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得毛骨悚然，心想无论怎样表白也难翻过身来了。因为这些事都有点影子，但都被 歪曲，甚至歪曲得含意完全相反。比如飞机轰炸的事。那是我在八分区政治部时和一位保卫 员出差办事。他挝我：“小李，你挺能写的，为啥我们找不到那些材料写，你能找到？”当 时空中正飞着国民党飞机，我就拿这飞机打个比方说：“你看这敌机在飞，就不必写，写了 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扔炸弹把前边的庄子炸了，就可以写了。”这本是谈新闻的价 值，硬给变成我盼望敌机扔炸弹，写进档案！再看，傅作义要突袭河间的消息是部队传达 的，要我们做战斗准备，怎么变成我事先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给老 婆的信都被检查了！如果我真是一个敌人，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挨整材料呵！文革 期间，一个造反派对我说，你知道你的档案材料有多少吗？一车也拉不完！对我这样耿耿忠 于革命的人，怎么花费这么大力气来监视、控制、调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劲。第二天整 党队的指导员又找我谈话，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夺门跑出去要跳河，被拦住了。指导员火 了，马上组织全校批斗大会，转天被作为“现行特务”押送到军区军法处。在军法处里，他 们要我交待特务证据，我说我只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说我是特务，应该由你们实事求是地 拿出证据来。这样，我就被箍上镣铐。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戴上这东西，却是在自己的队伍 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国解放了。我听到消息时心里还一阵欢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镣铐，墙 上的铁窗，心里不是滋味。每当我想到，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国解放的，心中便一阵黯然。 好像一块很黑很黑的阴影留在我心底。
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有人说你好，没用，谁也不会把这话记在你档案里；有人说你有 问题，哪伯仅仅是怀疑，糟了，多半就收进了你的档案。收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它从此就一 刻不停地紧跟着你。你敢说，你在自己的档案里是个好人吗？如果你认为自己赤胆忠心，忠 于国家，忠于事业，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但夹在那厚厚的硬 纸封皮的档案中的你，却可能是满身污点的另一个人。关键时刻人家都是从这“另一个”的 你来判断你，对待你，决定你。
军法处派出马队跑遍我工作过的村子、学校和部队，谁也拿不出能够证明我是特务的确 凿的证据。幸好我老家的村干部换人了，虽然还是王家人，跟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嘴下留 情，没再给我舔油加醋说坏话。军法处便把我放了。结论是“工作中看表现，表现好可以算 没问题，表现不好还背着这包袱”。我就这样挎着个不青不白的小包袱进入了新中国。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干过，都因历史向题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与 否并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负责一个编缉部，职务是含汉糊糊的“负责人”，干 得却很带劲。突然肃反运动来了。老问题再一次被折腾出来，被狠批狠斗，受审受讯，又经 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斗争。这次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把我的旧帐了结。单位派出四五个人 跑遍全国，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跑到内蒙和新疆，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兜个底儿地、滴水 不漏地重新调查一遍。我得感谢安平县县委，他们说：“镇反时，我们对全县摸过底，特务 名单全掌握，没有他！”一句话，拨云见日，这才给我把冤案推倒，结论是：“经调查，× ××特嫌问题应予取消。”
从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儿童团便是敌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敌为友。漫长十七年的酸甜 苦辣，从来无人过问，只有自己清楚。当宣布我取消特嫌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浑身打冷 战。回到家中，没有喝酒庆祝，也没涕泪交流，好像死而复生那样不认识自己了。
原谅我说句迷信话：我信命。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 地左右你那个东西。
好运气对于我，好像只鸟，不会在我头顶上停留太多时间。这也是我命运的一个特征， 或者说是个典型细节。
我们单位总支书记想提拔他的一个亲信，但我的业务能力和位置都成为障碍，他就排挤 我。恰巧T市要创办一家出版社，创办人是我的一位老领导，我便提出调动，这种自动让位 的事是很容易办成的。我第一次带着历史清楚的档案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心里特别轻松， 但到T市尚不过一个月，整风运动开始，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B市原单位那家出版社的来信，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编辑部的党支部名义 写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帮助他们整风。组织上的要求不好回绝，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会上 做了两小时发言，诉说肃反时我平白受的委曲，给总支书记提几条意见。总支书记在场听 着，一声没吭，他脸上却好像抹一层煤烟，可怕地阴沉着。谁知这两小时发言又决定了我重 蹈覆辙重度苦难二十年的悲惨命运。
我发过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铺天盖地而来。这次，原单位是以党总支名义再次把 我叫回去，宣布我为右派。那编辑部的党支部被定为“反党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编辑中有 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因为给总支书记提意见而以“向党开火”的罪名论处的。
后来我才明白，根由是党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有矛盾。整风时党支部书记想把党总支 书记搞掉，因为我在肃反时被搞苦了，想拿我当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变成牺牲品。这 不是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斗争里去了吗？拿现在的话讲，这叫历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 圈。我虽然说不清这怪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我已经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 一次不知不觉掉进去，这是第二次。
现在回头看，我真不必庆幸五六年肃反结论后，我如何轻松地来到T市。实际上又—次 命运的阴影早巳把我所笼罩，只不过我毫无预感罢了。等我的档案材料转到T市，档案里又 加了更沉重的分量。原先的特嫌还只是嫌疑，这一次右派却是实打实的了。我真是一口气也 没喘过来，由一种敌人转换成另一种敌人。不过换个牌子。
