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去。其实他们兜里并没有多少钱，不过是为了满足一下他们梦想当绅士的欲望而已。这种行为，也是早期哈尔滨青年文化人精神风貌的一个有趣的缩影。
前面我已经说过，秋林公司的老板叫伊万·雅阔列维奇·秋林。他是俄国西伯利亚地区的伊尔库斯克人，是一个犹太商人。简而言之，是中东铁路的修筑使他有机会到中国来经商。从1900年开始，他先是在哈尔滨的香坊建立了秋林跨国公司，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秋林洋行”，1902年又在道里的中国大街上增设了秋林支店，1904年才在南岗的这个“制高点”上开始建造秋林洋行百货大楼，1908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当时，哈尔滨还没有发电厂，无论办公楼、民居，夜间照明全部点蜡，是一座点蜡烛过夜的城市，即所谓的“蜡烛之城”。但秋林公司可以自行发电，他有自己的发电厂。到了晚上，秋林洋行百货大楼灯光通明，人们在远处驻足观赏，秋林洋行百货大楼宛若天上的宫殿一样，使得秋林公司出尽了风头。
秋林洋行这座老房子，横看竖看，总觉得有某些拜占庭建筑风格的味道，特别是房顶上那个半圆形的穹顶。除此之外，我想，整幢建筑之所以呈俄国人最喜欢的墨绿色，毫无疑问，他们是考虑到哈尔滨那几万个俄国流亡者，因为这种建筑形式，这种俄国式的墨绿色本身就是一种亲近，一种召唤，一种信赖。
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到这家洋行去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俄国老百姓。而在那些营业员当中，有不少是讲俄语的中俄混血儿。洋建筑、混血儿，他们之间是有一种必然联系的。
那个年代很特殊，城市居民也是多样化的，杂交的“品种”很多。那时候的哈尔滨挺有意思的，非常好看。
就我本人而言，对秋林公司的印象大部分是在吃上。像秋林公司烤的像锅盖一样大的大列巴（面包）就是我欣赏的美食之一。早年大列巴的个头要比现在大一圈儿，差不多就像洗脸盆那么大，现在小很多了，像艺术家戴的那种贝雷帽。不过，秋林百货大楼的大列巴与其他商家的大列巴确实不同，秋林的大列巴是用木柴烤制的，而其他商家的大列巴则是用电炉子烤的，两种面包吃到内行人的口中，味道会有明显的不同。我知道有很多外地朋友喜欢秋林公司的大列巴，不过请记住，一定要吃新鲜的、吃刚刚出炉的那种（馒头也是吃刚出锅的好），如果凉了，最好用烤炉热一下再吃。要切成不太薄的片，用餐刀抹上奶油（秋林公司的奶油很纯，不像北京卖的那种，稀稀的，贼甜，要吃那种用餐刀用力抹才能抹匀的黄油），然后佐着大茶肠、酸黄瓜（酸黄瓜必须切成块吃，我看到有切成条或片儿的，那就外行了，让外国人看不起咱们），呷着热热的印度红茶吃才地道。记住，吃大列巴是不能喝啤酒的，如果忍不住一定要喝，也只能喝伏特加或者甜樱桃酒。
我所说的秋林大茶肠指的是粗粗的那种（粗得像婴儿的腰），胖嘟嘟的，被油绳勒成一节一节的巨藕状，一片切下来像一张娃娃的脸，可以清晰地看到里面的肥肉块、胡椒粒、蚕豆，味道极香。吃了这样的茶肠之后去会女朋友，亢奋地接吻，女朋友立马就知道你刚刚吃了秋林的大茶肠。如果女朋友是外地的，也会咽了口水，吃惊地问：“你刚才吃的啥？这么香！”
现在秋林公司卖的大茶肠也还可以，还算地道。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不如先前的好吃了。这可能是生活水准提高之后的一种错觉吧。
秋林公司经营的独家饮品，是黑豆蜜甜酒。每逢节日的时候，这种酒就会大量地上市。秋林公司是论斤卖这种他们自酿的甜酒的。这时节，普通百姓人家都会去秋林公司买上二斤，过节了，喝一喝，回忆一下往昔与俄国人交往的那些有滋有味的日子。
秋林公司吃的“特产”还有列巴圈儿、古斯龚拉克（一种夹白葡萄干儿的小面包）、黑面的苏合力、古力斯以及毛巴合水果糖等等，都很受当地那些或多或少已经被欧化了的市民欢迎。
今天的秋林公司变化了，秋林公司已经在其周围高楼的压迫下显得很普通，很羞涩。当年的辉煌与商业界的霸主地位，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荡然无存。但是，只要你静下心来，仍然可以从这幢老房子身上看到早年秋林公司的那种不俗的风度，和老牌绅士的傲慢。
第35节：犹太流亡者社区的消失
四犹太流亡者社区的消失
哈尔滨这个声音多次流入我的心扉
有多少次在我心海中荡漾
哈尔滨，你是我记忆中的故乡
我在这里出生、学习、成长
你给了我所有知识
