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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莫斯混迹于中国的官场，他的天方夜谭
哈莫斯在中国斯混，最如鱼得水的地方，莫过于这个国家里的如此臃肿庞大的官场。〃中国官场的腐败，足以使每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异国人，在这里都是有机可趁。〃哈莫斯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这么写道，〃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和你看中的任何一位中国官员结交。如果你和一座城市中的首脑人物坐在一起吃过一次饭，那么仅仅凭这一点，你就可以在这个城市里畅通无阻为所欲为，我的手里曾有过中国的一位王公写给我的扇面，拿着这个扇面，中国的地方官员见了我，就仿佛见到了他们习惯上称的钦差大臣。〃
早年的哈莫斯身上沾满了帝国主义的习气，根本不把中国的地方官员放在眼里。他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任何自己想出现的地方，对译员大喊大叫，好像自己就代表着大英帝国。一直到他熟练掌握了汉语以后，他仍然改变不了这种不友好态度。他和中国的官员在一起有着一种天生的傲气，即使是在他潦倒的时候，他到处替人写稿，向每一个熟悉的人借钱，而且根本不打算还，他见了中国的官员，还是气焰嚣张目中无人。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最大的秘诀就是越不把他们当人，他们就越把你当人。
被《泰晤士报》解聘以后哈莫斯，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他从追求〃陈述事实的科学的精确性〃，发展到让人难以置信的谎话连篇。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哈莫斯会成为本世纪中最著名的骗子，让后世的许多学者感到疑惑不解。如果欺骗只是哈莫斯在潦倒时，偶尔为之的小插曲还有情可原，然而事实是栩栩如生的虚构，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追求科学的精确性的精神，已被扎扎实实地埋头做学问，不择手段地追逐珍贵文物，巧取豪夺别人的私人收藏所代替。就像不能否定哈莫斯对中国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一样，说哈莫斯是最出色的职业骗子一点也不夸张。
刚离开《泰晤士报》时的哈莫斯，正是他开始发现中国文化中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宝藏的时候，他毅然放弃了回国的打算，带着雇佣的仆人，在中国境内到处周游。他游遍了中国的名山大川，而所有的经费，说穿了都是打秋风或者坑蒙拐骗得到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个外国人只要脸皮厚，只要有足够的信心，在中国的官场上骗吃骗喝不成任何问题。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哈莫斯不仅可以代表大英帝国，同样可以代表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利坚。每到一处，哈莫斯总是先去拜见当地的最高官员，他用还是有些夹生的中国话，向地方官员们吆五喝六大放厥词。他一次次地引用那些比他们职务高得多的官员在接见自己时说过的话。尽管这些接见根本不存在，但是很轻易就让那些把他当作大人物的地方官员们深信不疑。
有趣的是，作为最尔虞我诈的官场，即使对哈莫斯产生了怀疑的时候，仍然一如既往地把他当作贵宾来接待。这种宁愿被骗，也不愿承担冒犯洋人的风险的普遍作风，大大方便了哈莫斯的肆无忌惮到处行骗。晚清官场社会的极度腐败，并没有随着大清王朝的覆没一起消失，民国以后，官场腐败越演越烈，地方官员对洋人的盲目恐惧和信任，不仅没有改善，而且因为改朝换代造成的混乱，到处都为招摇撞骗的哈莫斯大开绿灯。熟悉中国官场黑暗的哈莫斯充分地利用了这一致命弱点。
对付大小不同的官场，哈莫斯有一整套的应酬办法。对于县太爷这一级的地方官员，哈莫斯只要向他们提出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性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教案是任何一位地方官员都害怕在自己管辖境内发生的事。尤其是那些僻远的很少有洋人出没的地方，只要洋人一到，地方官员便如临大敌，立刻派兵保护。官场是哈莫斯最安全的栖身之地，他几乎从一开始就明白这道理。作为一个洋人，在中国的旅行从来不是绝对安全的，哈莫斯就不止一次遭到过土匪的袭击。除了官场，哈莫斯知道自己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不会有一个地方能真正平安无事。
