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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下边。S市周围农村几乎叫我跑遍了。二百五十多种杂草都象长在 我心里。在植保站搞出除草剂就拿到农田试验，一有成效就推广。院里搞“文革”，两派 斗，开会，我尽量躲着不去。我有办法，逢到院里叫我去开会，参加运动，我就请公社或县 里出面替我请假。我和农村的关系好，搞除草剂对他们确实有很大帮助，他们肯为我请假。 我到处搞试验田、开现场会，故意把每天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院里一来电话叫我去参加运 动，这边农村干部就在电话里喊：“不行，我们贫下中农现在正用着他呢！”就替我拦了。 我做得也十分小心，天天干什么都有记录，十年里记了整整十大本，防备人家查呀。一次院 里搞政治清查，派人到我所在的县里调查我的现实表现。县里就说我这个人如何如何好，如 何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何不怕吃苦，狠斗私字，学习毛主席著作，编一大套。 农村干部也很精明，完全知道用哪些话就能把这些来找茬的人唬弄走。然后又把我写得密由 麻麻的《工作日记》往桌上一摆，院里的人无话可说。这样，既躲过运动又干了业务。农村 是我一张大政治保护伞，没有这伞我什么也做不成，当然，为了这伞我必须加倍努力为他们 干，可是这正是我要干的呀，我这是一举两得。你说我做得妙不妙？
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生命和事业都经不起挫折，必须善于保护自己。我很清醒，总不去 开会也会遭到院里反感，万一惹恼他们也很麻烦。有些重要的会，比加传达中央文件呀，学 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呀，大会或重要的会呀，我准去。分寸要掌握得合适。有时回城时，就到 单位个别关系不错的同志家里串门，摸摸情况，政治上的大情况必须要心里有数，没数也要 出问题。有时你不找它，它还找你呢！关键是不能陷进去。非要写大宇报表态时，决不能提 具体人名；对人事问题要装糊涂。叫我揭发，我就说：“我和谁都不接近，不知道问题怎么 揭呢？”两派对立时，有人拉我加入一派，我说：“我糊里糊涂的，弄不好成不了事，反绘 你们坏事。”这也躲过去了。我尽量把自己搞成一个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人，开会时从来 都坐在墙旮旯很少和人谈话，甚至很少用眼睛看人，你看人一眼，人家就会注意你。叫别人 忘掉我才好。我给人的印象确实是胆小怕事，糊里糊涂，政治上无所作为，正好！这也正是 我精心设计，自我塑造的形象。郑板桥有四个字：难得糊涂。当然这是一种表面的装傻卖 呆。可是不少人看上去不糊涂，很精神，搞起运动来拼命表现自己。但从中国的政治看，这 不过一时出出风头而巳。你爬上去，别人就盯住你了。赶到政治上风向一变，必然想法把你 打下来，最有力的打法是借用政治罪名。碰上一下，就不得了，好像车祸，伤筋动骨，几年 里缓不过来。人生很短，有三次两次一辈子就报废了，最后一事无成。
尽管我很清醒，很谨慎，也出过一次事。七五年，市里农办的头头忽然说，松根松土是 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提出来的，是无产阶级治田方针，现在有人搬用西方资产阶级 的东西对抗，主张懒汉种地，不锄草，不耘土，查查谁搞的？查来查去查到我身上。这就是 我前边说的，你不找它，它找你。吓得我几夜睡不着觉，心想这回该完了。多亏县里出面 说，除草剂是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的，虽然不锄草，可是使用除草剂后地里没草了，产量非常 高，我们贫下中农欢迎！市里派下人来一看，果然如此，这才不了了之。这是我十年中唯一 碰上一次大麻烦。可有惊无险，也算不上一个“情节”吧！
现在有人说，我是最幸运的一位科学家。“文革”中没挨整，也没中断业务。现在赶上 好时候，走运。这是从外部看我，并不理解我的内心。七九年我国科学回到正轨，我跑到国 外一看，吓一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多远！我国80％人口拴在田地里，搞农业科研的人 数少得可怜。很多地区还是靠天、靠经验、靠原始的生产方式种田。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 口只占8％到5％，剩下的人去搞科研技术，搞艺术，受教育。从我的专业眼光看，我国现 在耕地是十六亿亩，算上有些地区一年两产，差不多二十一亿亩。一年锄三次草，需要三个 人工，全国每年人工锄草需要六十亿人工，每个工按五块钱算，就是一百八十亿元。这是多 大一笔财富，这笔巨大财富的浪费难道不压在我们科研人员心上？
