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响起一阵凶猛的砸门声，跟着一阵哄笑。“狗崽子”之类的呼喊整天响在耳边。他们还在我家的门板和外墙上，用粉笔写满“打倒资本家狗崽子×××！”的标语。×××就是我的名字。我那时真觉得自己是整个世界的敌人。我天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次父亲叫我去买香烟，我坐在那里不动，直到父亲发火才硬着头皮出去。买了烟回家的路上，被邻居的孩子们发现，他们把我拉到墙角，批斗我。两个人使劲架着我的胳膊，还把我的脑袋往下按，朝我喊着口号，还往我脸上啐唾沫。直到一个过路的大人喊了一嗓子，他们才跑散。我回到家，本来要把一肚子委屈告诉爸爸。一看爸爸因为我迟迟归来而满脸责怪的神气，我便把肚子里的话憋住了，并暗暗发誓，我再受什么苦也不会告诉他的。
很快我七岁了，上了学，成了学生，但同时又成为班上唯一的“狗崽子”。我不愿意上学。我最怕上学和下学那一段路。在路上我随时随地会受到屈辱。我又成了同学们的攻击对象，恶作剧的对象，有时干脆是一种玩物。每到上课时，我总希望老师在我身边多站一站，因为老师一走远，威胁便会出现。身边或身后的同学会拿铅笔头狠狠扎我一下。有一次，邻座一个同学面对老师，神气像在听课，桌子下边却用手使劲掐我的腿。我只要向老师告他，他就会说我陷害，说我是“阶级报复”。那时的政治用语有着强大的威力。我只能忍着，同时我也忍着眼泪。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一种反抗的东西。我懂得，眼泪只是输的表现。
我内心已经灌满仇恨，恨邻居的孩子、恨同学、恨他们的家长！我实在克制不了时，就和他们对打。但吃亏的总是我。老师自然要偏向那些出身好的同学。爸爸只要知道我和他们打架，还要再狠打我一顿。爸爸怕我惹祸。但是我有逆反心理！只要他们欺负我，我就和他们死拼，常常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谁问也不说。当时学生们合唱一支很出名的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您一定知道——我暗中把歌词改了，唱成“文化大革命就不好！”这在当时是有死罪的，幸亏大家唱的声音很大，没人发现。您想我多么恨文革。
我躲避社会，逃避一切人，尤其是我的同龄人。我感觉，大人对我没有太多的敌意，但同龄人都与我为敌。我活得非常紧张。只有夜间自己躺在床上，才感到安全。夜晚的空间属于我。我常常幻想着自己神通广大，把那些欺侮我的人统统打倒在地，他们全部跪着向我求饶。但到了白天一走进社会，那种很强很强的恐惧感就来了。我是那样的孤单，冰冷，无助。只有一个同班学生，他是工人出身，他妈妈对他说：“你就跟×××（我的名字）玩吧，他人聪明，念书又好，将来准有出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人说我这样的话。一段时间里，我一想到这话就浑身感到温暖。我真想去向这同学的妈妈说点什么，但我又怕见到她，我早已经不习惯向别人表达感情了。
四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因为学习成绩好，全班考第一，老师暗示我争取加入红小兵。我着实地高兴了一阵子，那感觉真像要飞上天了。可是突然出了一件事。在学校的操场上出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写着“打倒毛主席”，是用白粉笔写在操场的红砖墙上的。这是个了不得的事件！公安局来人鉴定，认定写反标的人肯定在我们学生中间。一下子，我感到全班的同学对我的神情全变了，全不理我了，只用眼角看我，背后总在嘀咕我。上课时我举手提问，老师也不理我。我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写反标的坏人，因为我是反动阶级的狗崽子。
可是最后调查出写反标的是五年级一个男生。他出身是苦大仇深的三代红家庭。他写了反标，然后自己再去报告。他说这样做是想当“英雄”。事情过去了，但我牢牢记住那些眼神，那些微妙的举动，那些背后嘀嘀咕咕的声音。
我渐渐变得非常敏感，脆弱，多疑。只要同学们说什么，我就认为是针对我，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来。
我哪里知道一种后来叫我非常头疼的性格渐渐形成了。
