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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给大卡车运往农场的。农场似乎很大，好像没有边儿。它们按照军队的方式，一 个连队一个地方。我们的卡车每到一个连队，便下来一些人。我在第X连下车，一同来到这 个连队的知青大约有六十人。我们被领到一个很冷很黑的大房子里睡下。由于天黑，什么也 没有看见，只觉得满地泥污。太累了，倒下立刻睡着，连梦也没做。第二天醒来一看，傻 了！我们全傻了！
哪里是房子？原来是个极大的老式帐篷，缝缝补补，撒气漏风，帐篷里边也满是烂泥， 长长的野草居然从床底下长起来。这就是我们长久的住处了。吃饭要天天踩着烂泥走出一百 多米到伙房去，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临来时学校再三叫我们准备高筒靴。一看这情况，几个年 岁小的学生就哭了，扭身要回去。但怎么可能回去呢？这大帐篷有两个，每个住三十人，相 距五十米。当天夜里，大家躺下，谁也不说话，渐渐就有了哭声。先是女知青哭，后来男知 青也哭，最后两个帐篷的哭声连成一片。在这荒凉的野地里，哭声和风声水声一样，谁理 你？那时我们才十六七岁呀。
我们大多被分配在“农业连队”干农活。这儿的农活可不好干。没有排水系统，到了收 割时，赶上大雨，地里成了汪洋，机器下不去，割麦子就得用“小镰刀”解决问题。干活也 是突击式的，天亮时露水一干，马上下去割，因为麦子沾露水不好割；这样一来要干到天黑 露水下来时才收工。一天干下来人都快散了。割大豆时就更难了，那是在九月份，地里全是 水，夜里结上冰，一脚下去，全是破冰碴子。所以，毡袜、皮靴、绒裤全得穿上。但干起活 来，太阳一晒，上边反而热得穿单褂。上热下凉，那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后来许多知青关节 炎、肾炎、风湿病都是这么得的。可那时没人退缩。舆论强有力，懒汉是可耻的！我们的口 号是“小镰刀万岁！”“磨断骨头连着筋！”有时完全可以用机器也偏不去用，因为用“小 镰刀”才可以“颗粒归仓”，那股子精神真了不起，尤其女孩子们更不容易。农场的老职工 大多是转业兵和从山东、四川来的重劳力，根本不懂得照顾女孩子们。女知青们来了例假， 不好意思说，照样把双腿插在刺骨的冰水里，默地忍着干活。现在想起来都心疼她们。
至于生活的艰苦，你根本无法想象。
举个例子吧。知青得了病才能有资格享受一次“病号饭”。这“病号饭”不过是用豆 油、葱花和大盐粒子炝锅，再倒进去开水煮一碗汤面。有一次，只剩下一碗“病号饭”了， 两个知青为了争这碗面，一个知青就啐一口唾沫到面里，他想用这办法独吞这碗面，另一个 知青马上也啐一口，说：“我不嫌你，咱们就一人一半吧！”这一碗破面汤，不过是让肚子 舒服一点吧。
那儿人的饭食一向很粗。一个馒头半斤重，一个包子三两重，一两个月吃一次猪肉；吃 猪肉那天呵——我那时没有照相机，真应该叫你看看那些孩子一张张心花怒放的脸儿！那脸 儿才叫漂亮好看呢！没肉吃怎么办？猫肉、兔肉、鸟肉、老鼠肉……有一次我们的拖技机压 死一条蛇，大伙就用小刀把蛇切成一断断的。我在地上找到一个破罐头盒，里边放点水，点 着树枝，把蛇肉一块块煮了，那滋味真是鲜美极了。回去讲给伙伴们，人人听了都咽口水。
这儿的自然环境还不错。山上是原始森林，地上是“水泡子”，水草茂盛，一碧千里， 非常开阔，绝对没有污染。如果你做旅游者看一看，当然很好。如果叫你像我这样生活八 年，恐怕——别说不好听的话——恐怕你早跑回来了吧！
就说天气吧！冬天最冷的时候，耳朵和鼻子冻得“邦硬”。有时老职工搞个恶作剧，拿 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点甜呢，你舔舔！”如果这知青傻冒，一舔，舌头就粘 上了。再一拉，舌头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哈”开。逢到 “刮烟泡”——那种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口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高，扰得周天寒彻，漫 空迷雾，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干活回来，车坏 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沟里积着一些 雨水，便趴下去，挥手轰走水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水。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 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子得到滋润，便又唱歌又呼口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 农场情绪依然十分高涨。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做清洁 工。在逼她交待问题时，有些顽皮的同学就叫她大口大口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 她搅合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葡萄叶子塞进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 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坚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感觉。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插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子女走的“钉子 户”家中做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软说硬说，不让他 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点头同意了，马上给他们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这法子真有点缺 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子，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水缸 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深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 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 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毛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 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强制的手段呢？
有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