可是，“文革”中有几个科研人员顺顺当当过来的？除去当时国防任务保护了一批科学 家，在社会上的几乎都成了攻击目标。有的一蹶不振，沉沦下去；有的中断业务多年，信息 闭塞，现在接都接不上气了。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特别恩赐， 而是我汲取了五十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尽管我没跌跤，还算一个 “成功者”，但一个想为国家做事的知识分子，被迫琢磨出这样一条路来有多可悲！我必须 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 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没情节，拿你写小说来说，就是没高潮，没起 伏，没有任何变化。这样的生活很乏味，很压抑。有时觉得没有自己，好像自己被一种强有 力的东西消化了：事业成了，自己却消失了。你尝过“没有自己”的滋味吗？这是种很深刻 的内心的苦味。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把事情干下去，否则就会被卷进去，成为政治的牺牲 品，一辈子对社会对国家毫无贡献，岂不更可悲！为什么我们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么难被理 解，总是处在这种可怜巴巴的境地？国家呵，我对它的感觉很奇怪。一会儿觉得它很具体， 很神圣；一会儿觉得它很空，很无情……一次，我还有种非常荒诞的感觉，觉得国家被一小 块一小块切得很碎，掌握在一层层很多人手里，你和它有距离。你说是吗？这又是为什么？
在封建传统中，国家的主宰者就是国家。
第23章 我不愿意承认是牺牲品
1967年32岁 男 T市某电车公司工人
我是头一批起来造反的— “电车红旗”手下重兵三千— 闻名全国的六0九大武斗— —江青一闹，大联筹趴蛋了— 凭白无故被判无期徒刑— 咱是用自己两条腿走出监狱的— —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
我给你写信，是拿块砖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写我。
十年来写“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为嘛，总透着“假”气，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 现，就一帮打手，五大三粗，惨无人道，勾上脸谱啦，使我们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 鼻，我们好像验收过的猪肉，屁股上盖个戳，撂在案板上，谁想吃哪块就切一块。
我为嘛造反？当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辈，出身没问题。十四岁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学没上完进 缝纫社当小工子。“三五反”时，站在党这边，限资本家残酷斗争过。资本家蔫坏，等“三 五反”一完，他说买卖亏本要倒闭，把我轰出来，人家买卖还接着干，我可失业了，就进电 车公司卖票，一个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蛮不错。那时进电车公司并不难，开车的能举起个 墩子就成，卖票的会算个加减法就要；厂里的老工人没文化，我们进去是一帮年轻秀才，马 上起来了。组织上重点培养，我能写，当上《工人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一看报社发的稿纸 上边印着的两句话“反映群众呼声，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热气儿。当时工人很苦，领 导的人头杂，净干缺德事儿，我就揭，替工人们说话。自以为对党一片忠心，谁知这叫“哪 壶不开提哪壶”，成了电车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觉还挺不错。
五七年整风运动一来，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宇报上净是谁谁偷东西搞女人乱七八糟的 话，我心想，不是帮助党整风吗？净弄这些闲事儿干嘛，就写张大字报说“鸣放是鸣放，别 忘了主席说的原则六项”。谁知一下子把祸水引到身上来了。说我向党放暗箭，说就因为我 这张大字报，多少反革命没暴露出来，天天开会斗我。工人里不扣右派，给我来个劳动教养 缓刑二年，留厂察看。这就叫人家拿下来了。我当时想不通，后来“文革”进监狱，里边关 个财贸部的干部对我说：“整风是大面上的。内部叫引蛇出洞，你这张大字报，不是把蛇洞 都墙上了？不整你整谁。”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时候起，咱学乖了。心想，打住，认头干活，别给爹妈惹事儿。
“文革”一来，更凶。红卫兵拥天覆地，我亲眼瞅见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 间搞起政治大讨论，我有了前边的经验，心想这么大运动，势头又这么凶，弄不好撞在车头 上。咱嘴一贴封条，不说。可是讨论会上必须发言，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灵魂，不说话就 是拒绝触及。我最后一个发言，说嘛呢？咱就背《十六条》，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的，咱没自己的话，照本背诵，全是你的话还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满院子大宇报，说我又向党进攻了，把我关进牛棚。完了，死 活一样价了。外边红卫兵没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这一套全是厂里官办“文革”小组搞的。可没多久，上边风云突变，说各单位“文革” 小组执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为了保党内走资派，转移斗 争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打击一大片。