我考入中学后，离开了原来的环境，已经没人知道狗崽子的背景了。照理说，我的心理问题应该消除了，不，恰恰相反！这时，我的性格问题才完完全全暴露了出来。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合群。不喜欢与人接近，防备心理特别重。同年级一个同学有个小毛病，喜欢动手动脚地与人打逗，他每次从我身边走过时，我都下意识地抬起胳膊挡一挡。同学们笑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胆小和敏感，对，我就是这样过敏，总疑惑别人害我。特别是当我与别人说话时只要对方一走神，我就认为他故意不理我，歧视我，或者有意侮辱我。我会突然暴怒。这佯，我与同学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渐渐发展成真正的对立。我感到，他们在联合起来，故意拿我找乐，和我作对。尽管我和他们的矛盾已经不存在政治因素了，但这种矛盾常常会触动我旧日那些伤疼。最后，我和他们的关系发展到几乎一说话就吵嘴，一吵嘴就动手。同学们暗地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死脸”。他们背着我叫这个外号，怕我听到。可是当我听到了这个纯
属侮辱性的外号时却没有发怒，而是陷入很深的痛苦。我面对镜子看自己的脸，差点把镜子砸了。难道我天生就是这样一张毫无生气、从无笑容的脸吗？
我试图改变自己。但是改变性格比什么都难。尤其令我头疼的事，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和同龄人交往。我好像与生俱来地害怕他们。
我在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到一家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工作。一次，一位中学同学来我公司办事，他惊奇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健谈，记得你当初整天一言不发。”
我大约是二十六岁以后，那种敏感多疑的性格心理才渐渐退去。原因很多，比如年龄大了，社会接触多了，在单位受信任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环境变了，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政治歧视。人们不会感受到政治歧视的绝情与可怕。
政治歧视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记得我看过一本杂志，上边说“古时候人民是跪着喊万岁，文革时人民是站着喊万岁”，这话说得既形象又深刻！五四时代反封建，提倡新文化；但文革把封建腐朽的文化又折腾出来了。什么忠君呵、文字狱呵、愚民政策呵、个人迷信呵、血统论呵……不都是封建社会那套吗？但封建这东西，单是上边搞是搞不成的，它需要下边配合。您不认为中国的土壤是封建主义的？尽管我也相信文革很难重演。但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文革不会重演只是因为没人肯当导演，但中国不缺乏文革演员。因为文革时所有人都上了舞台。如果都是受害者，哪来那么大的悲剧？
一天中午饭后，大家在单位办公室闲聊，当谈到当前社会人们的唯利是图时，一位同事说道：“现在真不像话，就欠发动一次文化大革命，好好整治整治。”我一听立刻火了，对他大吵大叫，怒不可遏，差点没有动手。
我的同事都很奇怪，因为我平时斯文随和，很讲礼貌。为何变成一头发狂的牛？
由此我才知道，我那根敏感脆弱的神经依然存在，只不过埋藏很深。这次又触到了。但这样发作一次也好，会使我今后百倍留意，克制自己，使自己真正诀别那个时代。
人的本性，其实一半以上是来自后天。
第31章 鬼剃头
1966年33岁 女T市无职业妇女
你可千万别笑——一大群恶鬼用舌头舔我的头——挺大的邮包是上海戏装厂寄来的——“你真好！”——男人嫉妒男人的成就，女人嫉妒女人的美丽——烧成一撮黑色的灰——钥匙孔形状的天上图画——他叫我年轻
我要说的是我的个人的事。但我并不是请你写下我的事情，而是记下另一个人。
我只有一个要求：在我讲这件事的时候，你可千万别笑。我曾经把这件事讲给
过几个人，他们全笑了；但他们一笑，我就打住。人家这么痛苦的事儿你还笑，叫
人家什么滋味？可是有人居然笑出泪来！把我气得肺要炸了！你能不笑是吧，好，
我讲了——
一九六四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我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梦，梦见一大群恶鬼用舌
头舔我的脑袋，那些舌头各种各样的颜色，有蓝的、红的、绿的、紫的，还有的花
里胡哨，全都闪闪发光，古怪极了。我迷迷糊糊地想，它们怎么舔我的脑壳，我的
头发呢？我忽然大叫一声醒过来。我身边的丈夫也被惊醒。他打开台灯，睁大眼看
我的神气就像见了鬼！他手指我的脑袋竟然说不出话来，我抬手一摸，好像摸到一
个西瓜，光溜溜，又圆又硬，成了大秃头，我的头发哪里去了？我们几乎同时发现，
我满头的黑发一根不少，全在枕头上。我们傻了！忽然想起从小就听过的一个离奇
又吓人的词儿——鬼剃头！这回叫我轮上了！