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干了一天活儿后，晚上 就被连部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作文章，唱 《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按要求写的了，绝对没 有个人的诗句。尽管这种文化生活充满政治，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样干得有声有势。我们 是绝对不准看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 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道。记得有一本外国小说《俊友》，莫泊桑写 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眼一直看到夜里两点，两点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 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高的。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一部电影从师部借来，就一个个团部传着放映。 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也可以认 识些新朋友。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子《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场上，从天擦 黑直等到夜里三点。片子一送到，广场欢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知是表达一种满足还 是一种饥渴。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 电影里人进了屋子，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感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极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爱情便出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管 家，常常晚上到桥头和道口去堵那些外出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楼子 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们恋爱的 幽径。知青们都爱称它为“胡志明小道”。这小道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花的草地，还有许多 小白桦树遮遮掩谮，又美又静又神秘，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颤栗的足迹留在那小道上了。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子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平坦 坦的草甸子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也许因为它所处的地势好，单独地生存下 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像一束火把， 非常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眼，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种寄托，一种期望。 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呆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便会好些。于是人们 部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爱说我自己。我只想说，近来很 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我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 说我的眼圈有点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出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系暧 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被当场抓住。虽说这事在连队里炸了锅，又决不 这么简单，在给这老职工办学习班时，一打一逼，他交待出自己的风流艳史，居然还有不少 女人！有女职工，也有别的女知青。这时人们就把疑点放在我女朋友身上。我的女朋友是副 班长。那时帐篷里很冷，一个烧“半子”（一截树干立着劈成四半）的汽油桶根本不顶用。 我那朋友就住到这老职工家里，跟他的女儿作伴，不过是图个暖和。中国人在这方面既有兴 趣又有想象力，于是就在我朋友身上打个问号：难道他眼前放着一个有眉有眼的大姑娘会不 动心？
你问我这朋友？她是个很好的姑娘，我与她从小同学，互相印象都好，但我那时受传统 教育很深，男女之间特别封建，表达非常隐晦。一次我被氯气薰着，她来看我时，马上把自 己身上的大衣和手套给了我，那可比现在年轻人随随便便一个吻强烈得多了。但这事一出， 无论对我的打击还是舆论压力就太大了……我还是先不讲我自己的事吧！
这件事之后，跟着又出了一桩类似的事。连部一看问题不小，加紧一抓，揭发检举，知 青揭发知青，老职工也相互揭发，居然涉及几十人！所牵扯上的知青大多是女孩子。连部就 把那些有事的男的关起来打。说是搞“群众专政”，实际上是“逼、供、信”。这样，不管 是老实供认，还是屈打成招，反正愈揭人愈多。我们惊讶了，乱伦啦！这不成流氓窝了？尤 其是那些女孩子最不能同情，她们是给知青丢脸！那时我们还有一种很强的集体尊严与荣誉 感，对上山下乡运动还抱着理想精神呢！
有一个女孩子是B市来的。她也是怕冷——。你在这里，根本想象不到那儿的冷是什么 滋味！她借着去马号买奶，在马号里多呆一呆，暖和暖和。卖奶的老职工就献殷勤，给她热 奶，好言安慰，小恩小惠，再采取手段，终于把她弄到手，这姑娘怀了孕。人人骂她，谁也 不去想，这个姑娘个子高，又苗条，如花似玉，非常好看；那老职工又矮又丑，还是独眼。 这姑娘怎么会看上那老家伙？谁也没有同情她，都认为她无耻，给知青丢脸！她到师部医院 打孩子时，医院不留她住；从医院回连队的路上，长途车不叫她坐。因为医院护士和汽车上 卖票的都是知青，没有人怜惜这个“轻贱”的女子。一次，这姑娘与另一个知青吵嘴，立刻 好多人一拥而上，把她的上衣撕得粉碎，里边全露出来了。当然是为了羞辱她。从此这姑娘 颓废了，接二连三，跟了好几个。最后团长看她长得特别好，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姑娘毁 了！
从这事，我眼前遮上一层黑雾。
这样的事闹出来，往后便层出不穷。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把许多女 知青调去，说是给她们好工作，不干农活，有吃有喝，实际上三个人轮流干。一百多女孩子 叫他们玩了。其中有个高干子弟告到中央，才把那几个家伙毙了。
自从发生这件事，我们才对那些无辜的女知青寄予同情。她们离乡背井，无依无靠，孤 独难熬，没有出路而充满绝望，才被人使用小恩小惠与手中权力欺负与迫害。还有那些为了 上大学和想离开这里的，只好委曲求全，责任又怎么能放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弱女子身上？
由于同情心产生，怀疑也随着产生。
这期间，社会的不正之风到处泛滥，也刮到了连队。我从M城探亲回来，送给连长一本 年历，其实我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在这偏远的地方很难见到这种年历。连长为此居然把我 调到农场小学当教员。一本年历不是瓦解了他，而是瓦解了我；神圣感没了，嫌恶感来了。 我这才开始降温。我也真够笨的。
我更笨的则是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返回M城。我几乎是最后一个离开连部的。当地人都 戏称我是“珍贵动物”了。
从七五年，知青可以选凋上大学和办理病退返城。上山下乡这场运动走向分崩离析。当 时流行一首《知青歌》。开始只是偷偷唱，渐渐连长听到也不管了，歌词已经记不全了，反 正有这么几句：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还有那金色的学生时代，只要青春进入了史册，一切就不再 返回；告别了妈妈，再见吧故乡，我们去沉重地修理地球，那是我们的神圣天职，我可怜的 命运哟！
歌词挺粗糙，流传却很广。唱起来十分的忧郁，很适合我们内心低落的情绪，所以大家 总在唱。当领导的都很灵，从这歌中听出一种不吉祥的东西。中央开始组织各地的慰问团来 看我们。我还记得哈尔滨慰问团带来了“消炎药片”，天津慰问团送给每个知青一件绒衣， 上海慰问团赠送什么已经忘了。但我们有意带他们参观那些最脏最破、条件最差的住房，还 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厕所——这里的厕所是用木头和草围当做墙，没有上下水，只挖一个坑， 大小便多了，冻成一个冰砣子，最上边是个冻得硬硬的粪尖，上厕所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