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说：“马克思主义的道 路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单位都起来造官办“文革”和当 权派的反。实际上，“文革”就是想把刘少奇弄倒，可各级党的干部都是刘少奇线上的，不 把这些干部打倒，刘少奇倒不了，才发动群众造反。咱那时哪懂上边这些乱七八糟，一想， 对呀，的确是群众受压呀！反吧！我一口气写了十七张大字报，把我的过程原原本本端出 来，问我的罪究竟在哪儿？我是厂里最早造反的几个，当时厂“文革”小组还没垮，叫纠察 队把我抓起来。有个人跑出去，找来大学红卫兵救我出来，这一冲击，厂“文革”垮了，我 想，干吧！我给挤到死角里，不能再等着人摆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这里，又说到现在那些写“文革”的文艺作品，一写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这 些作家那时是不是在娘怀里吃奶？“文革”开始时，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单位“文革”干的。 最初起来造反的都是受压的人。要不哪来的那么大反劲儿？
“文革”开始时没有“造反”这个词儿。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 儿兴起来的。你还记得毛主席那张照片吗？胳膊上套个写着“造反”两个字的大红袖章。开 头，闹红卫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红袖章。等到 毛主席换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资反”路线了。工人才起来杀向社会，是不是这过程？ 咱总得尊重历史吧！
毛主席是红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里咱打向哪里，没他指挥咱小草民敢造反？我们那时 真是一颗红心，真玩命了，天天夜里上街贴大字报，没人发奖金，给夜班费。死也跟定毛主 席了！
可是我们这些受压的人一起来，整人的那些人一变，也成立造反组织，对立情绪就出来 了，形成誓不两立的两派。谁都说自己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都骂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往 后各种人都掺和进去，就愈打愈乱。你写“文革”，要是不如实反映这历史过程，就不真 实，谁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组织之一。起名叫“电车红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 来，红卫兵小孩们就差多了。社会看我们的了。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 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 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 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账的；眼前又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 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 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 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
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对他说：“往后咱各走各的道儿，分道扬 镳，你再跟我走动，早晚吃瓜酪儿。”这样，死活就我一个人了，于成嘛样都我自己兜着。 但我必须步步为营，脚要踩实，干事得稳。有个“工矿造反总部”跟我们同观点，我一模， 他们人头杂，便甩开他们，派人到各大造反组织摸底，搞队伍整齐的，总共五十二个组织， 成立起一个“反复辟联络站”。实力雄厚，在全市数一数二。我坐阵总部，白天黑夜连轴 转。今天这儿打起来，调人增援；明天那儿出事，出面处理。还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 “中央首长”最新讲话。咱不能蒙着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么死的。
上海“一月风暴”后，各地掀起夺权高潮。中央派个大人物来成立“市夺权筹备领导小 组”，打算夺权后就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红色政权。这位大人物头次召集各群众组织开会 时就点名叫我们“电车红旗”和另外两个大学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这意味着要把我们从红 色政权里甩出去。甩出去就等着挨整。我说：“你刚来这里，就削我们山头，不行！”另一 个同观点的造反组织头头说：“你要这么干，明天我们就把整个城市糊成个大纸篓！”这大 人物一拍桌子说：“谁要是把今天的会泄露出来，后果就由他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