货。
为了省点洗衣粉，她充分地显示了她在计划方面的才能：先洗浅色的衣服，后洗深色的，然后再刷两个儿子的鞋，最后还用这不起沫的黑汤洗拖把。
她把一个女人的全部天才和智慧都用来打发这令人操心的日子了。在家当姑娘的时候，她哪过过这种日子，受过这种罪。不过，那时候情况不同呀。她怀念一九五八年以前的日子，那时候，家家的日子过得多富裕呀。一九六五年以后，这日子一天天地就难起来了。
难，可是她还怕爹妈知道。一是怕他们惦记，二是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宽裕。
爹从厂子里退了休，弟弟也添了个小闺女。何必让他们揪心呢！每次回娘家看看，刘玉英总是尽力把大人孩子收拾得整齐一点，还带上一盒子点心，不过都是七角多一斤的蛋糕，六角多一斤的桃酥。但这一切苦心都逃不过慈母的一双眼睛。做娘的也是千方百计地找个借口，总要添补添补闺女。老大、老二过生日啦，逢年过节啦，还琢磨着怎么才能不让女婿看出来，免得伤了女婿的自尊心。
这还不算，刘玉英放弃了女人天性里对于美的一切追求。前些日子，添了一件冬天的罩衣。本来，她很喜欢一块驼色的，上面有绿色和蓝色小麻点儿的棉的确良。
一算，一件上衣得十来块钱。
她下不了决心，在柜台前头转了几个来回，最后，还是买了块布的。
想来想去，还不如用那些钱给吴国栋买些营养品，再说，两个儿子也该添棉鞋了……
这一切劳苦，全像她一个人应该受的。没有一句体贴的、知情的话，却遭到这样的抢白，这样的奚落。这也罢了，凭什么还要拿孩子撒气呢不是一次、两次了。
孩子有什么罪！要是你没能耐撑住一个家，你就别结婚。既是有了家，你就得咬牙撑住它，那才叫个男人。要是你只会怨天怨地，打孩子骂老婆，拿他们撒气，你还叫男人吗，那叫窝囊废！她越想越冤，越想越气，就说了一句更让吴国栋火上浇油的话：“谁让你不是部长。”
“你当初怎么不找个部长嫁去。”
谁也不饶谁，谁都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苦水，谁都觉得对方不怜惜自己。于是，你一刀、我一枪，话赶着话，越吵越厉害。自然，小壮又成了借题发挥的对象，吴国栋往死里打，刘玉英就坚决不让。本来是在孩子身上做文章，打着打着，吴国栋往刘玉英脸上来了一巴掌。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行为吓懵了。他这是怎么啦。
刘玉英突然不吵了，也不哭了，只是定定地瞅着他，傻了一样。
这几年，他们经常吵架，却从来没发生过动手的事情。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又应该怪谁啊这一巴掌倒好像把吴国栋自己打清醒了，他这才感到，刘玉英是家里的功臣，要是没有她，这个家怎么撑得下去呢他问过她凭着那点收入，怎么把日子过下来的吗没有。他想过她有什么小小的需要吗没有。她，毫无怨尤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用她那柔弱的肩膀，默默无言地、坚忍地担着这副力不胜任的担子。
女人，也许比男人更为坚忍，更为顽强，更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
然而，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却不能立即说出一句赎罪的话。
而在那一瞬间，刘玉英想了很多、很多。她想过，不如立刻死掉，让吴国栋后悔一生一世。但是，撇下的孩子谁来管呢也许他们会摊上一个苛刻的后娘。她想起小时候听过的，那许多后娘虐待前房孩子的凄惨故事，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好像她真的死了似的。不行，死不得。她想过，和吴国栋离婚。可离婚像什么话，那会让人觉得她不正经，好像她干了什么丢脸的事儿。不是吗人们不就是用那种鄙夷和猜疑的目光看待那些离过婚的妇女吗不行，她决不能让人家指自己的脊梁背。她想过，一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不行，家里哪有地方让她住。再说，两位老人又该多么地着急……想来想去，从早上到现在，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惩罚吴国栋。
天哪，她想：为什么她的命是这样的苦啊。比起刚才那位顾客，她们的生活该有多么不同啊。她一定幸福、知足、快乐。她的男人，别说不会打她，就连一句重话也不会说啊。
想到这里，眼泪又涌了上来，她生怕别人瞅见，赶紧用手背抹去了。
下雪了，一片片茸茸的、洁白的、轻飘飘的雪花，在寒风里欢快地飞舞着，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这让她想起了自己做姑娘时的生活，也是这么轻盈、这么新鲜、这么清凉凉的。多好啊！从外面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青年。姑娘的脸蛋被冷风吹得绯红，越发显得眼睛亮晶晶、活泼泼的。