和取得成就的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你是文化艺术的源泉
工商业发展的沃土
是儒学兴盛之地
是幸福生活的摇篮。作为铁路枢纽，你经历了百年沧桑
给东北地区带来繁荣
这是中国人民的劳动成果
也是各国人民友好协作、齐心协力的结果
愿哈尔滨蓬勃向上，开创新的辉煌
——摘自《回忆我在哈尔滨的学习和工作》，以色列中国
友好协会理事会理事，加利亚·卡茨·沃洛布林斯卡亚
第36节：冬雨
冬雨
又是冬天了。
这一年的冬天，犹太流亡者社区出奇的暖和。
听那几位还未走进坟墓里去的老犹太人说，这种天气过去犹太流亡者社区就有过一次，不过，那还是在他们是年轻小伙子时的事。
那时候，他们刚刚来到犹太流亡者社区。当时的流亡者社区还是一片荒芜的沼泽呢。
那里只有几户人家，大都是流亡的犹太人，路没法走，到处都是沼泽，人只能走在木栈桥上。
不久，又有了好看洋房，有了敖德萨餐馆，有了教堂，有了监狱，有了犹太侨民学校，有了花店，有了肉铺，有了棺材铺，有了犹太墓园，有了许多平常而又别致的故事。
当然，一切都开始于那次冬雨。
这个温暖的冬天，对初涉这片土地的外乡人来说，是一个诱惑。
下午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后来，小雨越下越密了。小雨之下的雪地和树林树枝上的积雪，还都没有化尽呢，一切都灰蒙蒙的。
犹太流亡者社区像一幅朦朦胧胧的中国画了。
一群黑乌鸦从树林那里飞上天空，呀呀地叫着。它们又是要到松花江边去了吧？
这样湿润温暖的冬天，的确是自然界给当地人的一个意外。
流亡在流亡者社区的犹太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只有几个跟当地的中国人通婚的犹太人和混血儿，一时还没有走成，但他们走的心已动了。说到底，流亡者社区不是他们的根，更不是他们的故土啊。
那座犹太会堂曾被封闭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了。不同的是，洋信徒已经走得寥寥无几了。现在去会堂做礼拜的，大多是当地新生的一茬年轻的中国信徒。
在会堂被关闭期间，会堂的拉比们大部分都回国了。他们是被本国大使馆派来的官员接走的。
说起来，各国大使馆的人，并没有彻底地忘记这些在中国流亡者社区流亡的本国公民。他们每年都定期到流亡者社区来，招集这些流亡者在一起聊一聊，讲一讲祖国的和国际的形势，向他们提供回国、或者去第三国的必要方便。在圣诞节的时候，也给他们寄一些本国风景画之类的小礼品。
这些大使馆的人个个衣着考究，举止不凡，让这些落魄的流亡者自惭形秽。
那个德国的犹太女人已经回德国去了。她在这里几乎没什么可干的了，洋人和混血儿越来越少了。而那个经常跟她偷偷约会的老擦皮鞋匠也太老了，什么也干不成了。
爱情与激情是有年龄限制的。
她走的时候，只提着一个简单的皮箱。
走的那一天，她把家门都锁上了。然后，将那一串钥匙扔到院子里。
走的时候，她把屋子收拾得非常整洁。房间里的东西，几乎都没有动，临走前，她打开了房间里所有的电灯。
这个犹太女人，顺着涅克拉索夫大街缓缓地走着。
老擦皮鞋匠还在街口上给人擦靴子呢。
她从他的摊旁走过，向老擦皮鞋匠点点头，就走过去了。
老擦皮鞋匠还转头看了她一眼，心里还想，她提个箱子干什么？
到了晚上，犹太女人房子里的灯都亮着。
犹太流亡者社区里的人，还以为这个德国女人没有走呢。
德国女人的离开只有刘警官知道。刘警官在晚上巡夜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德国女人的房间里全亮着灯，便走过去察看。
刘警官从窗户那儿发现，房间里早已空无一人了，而且房间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
刘警官坐在这个德国犹太女人的栅栏院里，默默地吸起烟来。
不久，刘警官一家获准搬进了这个犹太女人的住宅。
刘警官在德国女人的梳妆台上，看到一张精美的小纸片，上面有一行用德文写的字。
刘警官对德文一窍不通，他想了想，就把它扔掉了。
那一行德文是：我亲爱的犹太流亡者社区，永别了。
那座会堂的拉比们离开犹太流亡者社区的情景，是流亡者社区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惜别场面了。
那一天，中国政府方面，专门派来一辆大客车为他们服务。
犹太流亡者社区所有的教徒都跪在自己的栅栏院门口，为远行的拉比们祈祷，为他们送行。
大客车里的拉比流着泪，向信徒们挥手告别。
大客车像灵车似的，缓缓地向前行驶着。
傻子尤拉和袁寡妇也跪在自家的栅栏院门口，为拉比送行。
大客车里的拉比，对傻子尤拉悲伤地喊着：
“尤拉，我的孩子，我在俄国也能听到你敲钟的声音——”
