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在美术馆看见过，什么流派花样的都有。但他一个“极简分子”，何以喜欢如我似的“写实分子”？我有点纳闷，问他，他也纳闷，反问道：为什么不？你有你的话要说，我接着了你的意思，此外还要别的理由吗。
展览期间我的三套东西没卖掉，他耸耸肩，就拉我到隔壁去喝咖啡。不久倒是卖掉两套，他在电话里得意地说：“你瞧，我做对了！”真的，他就是喜欢“把画挂起来”（甚至请一位东岸的晚期抽象画名家直接在墙面上画），然后煞有介事在展厅里走来走去。他也怯生生地嘟囔着谈生意经，但就像此地绝大多数画廊同行，他做起来既认真，又负责。客人到齐了，兴奋得脸色通红。
正派的画商会给艺术家引见客户。弗莱德不单乐于此道，还引我见了西岸好几位画家。同行们挤在屋子里，都像老相识，你是哪国人，画哪一路，没人在乎，那不是交流的障碍，也不是来往的借口，但对艺术家的名气却有可爱的反应。那次弗莱德把郑胜天先生也请来我的画展，当地女画家凯瑟琳开车带我们出去，车中闲谈，郑先生说到会见劳申伯格的往事，凯瑟琳大叫：“什么？你见过他！那我得碰一碰你！”同时就腾出正在开车的右手，做成一缩一伸战战兢兢的动作，在邻座的郑先生的袖子口点了那么一点。
凯瑟琳是个严肃的画家，专画诡谲的人物和场面。后来当她得知弗莱德在纽约介绍我认识了坦希，羡慕地说：“我也要搬去纽约！”
坦希算是当代名家。弗莱德初见我就张罗要让我们会一会，但并不是因为“名气”：在我，一时不知“坦希”是谁，在弗莱德，是他认为我与马克想法相通，应该聊聊。直到他来纽约同坦希约定，临去前递给我两份刊有坦希作品专辑的艺术杂志，这才明白对方是谁：多年前我就在大都会美术馆和现代美术馆见过他的画。我常不记得看署名的。
5。 艺术家肖像——坦希（2）
艺术家交往——干脆就叫同行吧——最痛快两件事，一是“呼朋引类”：甲乙成了朋友，甲认为乙和丙更应该结交，于是玉成。再就是所谓“一见如故”：那夜在下西城一家酒馆落座，坦希接过弗莱德递给他的我的画照，看过，就简单地说：你看哪天方便？我们得约个日子细谈。
再下个礼拜，我记得那天天气严寒，坦希搭乘地铁远来我家，坐下来，也是那么沉吟片刻，然后聊到半夜。
马克·坦希生长在圣荷塞。他父亲在当地艺术学院教了一辈子美术史，和弗莱德是老同事。他的叔叔是战前有名的插图画家，在马克出生前自杀了。日后侄子保存着叔叔的许多原稿。马克成名后，凡是负面的评论都说他的画太像插图，我私下想，叔侄间会有这么一层神秘的关系么？
同奥尔一样，马克也有三个孩子：奥尔的老三是闺女，马克的老三是小子。“那是一次意外，天哪，其实两个就够了，真难为情。”马克摇着头说。他的妻子简恩也来自欧洲，爱尔兰乡村女子，衣着讲究而得体，半点不像农民，但比中国的农民还要老实纯朴，每在马克的展览酒会上跟我要支烟抽，为的是躲到一边独自安静。西方电影尽是婚变情变，以我交往的寡陋，却每每遇到伉俪情深的美国夫妻。
马克总让我想起中国叫做“模范青年”的那么一类人物，他相貌端正、态度谦和——在我的记忆中，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倒还颇有那份相似的类型。怎样的类型呢，就是一派自信而无欺，不曾被侮辱过的神情，待人接物不知何为虚与敷衍。用老话说，马克是个十足的书生。他永远沉思着谈论问题，偶一笑，即刻收敛，又复沉思。他很少一味谈论自己，不抢人话头，表达意见坦率而审慎。议论稍久，他会忽然停住：“哦，我想我说得太多了，你怎样认为？”
他有时简直害羞。当他将某件刚完成的画翻过来给我看时，面颊就微微地红起来。
但这迂阔的性情同马克戏谑的画旨作对比，乍看之下两不相谐：一头牛被牵到油画面前；一位电视主持人用话筒伸向埃及狮身人面石像作采访；好多架上画家在对着原子弹的蘑菇云写生；又有两个文人在字词组成的悬崖绝壁边缘扭打。1985年我在惠特尼双年展前厅看到这幅画，不晓得其中之一就是法国人德里达。什么意思呢？全看明白了，全不懂。然而一定有所指，有用意，而且分明是利用了我们的无知和有知，或者说，我们的有知在这些画前一时变为无知：观众被耍了，同时又似乎被邀请聪明起来——作者想必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脸上带着一抹杜尚式的微笑：很有所谓，很无所谓，结果呢，结果是那么正派的一个马克·坦希坐在酒吧台子边上很老实地等着我们。