我抱着脑袋大哭起来。
如果你要见过我原先的一头乌黑漂亮的秀发，保准会惊奇、羡慕、叫好！我敢
说，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和我比一比头发，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丈夫都
承认，他是从这头发才爱上我的。还有，我家周围的那几家理发店，我去理发他们
从来都不要钱，它们求着我去做新发型的模特儿呢！我不像一些女人，天姿不够，
只能涂脂抹粉，靠化妆品；我就凭这一头天然漂亮的头发，“走遍天下”！可是这
一来，我比那些头发最糟的女人们还要糟，我的脑袋光秃秃像个鸡蛋，怎么出门见
人？这对于一个年轻爱美的女人差不多像宣判了死刑。
我丈夫甚至比我还急。他找了无数名医给我看病。各种各样的药片都吃遍了，
各种各样的煎药味儿也闻遍了。我看过您《神鞭》中写的“老佛爷的生发散”对吧！
这些祖传秘方我都使过。但是鬼剃头的脑袋好比瓷壶一样极其顽固，硬是根毛不长。
我再看我丈夫——天天东跑西颠好比寻仙访道那样去找大夫，我就火了，朝他喊道：
“干什么，我秃了，你就不想要我了？你是爱我的头发，还是爱我这人。你要
是爱我的头发，我就把这堆破头发给你，我走！告明白你，我不治了！”
这一来，他才和我一样地绝望了，认头了，不再努力了。但在一个月后，我收
到了一个极大的邮包，是上海戏装厂寄来的。我挺奇怪，我从来不看戏，和戏装有
什么关系？一边打包一边猜惑不已；我丈夫也不言语，待打开包儿一看，竟是一个
女人假发的发套。我往头上一扣，居然正好。头套两边还各有一个不可思议的透明
的塑料小钩，紧紧勾住耳边。再看头发，乌黑、亮泽、柔美、充沛，天呵，这哪里
是假发，分明是我原先那一头秀发呀？我问丈夫：“这是不是你弄来的？”他笑而
不答。他从来就这样。他是无线电厂的工程师，凡事喜欢动手做，因此他看重做的，
轻视说的。可是每当我受到他的感动，情不自禁他说一句：“你真好！”他会把这
句话的份量看得无比的重。
别看轻了假发，比起真发它有更强的地方。比方真发总得去修剪，假就不需要
了；再比方，在自己整理头发时，脑袋后边的头发看不见又够不着，很难弄好，假
发却可以摘下来，放在桌上，从容、仔细又面面俱到地加以修整。尤其是卷发时，
可以做得与前边的头发一样精致。
每当我修整头发时，便把自己倒锁在屋里，拉上窗帘，摘下发套。这时我不敢
对镜子看自己一眼，我真有点像《聊斋》中画皮的妖怪。可是当我把头发整理得十
分精美，戴在头上，谁会知道我是一个“鬼剃头”？每当这时，我丈夫则用赞美的
眼神盯着我看。他从来不在我修整头发时推门进屋。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这样修整
头发。他知道我怕什么和我怕说什么。
闹红卫兵时，我家必然要遭受冲击。我丈夫是高级工程师。文革首先是鼓动无
知的人去冲击知识分子。我家被抄得很惨。抄家的孩子们每人手握一把斧子，见东
西就砸。我家几乎没有剩下一件完整的东西。而我最怕的事出现了——红卫兵用剪
子铰我的头发。一是因为我的头发太招眼，二是因为抄家来的一部分是女红卫兵，
她们一见我这漂亮的头发就生气。男人嫉妒男人的成就，女人嫉妒女人的美丽。这
是很自然的事。
我被十几只手按在地上，两把剪子在我的头上乱铰，头发纷纷落地。她们的手
劲很大，生怕我挣扎。可是我哪敢挣扎？弄不好，我的发套会挣脱掉，光头就会露
出来。她们铰完我的头发，似乎也解了气，骂我一顿，便扬长而去。
我哭了。我变成这样，怎么办？我丈夫也不安慰我，他闷头在屋里清理堆积成
山的碎物。我气得对他说：“你把这些破东西看得比我还重要？”他没吭声，继续
干。直到把大衣柜前的东西清理干净，搬了一个凳子，踩上去。抬手从柜顶拿下一
个旧报纸裹的包儿，打开后把一件黑黑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一看，原来是一个崭
新的假发套。不等我问，他说了一句：“我早给你存了一个，就是为了防备万一。”
我那时觉得他真够伟大了。他单位的同事都说，他总比别人多想一步。好比下
棋高手。但他不会下棋，他的脑子都用在会说话的无线电上。
可是糟糕的事都是我办的——
当时还没有脱离危险，我应该赶紧把这新发套包好藏起来。由于我大喜过望，
将头上残废的发套摘下来一扔，便将新发套扣在头顶上。但镜子全被砸碎，无法看
这新发套的样子。忽然哐地大门打开，刚刚抄家那伙红卫兵又闯进来。我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他们为什么返回来。后来才知道他们看见我家衣架上挂着一个皮革挎包。
那是我丈夫出差时使用的。他们想把皮包拿走，不料一眼看到我。登时，他们全部
大叫起来，那神气和当年“鬼剃头”时我丈夫看我的表情完全一样。
“你是谁？”他们问我。
“我，我就我呀！”我也不知该怎么说了。
“你的头发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