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时抱过来。他生父叫朱文虎，是老刘厂里的电 器工程师，因为过去也常到我家来玩，就和我们同一案子，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二掌 柜，也关进63号。他脾气很倔，打得更厉害。几次给烟头塞进肛门不准大便，被踩断三条 肋骨后死了，死在医院里。事后他们叫医院开假证明，说是死于心脏病。还把一张断了肋条 骨的胸部照片改了名字，叫“米可号”，怕将来有人查验。
我养女的两个父亲，一个生父，一个养父，都死在63号。我死了一个老刘，实际上也 死了我自己。至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你说说，我为什么还活在世上？
死，是留下许多问号的一片空白。
永恒的怀念
1968年54岁 女 K市K区某中学教师
我就是你听说的那个“给死人送钱的女人”。我的全部痛苦都在这句话上。你看我现在 很平静了，是不是？可是这句话是我的一个万丈深渊，我一碰上它就陷下去，很深很深地陷 下去。
我丈夫是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死的。死在63号里。我从来没去过63号，后来知道那里 的厉害了，好几个工程师都死在里边。但你要认识老钱——我丈夫，就知道他不是招灾惹祸 那种人；他在这个厂里干了二十年的供应管理，连家里用个螺丝钉也不从厂子里拿。为什么 非叫他死不可？而且是活活把他吊打死的？
我和他从小认识，他脾气有点暴躁，可人正直，埋头工作，我们生活得清贫但是很骨 气。他一直是个小业务干部，七品小官也没当过，我一直是个普通教师。我们有五个孩子， 对孩子搞智力投资，所有收入都花在孩子身上，送他们都上了大学。“文革”抄家时，我家 最穷，挖墙刨地也找不出值钱的东西来。箱子里一半是空的，存折上只有一百多块钱。只有 一把破旧的西餐刀，被他们当做匕首拿去展览做为老钱的罪证。
老钱的罪名，说是参加刘工程师家的“裴多菲俱乐部”。要是听他们说，刘工程师家真 好像有个暗藏的搞破坏的组织，其实哪里是那样，我也常去那儿玩呀。
解放初期，这儿都是大水洼。范旭东、侯德榜为了把厂子搞起来，气魄很大，凡是燕京 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毕业生前三名的，都要。还用高薪聘请各种技术专家。一时人才 云集，周总理还说这里是“技术篓子”呢！这些高级人才都住在“新村”，一片整齐的小房 小院。那时没有娱乐场所，知识分子总要精神来点享受，怎么办呢？刘工程师夫妇好玩，好 客，房子又富裕，大家就常到他家聚会。唱戏，打牌，可是从不来钱的。大家互相记住生 日，逢到谁生日，或过年过节，就备带一点菜凑在一起玩玩，关系都非常融洽。我家不住在 “新村”，住“三角地”，可老钱喜欢京剧，唱小生，唱周渝，胡琴拉得不错，我唱程派， 刘工程师夫妇也好唱，就常去凑一台戏唱唱。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大都出身差 些，早就被注意上了。记得我们一起聚会时，新村的街道代表曾经爬上树往屋里看，当时我 们以为他是想看热闹呢。我家的小儿子喜欢玩无线电，房上总扯些天线，有一次街道代表和 民警忽然来我家，说为了安全查电路。后来搞“裴多菲俱乐部”说要找电台，找到电台后就 去北京向毛主席报喜，我才明白我们一直是被注意对象。这我就非常后怕——我女婿从朝鲜 战场曾经带回一点美军的电器零件，小耳机什么的，后来全被我那喜欢无线电的小儿子去新 疆上学时带走了。如果没带走，大事了，证据确凿，肯定电台就在我家了。我家非全给弄死 不可，那时想起来后怕的事真不少。
清队开始时，老钱为这事受审查，可他属于“走读”的，每天晚上可以回家住。一天突 然他没回来，等到夜里十二点多，我就犯嘀咕了，跑到外边黑灯瞎火转了几圈，还是不见人 影。一点多时，砰砰砸门，厂里来帮人闯进门就抄家。我问：“老钱怎么没回来？”他们 说：“暂时不回来了。”从此，我就再没见过他。他那天早晨离开家去到厂子时，那样子太 平常了，可就这么平平常常走了，没有生离死别，但一去就算完了。怎么人这么容易就完了 呢。
从这以后，几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是恍恍惚惚听说他很瘦，脸色惨白，拿个大扫帚扫 院子。其实这消息根本不对。他一直关在63号里挨整，如果真叫他扫院子，应该说是当皇 上的差事呢。我因为是在中学当教师，有单位，所以没把我关进去，刘工程师的爱人没工 作，给弄进63号，受尽了折磨。她夫妻俩都关在同一座大房子里，刘工程师死了两年多她 竟然毫不知道呀。
当时我对老钱，我似乎比较乐观。因为别的有问题的人都扣发工资，可老钱的工资一直 原数照发。开始时还准许我送点东西给他。我常送些烟、牙膏、肥皂，他爱吃点心，我就买 斤点心包好了送去，还送些衣服好叫他换换穿。每月我去厂里领了他的工资，都送四十块钱 给他。但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偏他的工资一 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 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0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了他的工资，送钱 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后厂 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 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 有半点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 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说话。 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 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 出来了。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们的神气又平静又 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 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不能平反。