说到杜尚，那夜酒馆所在的下西城六大道十三、四街一带，就是布勒东、曼·雷、恩斯特、马松、杜尚，还有列维施特劳斯一伙人二战期间流亡来美长年居住、聚会的地方。
我们最初的来往被马克弄得太郑重了一点。他甚至来过两三次信笺，为约会，或为约会的改期。在同一城市，在当代，他不打电话而写信寄信，实在是古风久违。但和马克的面见谈话，可把我苦得连中文也糊涂起来。诸如结构、解构、隐喻、修辞等等一大堆辞令，都是他耐心地从我带去的小字典上翻寻指示给我的。可是当这些词混在他连串的句子里，我又迷惑了。他呢，奇怪的是他从来就只当我是懂得的，不虞深浅往下说。假如正在讲我的画，我说，我没听懂，他就认真地说，不，你已经画出来了，我懂。
每次同马克长谈都让我觉得疲惫而滑稽：如果是三岔口，也还有趣，可我们只是两人相对。“要是我会中文就好了。”他常这样回答我的歉意。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彼此是“懂得”的——原来马克也需要同志、知己，需要有人倾听，并谈论绘画和所谓观念艺术之间那么一些似有似无的可能性：那是他不放弃画布，又沉溺在观念中的两栖性格和双重挑战。他一再强调他的成功只是80年代后现代绘画中极个别的例外，重要美术馆的承认和收藏，他仅归因于运气。他用自嘲的语气说“运气”两个字，但他以显著的愤怒讲到“前卫艺术”，这时他的眼睛会往下看着某个角落，仿佛前卫艺术就蹲伏在那儿：“我讨厌。我讨厌他们的态度：‘你们都错了，我们才是正确的，我们永远比你们正确’。”一边说着，他就用皮鞋作出盛气凌人式的那么一踢，好像前卫艺术家真踢过谁似的。
5。 艺术家肖像——坦希（3）
他又常用鄙夷的语气提到“主流”。我说，你自己就在主流的名单上，他立刻答道，不，不，我宁可不是。
他会耸肩笑着告诉我某篇嘲骂他的文章。最近一例，是登在《村声》（纽约一份文艺人的大报）艺术版某位老权威写的文章。马克像通报喜事似的打来电话：“你看，我告诉过你，他们从来不喜欢我。”
“他们从来不喜欢我。”这是马克常说的一句话。
“他们”是谁？
马克总是站在非主流的立场，主流，仿佛是他熟悉的冤家。对非西方的艺术，他怀抱尊重，有一回他怯生生向我询问中国宋代山水画的空间问题，好像我一定比他更懂似的。我只能告诉他，宋代的中文还没有“空间”这个词。他曾拉我去参加苏联艺术家的聚会，像大学旁听生那样专心倾听。那年惠特尼美术馆双年展被《纽约时报》出以恶评，马克看过参展晚辈的大量装置作品后说，是的，太多噪音，可是《纽约时报》的老爷们最好停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昔日光荣之中，稳操文化权力。孩子们是该玩自己的游戏：活力，最要紧的是活力！
1994年初，我带几位北京来的青年同行去看他。忽然他决定把我们的画挂到他家里（为此他特意清出一大间空房）。他买了好酒和食品，叫来好几十号人，包括他自己画廊的老板（长得像个出色的性格演员），他的长期的评论者（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那天积雪盈尺，马克从早到晚坐立不安，比他自己的画展还兴奋。“你的朋友会在乎在我家里挂他们的画吗？”他两次担心地问我。我常觉得西方人是太认真了：马克甚至花钱雇了他的朋友来负责挂画，一位专职的，为劳申伯格和沃霍尔之流设计展览墙面的大高个子，80年代曾随劳申伯格到过北京和拉萨。
他并非刻意帮我们，他只是要这么做。几天后我去取画，他叼着雪茄同我坐在厨房里抽烟，好像有点伤感的意思。像弗莱德一样，他说，画总得挂出来。“主流！”他又露出鄙夷的神色，“主流的意思就是哪些东西可以展览，哪些却不允许。”我笑。他不看着我，继续说：“好玩吗？不，这就是所谓‘政治上正确’，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游戏，一点都不好玩。”
我觉得不好玩的倒是他居然小心地提出帮我找找画廊：不知是倔呢还是懒，也许既懒又倔，大约八年期间我没有寻找画廊，只管自己画。马克看出来了，几次话头转到这层意思，缓缓地说：“我明白你，然而东西总得拿出去，让他们看看，想一想。”（又是“他们”！）要说画廊的路数，他自然比我熟悉得多，可是朋友如马克，我只愿与他一味清谈，不涉俗务。好哥们儿也有彼此不自在的时候，我嘴上应着，竟是总没给他回电话，
