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总以为父亲和胡兰成是张爱玲一生的痛点，看完（《雷峰塔》与《易经》，你才发觉伤害她更深的，其实是母亲。“雷峰塔”一词，囚禁女性意味浓厚，也几乎有《阁楼上的疯妇》（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的隐喻。雷峰塔囚禁的两个女人，一个叫七巧，一个叫长安，母女俩同样戴了沉重的黄金枷锁，小说早已预示了真实人生。张爱玲《易经》里有一段描述当年被迫结婚的母亲隆重的花轿婚礼：“他们给她穿上了层层衣物，将她打扮得像尸体，死人的脸上覆着红巾，她头上也同样覆着红巾。婚礼的每个细节都像是活人祭，那份荣耀，那份恐怖与哭泣”，“每一场华丽的游行都敲实了一根钉，让这不可避免的一天更加铁证如山”。张爱玲描述的婚礼犹同葬礼中封椁钉棺，恐怖已极。她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终其一生，带着沉重的枷劈伤了好几个人。女儿总是复制母亲的悲剧，无止无歇，于张爱玲，还加上了对母亲的不信任，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
张爱玲带着这童年的巨创，度衡并扭曲了所有的人际关系，直到人生的终点，还在《对照记》里恋恋于母亲年轻时的美丽，这种爱恨交织的纠结，证明了她从来不曾从母亲带给她的伤害中走出来（倒不是父亲或胡兰成，《对照记》里这两男人连一张清楚的照片也没有）。张爱玲《私语》一文曾提到“能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在现实人生中，正是这些琐碎的难堪，尤其是钱，是使她看清了母亲，也一点一点毁了她对母亲的爱。
《雷峰塔》起首是母亲出国离弃了她，《易经》的结尾则是战事中拼了命回到上海，那栋母亲曾住过的公寓。“打从她小的时候，上海就给了她一切承诺”，这句话潜意识里或有对母亲的依恋，尤其是《易经》用了极大的篇幅着墨母女之间，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不曾有过的。《雷峰塔》起笔于一九五七年，正是她母亲去世前后（父亲则一九五三年就已去世），是否也说明了什么？正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小团圆》的动笔，也是张爱玲听闻（亲近胡兰成的）朱西宁欲写她的传记，才起的想头，何不自己来写胡兰成？
在《易经》里，一个首次坦露的具体情节，是母亲杨露从国
外回来探视正读香港大学生活拮据的琵琶，当时历史老师布雷斯
代（这段情节《小团圆》稍稍提及，没有细节，历史老师名为安竹斯。）好心资助了琵琶一笔八百元的学费，琵琶将这好不容易得来的
一点钱全数交给了母亲，后来竟无意间发现母亲轻易把这钱输在牌
桌上了。杨露以为女儿必然是以身体作了交换，她催促琵琶亲自
前往老师住处道谢，之后并偷偷窥看琵琶入浴的身体，想发现异状，
这事却使琵琶感到羞辱极了。
任何人读了母女间这样的对话后，都要毛骨悚然：
再开口，声音略显沙哑。“比方说有人帮了你，我觉得你心里应该要有点感觉，即使他是个陌生人。”
是陌生人的话我会很感激，琵琶心里想。陌生人跟我一点也不相干。
“我是真的感激，妈。”她带笑说，“我说过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现在说是空口说白话，可是我会把钱都还你的。”
“我知道你爸爸伤了你的心，可是你知道我不一样。从你小时候，我就跟你讲道理。”
不！琵琶想大喊，气愤于露像个点头之交，自认为极了解你。爸爸没伤过我的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
——《易经》（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页）
这是一个多时不见母亲的女儿，巴巴地转两趟公交车到浅水湾饭店的对话。何等扭曲的关系，父亲叫作“二叔”，母亲叫作“二婶”，比陌生人还紧张防备，时时记得还钱还情，永远看到母亲在整理行李。琵琶从父亲和继母的家领受到寄人篱下的羞辱，从母亲和她不断更换的男友感到另一种无靠。最后母亲告诉她当初被自己的母亲逼迫结婚，并暗示了她为何不能如此有所图报，母女间的信任决了堤。
琵琶不敢相信自己原先居然还想依靠她，在狂奔回宿舍之后，噩梦追逐，痛楚圈禁，一辈子都没有回过神来。在荣华表象下，她只像小猫小狗般地妆点着母亲应有的华美生活，还不如保母何干在厨房絮絮叨叨边弄吃的边骂乡下来的不成材儿子，让他睡在厨房地上住了个把月才赶他回去。母亲没有爱过她，母亲怪别人还来不及呢！