现在我接着开头的话谈，谈文革。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无论斗谁，我都是陪绑，做个配角，用 来造气氛的，不是斗争重点。运动开始时，书记搞社长，因为我在创办这家出版社时事社长 配合得很好，斗社长时，我是社长“重用右派”的一条罪状，斗我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社长。 后来反资反路线时，社长这一派反过来搞书记，既不会再整我，也不会使用我，我就靠边站 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书记这派二次东山再起，又搞社长。因为我始终没参加社长这派就把 我放在一边。当时牛鬼蛇神分两种，一种关在牛棚，一种上班来下班走，名叫走读。我属于 后者，可以说很超脱了。
出版社有个女编辑是个业务尖子。她前夫曾是国民党军官，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给她挂 过一个特务的衔儿，其实她什么也没干过。但她被控特务定为重点清理对象，目的也是为了 给社长加罪，好说社长大红伞下保护的都是些什么坏蛋。碰上“特务”两个宇，我本应该躲 得远远才是。偏偏一天下班我走过院子时，她在扫地，见左右没人，塞给我张纸条，我拿回 家一看，是她求我把这纸条交给她女婿，叫她女婿通知她弟弟，把她文革初期写的大字报底 稿交到单位专案组。我想她大概怕牵连上家属惹事，动了怜悯心，就去通知她女婿。不想她 受刑挨不过时，把这纸条的事交待出来，一下于把我挂上，成了为特务通风报信的现行反革 命。关进牛硼，天天上刑，轧杠子，使夹指棍夹指头，吊打，耳朵打出血，胳膊吊得至今扭 不过来，受尽折磨。非逼我说看见她家有发报机和密码本，后来这女编辑受不住，把褥单扯 成条上吊死了。人虽然死了，他们还逼我说她家有个发报机，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非要把这不 沾边际的事搞成事实。一次他们叫我承认是肃反时漏网的特务，我和那女编辑是个特务集 团，集团的头头是社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把我们往死处整，就是要把社长彻底搞垮。正 像当初这一派搞书记时，居然叫一个非党群众宣布开除书记的党籍。告别了十年的“特务” 又回到了头上，我又一次掉进这历史的怪圈，又一次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第三次了！我 总是不知不觉在这漩涡般的怪圈里转，一忽儿转出来，但没等我脱出身来，一忽儿又给更深 地卷进去。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小怪圈。林彪、四人帮他们不也是一直在更大的范围 里玩弄这怪圈吗？而陷在这无比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怪圈里的，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呵！
我真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那场灾难，结束了那段荒唐的历史。我从 我个人遭遇的反思中，提供出什么教训，供给大家思考呢？我想，过去几十年，往上几百 年、几千年，我们用了多少精力互相伤害。为了原则的斗争是必需的，但把个人的东西掺杂 进去，不但搞垮了原则的神圣感，也误国误民。这是一个怪圈呵，最后剩下只是疲惫不堪的 自己。你的历史书比我看得多，你说究竟怎样把这怪圈从我们民族身上摘去？
更大的是一个文化怪圈。
第21章 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 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 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 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 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 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 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笔者在披露此中两个女人的经历之前，先将另一些亲身经历者对63号介绍的口述实录 如下；以使读者对63号有个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厂的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使用，是个大筒房，像个戏院，约 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把它做为牛棚往里边关人，就叫瓦工木工断成许多小 间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装上铁栏，靠里的只 留一块硬币大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为监视孔。”
乙：“为什么叫63号呢？它的内线电话是63号。”
丙：“63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呼名字，只能叫‘这个’或‘那个’。 走路必须低头，不准往别处看。我在里边关了一年多，很多人关在里边我根本不知道。特别 是紧靠南的一间屋子关着是谁，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有个工程师，夫妇俩分别都关在63号 里，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他老婆还托人给他送火柴呢。”
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 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 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 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 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 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 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 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 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 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 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 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天然工 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 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钎子 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 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 工人都这 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 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 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 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 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 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 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 上白大褂定进他的屋于，说自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