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我的那位混血儿的班主任，不知她去了哪里，是在俄国，还是在澳大利亚？她是否还健在，如果她还活着，她还会回忆她当年住过的那幢“西伯利亚式”木板房吗？
第44节：红十字幼儿园
红十字幼儿园
哈尔滨红霞幼儿园，位于道里商市街和哥萨克街的街口处，就是而今的高谊街与红霞街的街角处。据说，这幢欧式的古典式住宅曾是一个美国商人的私邸，是一幢出自犹太建筑设计师之手的建筑作品。但房子的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美国商人，叫什么，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生意，是不是犹太人，现在都已无从查考。从这幢建筑的规模与艺术品位上看，这幢房子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但是，为什么没有更多一点的文字记载呢？我也问过一些地方史志的专家，他们告诉我，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询问与回答就这样结束了。这个隐匿在老宅深处的、始终看不清面目的主人，给了我一个谜一样的印象，让后人的询问与回答永远飘浮在半空中。
但是，有一点应该没有问题，这个“美国人”是一个商人，一个有钱人。没有相对殷厚的经济实力，不可能建成这样一个规模的私人宅院。从这幢建筑的风格上看，甚至我们还可以推断这位房主是一位法国建筑艺术的崇拜者，特别是对城堡式建筑有着特殊的兴趣。
这幢私邸建筑，造型优雅流畅，结构严谨自然，功能全面合理。在它身上能明显地看到中世纪建筑的影子，比如与奥地利的天鹅城堡就有某些相像之处。从这一建筑上不仅显示了犹太人超凡的智慧，也可以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私宅主人如果是美国人的话，那么，在他的身上一定有着一种法国浪漫主义的古典情怀。但是，他真的是美国人吗？我感到纳闷的是，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美国人呢？根据是什么呢？总而言之，一个美国人把自己的私邸搞成这种样子，的确有些不可思议。因此，我认为，或者他是美国、意大利、法国籍的犹太人也未可知。
然而，与他一起生活的妻子、女儿，以及其他一些人，又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为什么他们突然从这幢古典式的建筑里蒸发了，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呢？难道他们一家竟然遭受了什么不测吗？抑或他们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秘密？
真的想不出啊。
是的，忘却与消失是一种遗憾。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意外地感到一种别样的冷峻之美、神秘之美和哀伤之美。
房子的主人“消失”之后，这座建筑被改做“红十字幼儿园”，再后来被改为红霞幼儿园。在被称之为“红十字幼儿园”时期，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三年。
早年的“红十字幼儿园”，正如前面所说，是一幢别致的法国古堡式建筑，整幢建筑呈灰白色，在天空之下显得分外典雅，相当梦幻。几乎每一个从它身边经过的人都会深情地看上它一眼。它虽然很奇怪地没有进入哈尔滨“标志性建筑”的行列，但是，它始终是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欧式建筑之一，是这座城市市民的“大众情人”。
当年进入这家幼儿园的孩子，有一条规定，必须是当地医药界人士的学龄前子女。因为“红十字幼儿园”是由当地和苏联红十字组织联合创办的。
“红十字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是苏联籍的犹太人，而且女性居多，并且个个都很活泼、健康，喜欢在庭院里三三两两地站着说话，感觉她们在这里的生活很快乐。幼儿园的收发室老头也是一个犹太人，白头发，灰眼珠。他还负责浇庭院里的那个鲜花盛开的大花坛，他用剪子修剪花枝儿时，端着戴着套袖的胳膊，动作像一个有教养的绅士。我几乎没听过他讲话，一年四季，他总是沉默寡言的样子。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牢牢地记住了他。
听说19世纪之前的俄国人，包括俄国建筑师、犹太建筑设计师都特别崇尚法国古典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是，从这些苏联员工的身上却看不到这一点，只是觉得他们很愉快，喜欢拉手风琴。这一点也影响了当地的中国人，在五六十年代，在城市里常常可以看到背手风琴的年轻人。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其他城市是不容易看到的。