张爱玲在《造人》这篇散文里曾说：“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易经》里琵琶是这么说的：“我们大多等到父母的形象濒于瓦解才真正了解他们。”这难堪的华袍长满了蚤子，张爱玲第一次近距离检视自己的生命伤痕，离开了她的上海和前半生后，在自己憧憬的西方世界自我监禁了四十年，与外在环境全然无涉，连与赖雅的婚姻也不能改变这事实。她聚精会神反复改写那没人想看的童年往事，在更换旅馆的不便里，在蚤子的困扰中，在絮絮叨叨问候宋淇和邝文美的琐碎里，直到生命的终结。“许久之前她就立誓要报仇，而且说到做到，即使是为了证明她会还清欠母亲的债”。
这是一个太悲的故事。繁华落尽，往事成烟，只留下一个活口来见证它曾经的存在。由于伤重，过早封闭了心灵的出路，张爱玲的创作生命实在萎谢得太快，像她自己形容的，如同看完早场电影出来，满街大太阳，忽忽若失。她的写作不仅速度缓慢，也算得上坎坷，六年写了二十余万字，再压在箱子底四十年，和《粉泪》（Pink Tears）这部英文小说一样无人问津，也几乎要白写了。
真实人生里，另有一桩更不堪的事，发生在弟弟张子静身上。
一九九五年孤居上海晚景凄凉的张子静，骤闻姊姊去世，呆坐半天，
找出《流言》里的《童言无忌》再读“弟弟”，眼泪终于忍不住地
汩汩而下，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书里说：“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
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姊姊待我，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
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
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柢是永世不能改
变的。”（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世后，季季于上海访谈张子静，与他合作写成“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一九九六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二〇〇五年台湾印刻出版社再版。）这个事实，在《雷峰塔》里被无情地推翻了。在这部自传性很高的小说里，张爱玲笔下的弟弟不但早天，而且“眼睛很大”的他，很可能血缘和舅舅一样有问题：
“他的眼睛真大，不像中国人。”珊瑚的声音低下来，有些不安。
“榆溪倒是有这一点好，倒不疑心。”露笑道，“其实那时候有个教唱歌的意大利人——”，她不说了，举杯就唇，也没了笑容。
这是张爱玲八岁，弟弟七岁，母亲（露）与姑姑（珊瑚）刚返国时的对话。在《雷峰塔》卷尾，琵琶逃出父亲的家后未几，弟弟（沈陵）罹肺结核，在父亲和继母（荣珠）疏于照料下猝逝，才十七岁。琵琶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很迷惘，“将来她会功成名就，报复她的父亲与后母。陵从不信她说这话是真心的。现在也没办法证实了。他的死如同断然拒绝。一件事还没起头就搁起来了”。
弟弟的死，显然不是事实。真实人生里的张子静一生庸碌，念书时办了个刊物，向已成名的张爱玲邀稿被拒：“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熬过文革时期，他中学教员退休，落寞蜗居在父亲唯一留下的十四平方米屋子里，在季季访问他两年后（一九九七年）去世。或许血缘之事只是虚构的波澜，我只想着张爱玲这么早就下笔这么重了，假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部小说在美国“功成名就”，或一九九五年她去世时与其他作品一起出版了，一直仰慕着她的弟弟读了，那恐怕就是震惊，而不是眼泪汩汩而下了。因此我不相信张爱玲一九九二年致书宋淇“《小团圆》要销毁”是因为顾虑舅舅的儿女或柯灵的感受（季季，《张爱玲为什么要销毁（小团圆）？》，《中国时报》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她的作品更早就无情伤害过父亲、继母、舅舅许许多多人，以及……弟弟了。
写作是何等伤人伤己且妨害正常生活的行当，回忆，就是那劈伤人的，沉重的枷锁。如今张爱玲的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都已经烧完，故事也该完了。在炉香袅袅中，那个童女仿佛穿越时空异次元，仍然圆睁着四岁时的眼，怀疑一切，并且相信文字永远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与一切证据。
（本文作者为台湾逢甲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辑说明