这样的竟有小半年，到底是马克来电话了。笨拙的自嘲的口吻：对不起，好吗？我总是不太同人联络，真糟糕。
是我糟糕，该我说对不起，但我没说。约他过来坐，他来了，却忘记带上我画室的新门号和电话号码，徒然在大楼里转，最后只得回家给我挂电话，又一再地说对不起，隔天他过来，照例提几罐啤酒，洋人灌啤酒好比饮水一样。
久已耳闻西方不断出现质疑西方文化中心、文化霸权的声音。在美国，我也目睹西方人组办的非西方、非白人的艺术活动越来越多，越来越煞有介事。但我对这类热闹却每每不知作何感触：不闹也罢，闹了，反而看见那个“中心”，闻到那股子“霸权”的味道。大概那就是马克的所谓“政治游戏”吧。不过以我的日常的感受，此间艺术家的往来，心态比我们是要开阔无碍，亦且自然得多，真无所谓种族、国籍的概念——让·雷诺阿，法国大导演，那位印象派老雷诺阿的儿子，曾在自传最后一节“别了，民族国家的观念”里，自称是一位无国籍的“电影公民”。他说：一位法国农民与一位法国金融家“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两个法国人之间“没什么可谈”，假如同一位中国农民相会，则会有“很多话相互诉说”。真有两位法国与中国的农民“把酒话桑麻”的景象么？雷诺阿讲的其实是他移居好莱坞之后同美国导演其乐融融的情形，这与我和马克的相往来，彼此听懂三五分，却十分了解契合的样子倒是相仿佛的。
5。 艺术家肖像——坦希（4）
譬如马克、奥尔径自与我交往，就从不在意我是个中国人，无非认作一介同行，彼此干着同样的勾当，简直像是昔时上海弄堂里的小儿，只要见得谁手里攥着弹弓或蟋蟀之类，即率尔趋前玩作一堆。他俩从不向我问及中国的事情，一如身为美国人，他们也殊少谈及美国：那是与艺术无关的话题——似乎也无关乎友谊。
可是我每瞧着马克的蓝眼睛，还有从衬衣领子口蹿出来的淡淡的胸毛，从未忘记他是番邦的夷人，我是此地的异族——我毕竟不能超脱于种族的狭隘心理和自我设限。语言不同多少也是障碍吧，可是在同胞同行中每当言不及义不知所云的场合，我已学会顾左右而言他。
说来好玩，马克在我的画室里见过几回奥尔。奥尔几乎不理他，握手、招呼后，兀自回座继续画。奥尔自尊，马克尊敬奥尔的自尊。同行间不交一言倒也另是一番天趣，夹在当中，我却是多少有点尴尬，可两位白人艺术家瞧着都比我坦然。
1995年秋风吹起，我失去了画室，又正要到台湾去办展览。二十几幅大画再度运回纽约时，我的居家寓所是搁不下的。送交的地址在哪里，接收人又是谁，一时都成了问题。清谈的朋友也有帮忙托付的事情，马克一口承应。他的画室是大的。几个月后，货柜车开到他的画室楼门前。上下卸画进出电梯，他比我还当心，躬身弯腰好不认真。归置停当，马克很得意的样子，取出上好的乳酪和威士忌。事前，单据签收他早已一应办齐，高额费用也预先垫交了。
来年我的新画室小得多了，我去取回大画时，马克又是一丝不苟动手帮我忙完全程。货柜车启动前，他半是认真半开玩笑地说：都取走了么？它们放在这儿时，我还真想也来画有色彩的画呢。
他早在说要有大的改变。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单色的，画了近二十年。
我也面临改变，画布尺寸先就得小下去，不再是大型的并置双联或三联画，而是一些写生书本的静物画。他过来看，将脑袋那样的弯到旁边，喃喃地说：“我不太确定，不太确定，但我自己也正在麻烦中呢。”他好久不能画出新的作品，去了，只是聊。他的画室永远严严实实拉紧窗帘。1997年，他辗转由另一位画家介绍我去拜访老一辈名家——那位专画政治暴力的利昂·戈卢布先生。驼背的利昂也是那么沉吟半晌，要再“好好谈谈”，我喜欢他的坦率：NO！这个不好，我不喜欢。可是这几幅，你相信我吗？我真喜欢。
事后我向马克转告利昂的意思。几天后他来电话，沉默了一阵，马克说道：“听着，丹（这是美国人对我名字的简称）！我在想戈卢布的意见，他是对的。我希望你还是画并置的联作。最近的那些静物很美，但是我不希望你又回到传统去，我们不能替代你在这儿的经验，有些事只有你才能做！你知道吗？”
我并未将“回到传统”的静物给利昂看。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才是我能做的：国中同行劝我还像过去那样画，马克劝我不要回到传统去。我想要栖身的是不是就在二者之间的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