哈莫斯在中国的第一次被窃，发生在离开梅城去省城的路上，他乘坐在一条豪华的轮船上，这条由一家外国公司开辟的航线上的轮船，乘客大都是来华的外国人，要不就是中国最早替洋人做事的买办，或者是相当于巡抚一级的地方大员。哈莫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种轮船上被洗劫一空，当他从甲板上欣赏了日出回到自己的舱位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行李不翼而飞。由于当时船上的乘客，唯一的中国人是一名传教士的仆人，哈莫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窃贼就算会是传教士本人，也绝不可能是传教士的中国仆人，老实巴交手无分文的中国仆人没有那个胆子敢那么做，而且就是偷了也无处可藏。毫无疑问，窃贼就在船上那些道貌岸然的来华的外国人中间。
这件偷窃事件的意义就在于，哈莫斯明白了在华的洋人之间，确实存在着卑鄙无耻的小人。虽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为和公开抢劫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哈莫斯不得不就这一件小事，写文章大发哀叹，哀叹在对中国正义的十字军行动中，伦敦街头的流氓阿混也一起跟了进来。当哈莫斯亲眼目睹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烧杀掠夺，对于租界中洋人的犯罪已经屡见不鲜，他对来华的外国人中间究竟还有没有多少好人产生了怀疑。〃中国人敌视我们，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确实让他们觉得讨厌，他们讨厌我们。〃在一篇描述自己怎么遇上了土匪，经过一番惊险，又怎么出乎预料地脱险的文章中，哈莫斯生动地记录了几名土匪和他遭遇时的情景。
那是发生在哈莫斯还没有打算来梅城定居前一件事，一天黄昏，哈莫斯去看望在乡下传教的浦鲁修教士，在回梅城的途中，眼看着就要到达县城的时候，从树林里跳出来四条大汉，拿着刀枪，满脸杀气，吆喝着谁动弹就首先杀了谁。当时和哈莫斯同行的，还有他的仆人和两位中国的小商人。土匪走上来，不由分说地就把哈莫斯和两名小商人绑了起来，然后从上到下彻彻底底地搜身。钱自然是要全部拿走的，土匪还拿走了哈莫斯身上的一把水果刀，一把铜的房门钥匙，一只自来水笔和一本封面烫金的笔记本，哈莫斯随身带的一本孔子的《论语》，当场被土匪狞笑着撕成两片，土匪跑了以后，由于捆得不结实，哈莫斯几乎立刻就获得了自由，接着他又帮其他的几位松开了绳索，他们匆匆赶到最近处的一个村庄，报告了自己被抢的消息。村民立刻组织起来，斗志昂扬地拿着打猎的枪，让两位商人带队前去捉拿土匪。
哈莫斯完全是出于好奇心，才跟着一起去捉拿土匪的，在追击中，他们遇到一小队士兵，当士兵的小头领李班长听说洋人被抢，立刻率领自己的人马，加入了追击的队伍。天黑之前，在一座大山前，前去捉拿土匪的队伍和大股土匪不期而遇，原来抢劫哈莫斯他们的只是小股土匪，得手以后，正好赶回去和自己人会合，结果两方面都感到有些害怕，吃不准对方究竟有多少人马。大家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叫了半天阵，天终于全部黑了下来，李班长觉得这么骂下去不是事，便决定派人上山和土匪谈判，军队和土匪之间的谈判显然是经常性的，而且彼此之间有一种默契，因此当李班长在火把的照耀下，把枪往地上一扔，喊着话向土匪走去的时候，土匪也派了代表出来迎接他。
谈判很快达成协议，哈莫斯的所有物品，土匪表示可以退还，至于那两个中国小商人的做生意的钱，可以退一部分，但是必须留下一笔买路钱下来，雁过拔毛，这是土匪的规矩，不能凭几句话就随随便便地破坏了规矩。愁眉苦脸的小商人只好接受这一条件，于是土匪派人送东西下山，哈莫斯拿到了自己的笔和笔记本，还有装钱的钱包。其他的东西土匪一概不认账，水果刀没有了无所谓，房门钥匙似乎不能不要回来，这钥匙是一个在梅城有栋别墅的外国人借给他的，哈莫斯只是暂时借用别人空关着的房子。土匪磨磨蹭蹭不肯把铜钥匙拿出来，显然那个拿了钥匙的土匪以为黄灿灿的铜钥匙是金的，哈莫斯越是坚持要，土匪越是不肯给，最后只能不了了之。哈莫斯一行在村民和士兵的簇拥下，开始回头，和村民分手以后，他们又在士兵的保护下，回到县城。由于没有了钥匙，哈莫斯那天晚上不得不住在兵营里。
第二天一早，哈莫斯便气冲冲地去找张知县。作为梅城的最后一任知县，张知县把哈莫斯的投诉当作了大事，他把哈莫斯从兵营接到县衙门里，替他安排好了最舒适的下榻之处。刚当《泰晤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时的哈莫斯，为了采访梅城教案，曾在县衙门里住过。时过境迁，这时候的哈莫斯已经从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一名道貌岸然的中年学者。游遍了中国以后，哈莫斯正在考虑选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当作自己潜心研究学问的定居点。许多年过去了，哈莫斯仍然还是个一名不文的穷鬼。他到处招摇撞骗，骗吃骗喝行无定居。在梅城的县衙门里，哈莫斯突然明白了梅城这座城市，无疑将是自己未来最好的栖身之处，他应该在这座城市里和其他有钱的外国人一样，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别墅。