凡是这家幼儿园的孩子，都穿着幼儿园统一的服装，蓝色的，袖子上缝着一个红十字。也不交任何费用，而且还免费供应一顿午餐：通常是两片约一厘米的黑列巴（面包），这种黑列巴的蜂孔很大，是园内的苏联厨子自己烤的，一碗苏式红菜汤，菜汤很美，用洋柿子、土豆、大头菜，加洋茴香、桂叶儿，加牛奶皮儿、牛肉块烧成的，滋味非常好，非常有俄国风味。
园里孩子一律定量用餐，可以少吃，但不能多吃。现在不同了，在饭桌上，年轻的妈妈经常“审问”自己孩子：“吃饱了吗？再吃点嘛，多吃！”结果，不是把孩子吃成了瘦豆芽儿，就是胖得走形了、厌食了。看来，对儿童用餐定量是一种严肃的爱、科学的爱。
这家红十字幼儿园的孩子来自不同的国籍与民族，犹太的、苏联的、朝鲜的、波兰的等等，的确有点国际主义大家庭的样子。而且，这里的小孩子接受别国语言的能力都很强，似乎人人都能够听懂“阿姨”用俄语讲的童话故事，比如黑人挖金子的故事等等。外国人讲的童话故事，常常与大自然有关，与各种可爱的小动物有关。而中国的幼儿园阿姨讲的故事，主要是讲如何做一个好孩子，甚至指导孩子向一个陌生的大人学习。所以，在通常的情况下，中国儿童比外国儿童成熟得早，讲起话来，个个都像科级以上的干部，只是说话的声音是童声而已。
到了每一年的圣诞节，红十字幼儿园里的孩子们，照例要去苏侨俱乐部（即过去的哈尔滨商务俱乐部）过圣诞节。这一天，俱乐部来了许多客居在华的苏联妇女，她们分别挑选几个自己喜欢的孩子，给他们香肠、面包、糖吃，然后古怪地亲吻他们。这一天，孩子们要登台表演事先排练好的文艺节目，或是克雷洛夫童话，或是唱《莫斯科北京》的歌曲（这支歌我至今还会唱几句），或者和苏联小孩联合上演苏联红军出兵哈尔滨的儿童剧。
表演之后，圣诞老人开始给孩子们发圣诞礼物，一般是一包苏式点心，加一个小玩具。圣诞老人送给我的小玩具，是一板用铅铸造成的苏联红军坦克兵进驻哈尔滨的小艺术品。
这一天，孩子们的家长都来了，但是，他们不能进俱乐部内，只能等在外面的大街上，吸烟，下五道，聊天，谈朝鲜战争。联欢会散了，每个孩子都抱着一包点心出来了，高高兴兴地递给家长。调皮的家长还要掏出一块先尝尝，说：“妈了个腿的，好吃。”孩子听了，非常愉快。
岁月如同飞箭。我作为当年红十字幼儿园的一名孩子，每每路过当年的红十字幼儿园，看到这幢由犹太人设计的古堡式建筑总想进去看一看，因为怕人家笑话，不敢贸然进入，只是在外面一步三回头地看一看，彼此之间的距离不由愈来愈远了。
一切都恍若梦境了。
第45节：艺术山墙
艺术山墙
秋色正浓，满街的醉叶。闲来无事，便到街上去走走。
偶为闲人，真的让自己感动，梳理思绪，躬身自省，在无为与有为之中，在一切都可以看淡的收获之中，让我这个“短暂的闲家”有无限美好的感慨。
在道里红专街的一幢极普通的俄式住宅的旁边，据说，先前这里住的都是一些犹太人，我在这里意外地看到了一面匪夷所思的旧山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便停了下来，过去欣赏。闲人闲事，品味打量，是人生的一大潇洒呀。
这个不显眼的山墙，是一面非常有意思的矮墙立面，不高，仅两米余，伸手可以抚顶，似也不宽，不过两米半而已。矮墙折过去的另一面，即正面，是纯粹俄式风格的民宅建筑，平房，很长，总有三四家的样子，每一家都有一个凸出来的深杏色木制雨塔式门斗。前面是一个不大的、有树的院子。熟悉与酷爱哈尔滨老建筑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溜典型的俄罗斯民宅建筑，但是，在它的侧面山墙却是一堵令人意想不到的典型的、中国式房檐，而且建造得十分精巧，俨然如浮雕一般。房檐下边是一组漂亮的、铸有图案的瓦当，两端为精致小巧的飞檐，飞檐上是纯中国古典式的云头装饰。瓦当下面房檐上，则装饰着梅花浮雕。这一幢“隐藏”在大杂院里的很特别的老房子让我非常震惊，屈指算来，我至少有三十多年未见过这种式样的俄式老宅了，此行不虚矣。
要知道，在哈尔滨，古典式的中国民宅大多集中在道外区一带。在那一区域，青砖黑瓦、飞檐曲廊的老式民宅鳞次栉比。特别是太古街、南勋街上的老式民宅建筑，大都采用青砖灰瓦为建筑材料，并在屋檐下方和女儿墙上用青砖、灰瓦拼成中国古典风采的吉祥图案以及寓意福、寿、禄的动物浮雕，凸现着中国传统的文化之美。而且几乎像老北京一样，照例有一个大院。倘若大院内的四周均为“圈式”楼房，则大都采用那种传统的悬挑式木走廊。
可是，在这个早年犹太人聚居的地方，却出现了这样的一面纯中国式的“艺术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甚至很情绪化地认为，这面中西建筑手法有机结合的山墙，可以看做是哈尔滨中西合璧最为典型的建筑杰作，是上一代人的智慧与情趣的一个精美绝伦的缩影。
但是，我在拍摄这面山墙的照片时，却受到院内居民的训斥，一个一脸沧桑的中年男子说：“你别老拍这些，你们总这么拍，我们的这幢破房子啥时候能扒？啥时候动迁？”
我连忙说：“我只是拍着玩儿。”
他们说：“你好玩儿了，可我们却不好过了。”
我说：“那是，那是。”说完，就赶快逃走了。