我们把 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 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大学毕业就工作， 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 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 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 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 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 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 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 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 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 “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 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 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 心，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都是书呆 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钱放在心里罢了。
老钱的骨灰盒，我们找了几个地方才找到。当时处理这事很草率，当事人都忘了放在哪 儿。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个讲究的盒子，存放在殡仪馆里。每年清明节和十二月十七日——他 遇难的日子，我们全家人去一次。阴历正月十六——他的生日那天，我单独去。我们从不烧 纸，只是看看。在人间得不到幸福，还能去哪里得到？
你看我现在相当平静了吧。
可是有一次宴席上，上一道鲍鱼鸡茸汤，我马上盛了两碗，说：“这是老钱平生最爱吃 的，叫我多喝一碗，替他喝吧。”大家立刻静下来。谁也没说一句安慰话，大家都知道，这 种事，安慰也是多余的，都只说：“好，好。”
还有一次，我在杭州西湖林荫道上独自散步。走着走着，我忽然特别想他……不知为什 么在这最美的地方我就会特别想他。从此我避讳着，不再到最美的地方去……
罪恶的结果，永远没有句号。
第22章 没有情节的人
1966年28岁男S市某科学院科研人员
一下子打懵了——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精心地塑造自已，不做罪人， 也不做红人——郑板桥的四个宇“难得糊涂”——这次叫作有惊无险——一种很荒诞的感觉
我的经历很平淡，没有大喜大悲，高潮低潮。你写东西需要情节，可是我几乎没有什么 情节。但我找你，是有满肚话要说——这没情节，是我自己制造的。就像有些小说或电影， 故意没什么情节。可一个人在“文革”大风浪里，要使自己没任何情节，谈何容易？这需要 很清醒、很精心的设计。我先说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是贫农出身，解放后受重视，从中学到大学享受免费助学金，理所当然入了团，什么 都好，一片艳阳天，很幸福。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成长得快，一路顺风，对以后政治的变 化根本没估计，轻松，随便，甚至比较放肆。
五七年开始出毛病了。我说放肆吧，鸣放时什么都敢讲。别人不敢讲的我讲。马上，我 担任的校刊主任被撤，批判，斗争，检查。说我忘本，变质，右派言论。多亏班主任人好， 非说要挽救我，才没定为右派，可是内定右派，团组织给了严重警告处分，晴天打雷，当头 一棒子，一下把我打懵了。我们这代人，经过五七年，性格就来个大扭曲。原先开朗轻松， 一下就变了，有人变精了，有人变闷了，九十度大转弯。我这个人还算清醒，意识到人家从 此就看不上我了，可是我还想干点事怎么办？开始苦苦寻找一条可行的路。我如果只想为自 己，并不太难，放弃理想，志愿，随波逐流平平庸庸一辈子下去就是了。难就难在你并不想 为自己，还想为国家。
五七年后，我被下放到农村一段时间劳动改造。我是农民的儿子，干活不比任何人差， 于活是我的家传。可是我一钻业务就麻烦。农闲时我看外语书，麻烦了。马上抓住我，说我 学外国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白专；拔白旗，拔了我好几次。但我总不能像那些人，睡懒 觉，没事瞎吹牛，混日子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吧！怎么办？我是一次比一次愈挨批愈清醒。我 灵机一动，买了一套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看。大队书记说：“你怎么又看这资本主义的 玩意儿？”我说：“你看，这不是资本主义，是英文版的毛主席著作。”书记没话了，他怎 么能禁止我看毛主席著作呀。这一下，我胜利了。索性买了英文版全部马列著作、《北京周 报》、《中国建设》等等许多书，练习英语。这个胜利使我发现了一条绝妙的道路：在夹缝 里求生存。石头缝里也可以活，当然要看我能不能找到这缝儿了。
我在农村改造一阶段后，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我是学植物专业的，学校有位教师过去在 美国搞除草剂，就是不用人工锄草拔草，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我生在农村，深知祖祖辈辈在 农田那种原始的劳动方式的艰辛。我决心要在中国搞除草剂，推广化学除草，把农民从田地 里解放出来。可是中国的生态、土壤、气候、杂草的种类分布与外国不同，必须花费很大心 血做调查和科研，甚至用一生来干。这目标在我心里牢牢地确定了。
可是，从学校出来分配到农科院，从“四清”到“文革”，我看透了——中国没有真正 搞科学的地方，处处，人人都搞政治。但不是政治家，是小政客们，政治小应声虫们。又不 是真正搞政治，而是搞整人，互相整。今天你上来我下去，明天我上去你下来。整成一团 团，谁也解不开，愈整愈带劲。要想完成自己的志愿，就必须像当年学外语那样，想个绝法 子。我对自己作了分析：我出身好，不会成为挨整的重点；可我犯过错误，也不会成为红 人。好了，我就把握住这点——不做罪人，也不做红人。成了罪人什么也不能干，成了红人 一样什么也干不成。我又想，我有两个好条件，一是我搞植物专业，可以躲到农村去；一是 我出身农村，农民生活对我毫无难处，去农村等于回老家。于是我向院里提出，说我要到农 业生产第一线去，扎根农村，把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同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认 真改造思想。这提法很时髦，我又把话说得很诚恳的样子，马上被院里批准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下边。S市周围农村几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种杂草都象长在 我心里。在植保站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