他应该成为这座正在日益繁荣起来的城市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发财的念头又一次这样强烈地折磨着哈莫斯，一个西方人在中国，仅仅满足于到处能白吃白喝，实在有些太幼稚了。对中国文化越来越痴迷的哈莫斯，在张知县的盛情款待下，突然对钱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在过去的历史中，哈莫斯曾经倒卖过中国古代名人的字画，他曾经不遗余力地替那些不懂中国历史的文物古董商，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古董。他不止一次上当受骗，同时也不止一次使他的主顾大笔地花冤枉钱。发财的机会，总是从他身边一闪而过，然后就再也没有影子。哈莫斯发现自己就像中国相书上所说的那样，他有一双不聚财的手，无论赚多少钱都会很快花得一干二净。无数一名不文的外国人都在中国暴富起来，只有哈莫斯穷得到处打秋风。
县衙门外不远，狭窄的街道两旁，商店和货摊挤得满满的。哈莫斯跟在张知县后面，从大街上走过。这一年，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年头，满清王朝已经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走在大街上，人们在日对知县大人的畏惧仿佛也减弱了，大家若无其事地干着自己的事，以现货易货洽谈生意，理发师当街剃头，新剃的光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地摊上坐着一位牙科医生，他背后是一面旗帜一般的大红布，红布上吊着一串串招揽生意的牙齿。到处都是家禽和猪，还有狗，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野狗，它们什么地方都敢钻，猛不防被什么人踢了一脚，乱窜着大声尖叫。乞丐多得让人不敢相信，随处可见乞讨者突如其来伸过来的脏手。一个没有脚的穷人，用双手撑着地走路，他艰难地移动着，头顶上还有一个窟窿，已经发炎了，还流着血和脓，在窟窿旁边胡乱抹着香灰。当哈莫斯停下步来，注意着他头上的血肉模糊的窟窿时，那穷人一把拉住了他，怪声怪气地喊着：〃行行好，给几个钱吧！〃
跟在知县身边的随从用不着招呼，立刻如狼似虎地扑向那可怜的没有了脚的穷人。要不是哈莫斯出于同情的喊了一声，天知道嚣张惯了的随从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哈莫斯从钱袋里掏出一把铜钱，放在那只因为用来走路而变得肮脏不堪的手上。可怜的穷人千恩万谢，只差趴地上给哈莫斯磕头。哈莫斯的行动顿时招来成群的乞丐，不由分说地便把哈莫斯和张知县死死地围了起来。被隔在乞丐外面的随从们不知所措，当他们听见张知县咿里哇啦大叫时，连忙不顾一切地拨开人群，冲进来为哈莫斯和张知县解围，混乱中，哈莫斯的钱袋差一点被一个小孩抢走。这场从天而降的混乱，给哈莫斯带去的一个重要启迪就是，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这场革命就是将要发生的结束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似乎给哈莫斯带来了一连串的机会。哈莫斯曾经受雇于美国纽约一家钞票公司，这家公司以印制钞票而闻名，它不仅印制美元，而且为各国政府承办印刷纸币的业务。由于哈莫斯把自己在中国的能耐吹得天花乱坠，钞票公司相信通过哈莫斯做中间人，能和即将倒闭的清政府签定一笔印制大宗钞票的合同。这笔定货被哈莫斯描述为是〃一亿〃，也就是印刷一亿张中国钞票。钞票公司为此在哈莫斯身上大下赌注，他们不仅先为哈莫斯预付了丰厚的定金，而且还许诺日后将支付给他百分之二的佣金，哈莫斯毫不含糊地将钞票公司预付给他的定金，用于购买一个掮客向他推荐的文物和古董，他原先希望靠到手的文物古董捞上一票，可结果他买到全是假货。
这一次，哈莫斯没有将到手的假货卖给西方的古董商，他别出心裁，毅然将这批所谓价值连城的假文物古董，以及自己写的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文章，捐献给了伦敦的一家专门收藏东方文化精萃的博物馆。哈莫斯的义举使他名声大震，因为博物馆对于能骗过像哈莫斯这样精通中国文化的学者的赝品，根本不可能识别出来。与哈莫斯同时期的许多东方学者，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他们事实上都处于幼稚的儿童时代，就其学识来说，他们要比哈莫斯差上一大截。在伦敦大学里的一些汉学家，大部分甚至连中国都没去过，这些自以为已经了解了中国的汉学家们，在博物馆里看了哈莫斯捐赠文物古董，纷纷著书立说，迫不及待地发表文章，对这批稀世珍宝大加赞赏。一时间，哈莫斯成了无冕之王，成了伦敦汉学家们公认的当代最杰出的汉学家。
革命即将来临的启迪，给了哈莫斯一个最好的摆脱困境的借口。他回到了衙门，开始给他所受雇的那家美国钞票公司写了封长信，哈莫斯谎称自己作为代理人，在正式和中国的财务大臣签字前的一瞬间，预感到了清王朝的毁灭，他及时果断地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