这幢俄式平房的南面，连在一幢二层的、有雕花凉台的俄式建筑上。据说，这是一幢犹太医生的私人医院兼住宅。因此，我推断，这一溜俄式平房，或者说，这幢中西合璧式的民宅建筑，应当是那些侨居在这里的俄国工人和中国工役的住宅。他们或是这家私人医院的厨师，或是花匠，或是马夫。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乐手的住处，因为出了院子，在街的对面，是“丁香音乐厅”。那同样是一幢漂亮的俄式建筑。据丁香音乐厅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介绍，“丁香音乐厅”和哈尔滨的霁虹桥，都是1926年建造的，而且出自同一个犹太建筑设计师之手。
第46节：后记 托哈尔滨的福，托犹太人的福
后记托哈尔滨的福，托犹太人的福
本来是不打算写后记的，但是，总觉得话没说完。因此，再补充几句，交代一下“成书”的来龙去脉。
2006年11月，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代会的时候，年轻的刘玉浦先生请几位东北作家吃饭。那天晚上，在座的大部分是东北的作家，所以，大家都聊得很好，兴致蛮高，也很热烈。其实，在这之前，我并不认识刘玉浦本人，也没有过任何的接触，只知道“刘玉浦”这三个字。因为，他曾经在《小说选刊》工作过，所以这个名字比较熟。这回由他做东请东北的作家吃饭的时候，看到他递过来的名片，才知道他已经到新的工作岗位去工作了。这次相聚喝酒，刘玉浦本人和他的新单位没什么特别的目的，就是聚一聚，今天请东北的，明天请南方的。所以，气氛很轻松、很自由。可能是由于酒精的作用，我至今也回忆不起来话题是怎样转到哈尔滨的犹太人上面来的。可能我觉得这个话题我比较熟悉，就顺便说了一些，说过了也就过去了。
回到哈尔滨以后，刘玉浦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想出一本有关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生活的文化随笔。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些年我一共写了多少关于犹太人的文章。在电脑上把它们归拢到一块儿之后，没想到，这一二十年来，有关生活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文章还真的没少写。初步地算了一下，加起来也就是十五六万字的样子。刘玉浦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情况以后，说，没问题，如果再加上一些老图片，应当是很不错的一本书。于是，我又重新把这些文章校订一下，更正一下，明确一下，并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或许关于某些流亡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信息，已经含在本书当中的那些文章当中了，但是，在这篇《后记》里，我还要扼要地说明一下：
我之所以称哈尔滨是“流亡者的城市”，理由是，哈尔滨在这之前并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正像我在这本书中的某些文章中所描写的那样，它只是一个小渔村，或者晒网场，只是少数民族像鄂伦春、达斡尔、赫哲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尽管中东铁路通过这里的时候，哈尔滨香坊那个地方已经有来自于山东等地的本国流亡者居住了，但是，哈尔滨仍然不具备一座“城市”的规模。哈尔滨的确是一座由铁路催生并繁荣起来的新兴城市。
哈尔滨后来之所以被称之为城市，有两股力量是不能忽视的，一股就是来自于长城那边的那些为了躲避战乱、躲避自然灾荒的本国流亡者，另一股就是同样为了躲避“两次世界大战”战乱的、背负着不同国籍的、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当时，刚刚到哈尔滨来谋生的犹太人，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是加以掩盖的，因为，他们总是有很大的不安、很大的担心，尽管哈尔滨很安全，绝少排犹活动，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在他们的经验当中，都认为不暴露自己的犹太人背景更安全些。所以那些生活在哈尔滨的自称是俄国人、德国人、波兰人等等的外国人，其实就是犹太人，或者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在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勇于直面自己的犹太身份。这样，就给外人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哈尔滨的犹太人数量并不是很多（仅两万多人）。其实，在哈尔滨所有的外国流亡者当中，至少有七成以上是犹太人或具有犹太血统的人。由于当年外国流亡者占哈尔滨全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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