一、《雷峰塔》为张爱玲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间创作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原书名为：the Fall of the Pagoda。
二、台湾皇冠文化延请译者赵丕慧翻译，于二〇—〇年九月出版《雷峰塔》中文版定本，本书则以此为底本进行修润。
三、译者采取的翻译原则为：对英语原文亦步亦趋，并参考张爱玲特有用字及语句习惯翻译，期能忠实反应英文版内容。
四、内容除明显错字予以更正外，在编辑上尽可能还原作者特殊的用字习惯、方言用法，以及人、地、物之旧时译名。
一
琵琶把门帘裹在身上，从绿绒穗子往外偷看。宾客正要进去吃饭，她父亲张罗男客，他的姨太太张罗女客。琵琶四岁母亲出国，父亲搬进了姨太太家，叫做小公馆。两年后他又带着姨太太搬了回来，带了自己的佣人，可是吃暖宅酒人手不足，还是得老妈子们帮着打点。从不听见条子进这个家的门，可是老妈子们懂得分寸，不急着巴结姨太太，免得将来女主人回来后有人搬嘴弄舌。亏得她们不用在桌边伺候。正经的女太太同席会让条子与男客人脸上挂不住。
客室一空琵琶就钻了进去，藏在餐室门边的丝绒门帘里，看着女客走过，都是美人，既黑又长的睫毛像流苏，长长的玉耳环，纤细的腰肢，喇叭袖，深海蓝或黑底子衣裳上镶着亮片长圆形珠子。香气袭人，轻声细语，良家妇女似的矜持，都像一个模子打出来的，琵琶看花了眼，分不出谁是姨太太。男客费了番工夫才让她们入席。照规矩条子是不能同席吃饭的。
男佣人王发过来把沉重的橡木拉门关上，每次扳住一扇门，倒着走。轮子吱吱喀喀叫。洗碗盘的老妈子进客室来收拾吃过的茶杯，一见琵琶躲在帘子后，倒吃了一惊。
“上楼去。”她低声道，“何干哪儿去了？上楼去，小姐。”
姓氏后加个“干”字是特为区别她不是喂奶的奶妈子。她服侍过琵琶的祖母，照顾过琵琶的父亲，现在又照顾琵琶。
洗碗盘的老妈子端着茶盏走了。客室里只剩下两个清倌人，十五六岁的年纪，合坐在一张沙发椅上，像一对可爱的双胞胎。
“这两个不让她们吃饭。”洗碗盘的老妈子低声跟另一个在过道上遇见的老妈子说，“不知道怎么，不让她们走也不给吃饭。”
她们倒不像介意挨饿的样子，琵琶心里想。是为了什么罚她们？两人笑着，漫不经心的把玩着彼此的镯子，比较两人的戒子。两人都是粉团脸，水钻淡湖色缎子，貂毛滚边紧身短袄，底下是宽脚祷。依偎的样子像是从小一齐长大，仿佛袷灯座上的两尊玉人，头上泛着光。她没见过这么可爱的人。偶而她们才低声说句话，咯咯笑几声。
火炉烧得很旺。温暖宁谧的房间飘散着香烟味。中央的枝型吊灯照着九凤团花暗粉红地毯，壁灯都亮着，比除夕还要亮。拉门后传来轻微的碗筷声笑语声，竟像哽咽。她听见她父亲说话，可能在说笑话，可是忽高忽低，总仿佛有点气烘烘的声口。之后是更多的哽咽声。
希望两个女孩能看见她。她渐渐的把门帘裹得越紧，露出头来，像穿纱丽服。她们还是不看见她。她的身量太矮。圆墩墩的脸有一半给溜海遮住，露出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家里自己缝的扣带黑棉鞋从丝绒帘子上伸出来。要是她上前去找她们俩说话，她们一定会笑，可也一定会惹大家生气。让她们先跟她讲话就不要紧了。
她渐渐放开了帘子，最后整个人都露了出来。她们还是不朝她这边看。她倒没料到她们是为了不想再惹怒她父亲的原故。她终于疑心了。两个女孩坐在沙发上那么舒服的样子，可是又不能上前去。她们像是雪堆出来的人，她看得太久，她们开始融化了，变圆变塌，可是仍一径笑着，把玩彼此的首饰。
洗碗盘的老妈子经过门口，一眼看见琵琶，不耐烦的啧了一声，皱着眉笑着拉着她便走，送上楼去。
老妈子们很少提到她母亲，只偶而会把她们自己藏着的照片拿出来给迥然不同的两个孩子看，问道：“这是谁呀？”
“是妈。”琵琶不经意的说。
“那这是谁？”
“是姑姑。”
“姑姑是谁？”
“姑姑是爸爸的妹妹。”
姑姑不像妈妈那么漂亮，自己似乎也知道，拿粉底抹脸，总是不耐烦的写个一字。琵琶记得看她洗脸，俯在黄檀木架的脸盆上，窗板关着的卧室半明半暗，露出领子的脖颈雪白。
“妈妈姑姑到哪去啦？”老妈子们问道。
“到外国去了。”
老妈子们从不说什么原故，这些大人越是故作神秘，琵琶和弟弟越是不屑问。他们听见跟别人解释珊瑚小姐出洋念书去了，没结婚的女孩子家只身出门在外不成体统，所以让嫂嫂陪着。老妈子们每逢沈家人或是沈家的老妈子问起，总说得冠冕堂皇。珊瑚小姐一心一意要留洋，她嫂嫂为了成全她所以陪着去。姑嫂两个人这么要好的倒是罕见，就跟亲姐妹一样，没几家比得上。小两口子吵归吵，不过谁家夫妻不吵架来着。听的人也只好点头。别家的太太吵架就回娘家，可没动辄出洋。他们也听过新派的女人离家上学堂，但是认识的人里头可没有。再有上的学堂也近便些。
“洋娃娃是谁送的？”丫头葵花问道。
“妈妈姑姑。”琵琶道。
“对了。记不记得妈妈姑姑呀？”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