小伙子手里拎着两个很大的提包，里面满塞着印有各个商场名称的纸包。一进门就站在那里，傻傻地笑着，并非有什么可笑的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幸福，他不能不笑。
刘玉英接待过各式各样的顾客，她知道，眼前这两人，是准备办喜事的一对儿。
姑娘对刘玉英说：“同志，我想找这里的刘师傅……”
“你找她有什么事呢”小伙子清清嗓子，大约是为了使人注意，他将要谈到的事情，是多么重要：“我们想请她给烫个头，听说她的手艺顶好！”开票的小古插嘴说：“找谁烫不行，我们这里的师傅，手艺都不错。”
她觉得刘玉英今天的脸色尤其不好，她是不是病了病了也不休息一下。这人太要强，心也太好，只要顾客指名要她做活，她没有不答应的。
小伙子窘了。打这样的交道，在他的一生中，当然还是第一次。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人们明白，这件事对他，对他未来的妻子有多么重要：“是这样……”
他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了。
刘玉英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一切与他未来的妻子有关的，哪怕是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天底下顶重要的事了。她很累，她心烦，她一肚子的委屈，然而小伙子那傻里傻气的劲头里，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她不由得说：“我姓刘。”
小古说：“好吧，好吧，那就开票吧。”
然后小声地埋怨刘玉英：“瞧瞧你的脸都肿了。”
姑娘把钱递给小古：“冷烫。”
小古立刻把钱塞了回去，看看墙上的挂钟说：“哟，冷烫可来不及了。”
那两个被幸福冲击得有点昏头昏脑的小傻瓜，这才知道世界上的事物，并不都以他们那个点为中心。他们面面相觑地站着，不知道该怎么好。
姑娘说：“明天哪儿还能抽出时间来呢来不及了……”
刘玉英朝小古使了个眼色。小古像发了大慈大悲：“好吧，好吧，给你们开个票就是。你们可得好好谢谢这位刘师傅。”
姑娘站在挂着各种发型的镜框面前，看了一会儿，带着茫然的微笑，回过头去问小伙子：“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小伙子也带着同样的微笑，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烫个什么式样的好呢”然后，像是忽然来了做丈夫的灵感：“刘师傅，您看吧，您看哪个式样合适那就准行。”
姑娘也好像有了主意：“对，准行。”
刘玉英说：“好吧，既是你们相信我，我就看着办啦。”
她拿起姑娘的小辫，刚要下剪子，不由得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虽然他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看着她手里的剪子，但他的心思却分明不在这里，而是在尽力地分辨着、捕捉着什么不清不楚，然而又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东西。
他在想什么也许他在想，辫子，辫子，剪了这辫子．她就要跨进另一个门坎。
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由他牵着她来迈过这门坎儿呢刘玉英停住手，对小伙子说：“也许这一剪子由您剪才合适。”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心里还朦胧着的、没有剖析清楚的感情，却被这个眼神愁苦、面目浮肿、也许还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勾勒得那么清楚、那么贴切。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这当然不在于人的文化水平，而在于有些人，天生地具有一颗专为体会美好事物的心。光凭这样一颗心，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
小伙子几乎下不了剪子。大多数的人，在看到一朵美丽的花，而又不得不亲自把它摘下的时候，都会产生这种矛盾的心情吧他拿着两条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