傻子尤拉嘿嘿地笑了，说：“是的，拉比。”
那正是一个化冻的五月，犹太流亡者社区的土道很泥泞，雪水和泥水混在一起了。不过，不少栅栏院里的迎春花都开了。
信徒们看着拉着拉比们的大客车，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走远了，他们觉得自己再一次被上帝抛弃了……
到了晚上，那座会堂静悄悄地矗立在那儿，像一个黑色的影子。
那个自称是法国人的犹太裁缝也走了。他去了澳大利亚。
老人家是自己走的。走的时候，许多当地的犹太人和混血儿都前去为他送行。
老裁缝临走前，显得神采奕奕，好像他是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似的。
他边走边对送行的人讲着一些小笑话。路上，一伙人欢声笑语的。
裁缝的老朋友，就是一度和他的女人有染的那个张挂面，也在送行的行列之中。
有一段路，是那个犹太裁缝搂着他的肩膀像亲兄弟一样地走着。
他们都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有说，就那么很配合地走着，放声大笑着。
犹太裁缝走后，张挂面和犹太裁缝的女人就正式同居了。
如果真的是爱情，谁也阻挡不了！
假如只是性爱，恐怕也难以阻挡。
朋友，对于看不懂、也想不明白的人间事，就背过脸去吧。
那个叫玛拉的女教师也离开了犹太流亡者社区。犹太侨民学校黄了，没有犹太孩子去那里读书了。
这里已经改成了中国孩子的学校了。
这几年，当地的中国孩子像雨后春笋一样茂盛起来了。
而且，犹太流亡者社区一带的中国居民房也多了起来。
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走动的，大多是中国人，而洋人已经寥寥无几了。
那家敖德萨餐馆改成了朝鲜冷面馆了，是由那个犹太人的一家经营着。
那家面包房还在，不过，现今的老板不是老面包师，而是他的儿子“大饽饽”了。
达尼已不做邮递员工作了，现在是那家中国学校的外文教师了。
流亡的外国人还有犹太人——犹太流亡者社区的开拓者们都要走了，中国的领土当然还得中国人来居住。
世事变化多快呀。
为玛拉送行的人，大都是她教过的学生。
这支送行的“队伍”显得朝气蓬勃，像一群欢乐的小鸟。
学生们一直把玛拉老师送到涅克拉索夫大街的尽头，在那儿，玛拉上了一辆苏式吉普车。
那是本国的领事馆专门派来接她的车。她得先到领事馆住一天，然后再乘国际列车回国。
吉普车里坐着一个年轻英俊的俄国男人。学生们知道，这个人曾多次来过哈尔滨，代表领事馆给他们讲过话。现在，他是玛拉的未婚夫了。
临上吉普车的时候，玛拉回头深情地、眷恋地看了一眼流亡地，她发现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那个风度翩翩的英国绅士正拄着手杖站在那里，充满深情地看着她，一度向她挥手告别，随后就不见了。
玛拉知道自己的眼前出现了幻觉。她长长叹了一口气，上了车，吉普车就开走了。
犹太流亡者社区在冬雨中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岁月总是这样的。
再见。
第37节：犹太人的建筑风情
五 犹太人的建筑风情
1939年以前，哈尔滨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一直保持着经常性联系，《犹太生活》记者不断从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回报道，哈尔滨犹太商店经常出售来自巴勒斯坦的食品——橄榄、蜜枣、复活节的伏特加和水果饮料。巴勒斯坦各地区土地在哈尔滨也大量地出售给犹太人。
——摘自《哈尔滨犹太复活主义活动》，以色
列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
大规模移民从哈尔滨开始了。哈尔滨移民使用了多种交通工具：首先坐四十八小时的火车到天津，然后换乘一艘经改装用于运载难民的丹麦货船“亨利克·杰森”，经五天航行后到达香港，并最终通过三十六小时航行，到达终点以色列罗德机场。这种长途跋涉的旅行方式多次使用过。在1949年12月，特迪·考夫曼踏上以色列的土地，之后，我与我的父母和两个祖母在1950年4月也完成了同样的旅程。那一年，我十二岁。
1964年，哈尔滨最后一个犹太人汉娜·阿格列太太因年事已高在家中病逝。
——摘自《从中国到以色列》，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和
以色列原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