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佤邦原来一个村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鲍有祥说为了方便供电，教学，他要将村子并拢，“起码一百家以上，最少不能少于五十，这样我们好供电，好找老师。二十户一个村，派老师麻烦，供电也是麻烦，开会也是麻烦。我就下了这个命令，最好是两百户以上，但实在没办法了，五十户不能少，五十户一户一个小娃也可以搞一个班了。一是好教育，二是好供电，三是好供水，我的思路就是这个，让他们开始集中。我们以前就像猴子一样，隔老远一家人，你都找不到他们谈话，走在路上一淌汗，心情都没有了。城市里的人，天天都在脑海里接受的比较新的东西，这里的人住得远，一两天见不着一回，也不跟别人讲一回话，怎么会不落后？这个不行，一定要改变。”
禁止种植罂粟，当地的老百姓就失去了主要的生活来源，“那我们将来靠什么活呢？”李自如主张在禁绝罂粟后，积极发展替代罂粟种植的产业，可以把橡胶作为主要替代作物来解决佤邦人的经济问题，“海南产橡胶，广州产橡胶，海南的橡胶平均每亩的收入大概是八十公斤左右，变成干胶以后广州这一带的大概是一百二十公斤左右。”当他开始算账的时候，就是活脱脱一个精打细算的老农。
但是他一次次出行时身边越来越多的卫兵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一个将永远生活在战场上的人。他的生活并不太平，“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军人。如果我是老百姓那就自由了。是军人就有敌人，俗话说杀人多的人才能当将军。我们在战场上，如果打仗胜利了，那肯定杀人多。杀人多的才是胜利者，战争本身就是杀人。过去坤沙还没有被打垮的时候，坤沙家就经常派人来想做，他们要我们鲍总和我的头，一个头一千万。后来我又倒着给他们说回去，哪个拿到坤沙的头，我给他五万缅币。我说我们鲍总的头和我的头，还很值钱，一个值一千万么，我说坤沙的头就值五万缅币。五万缅币现在就是五分钱不到，一发子弹钱不够。”
佤邦的军营很多，令人吃惊的是，军营里有众多小孩，是从小入伍的雇佣军。他们每个月的薪水是10到20公斤大米，终身服役，将来即使离开军队也只能算休假，战争时要随时准备归队。虽然不怕打仗，但李自如并不希望下一辈的小兵们还要在打仗中过活。“打仗并不是好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好。打仗实际上就是一种灾难。特别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更大。”
传说中的佤邦神秘而且封闭，而鲍有祥也曾经多年抱着不愿解释的心态对待媒体，无形之中这就给别人造成了一种神秘的感觉，甚至是不易亲近。“我们有时候，师长团长他们吃饭都不敢和我们一起吃。所以有时候我都生气，我们当官的没有福气。吃饭都不跟我们吃。打牌都不跟我们打在一起，都怕你。这种老是过着被人怕的日子也挺难受的。”
第二部分佤邦双雄（4）
昆马被中国的群山所环抱，这里是鲍有祥打游击时的根据地。2002年美国人用卫星遥感技术，发现佤邦的罂粟种植成倍增长后，曾通过盟邦泰国透出消息，不排除对佤联军进行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当时有人分析，如果打起来，昆马就是鲍有祥最后的退路。因为这里是他的老家，还有他的母亲住在这里。人们都说他是个孝子，可他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世上最亲的人就是父母。现在爸爸已经不在世了，我就觉得我关心妈妈还不够。”鲍有祥的母亲由他妻子照顾了四十年，到现在婆媳关系仍然非常好，鲍有祥总说“母亲她更爱我太太，她不爱我。”
美国政府称他为“继本拉登、萨达姆之后第三个需要军事打击的恐怖组织首领”，首级价值300万美元，对此鲍有祥不置可否，“我们连炮仗都搞不清，还把我们叫做什么恐怖份子？我认为美国说这个，是为了要称霸世界，以这个借口那个借口说人家，他们要来打佤邦，凭什么呢？我们有的那些枪和子弹还是缅甸共产党留下来的，还是中国共产党给缅甸共产党的，如果不是这些枪，我们也就没有枪了，我们没有搞什么爆炸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制造那些爆炸物品，更谈不上什么炸弹炮弹了，完全是胡说了。”
“如果他们真的来打，那我们还是有办法对付他的。我认为他不会用打伊拉克的办法来打佤邦。他的坦克又爬不了山，又爬不了崖子。那个时候我鲍有祥不用打，我的老百姓一人一支枪，来一个撂倒一个，来两个撂到两个，我的老百姓完全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地方。我鲍有祥，老百姓这些人是打过仗，生存过来的人，三十多年的战争已经教育了佤邦人民，我们不怕催泪弹。但是他们凭什么来打？他们应该想好一下，那么贫穷的地方，那么落后的地方，浪费他们的炮弹，他们会后悔的。打伊拉克他是想控制石油，对佤邦，除非他想来种佤邦的大烟，那他来打吧。”
不仅是传说中来自美国的打击，来自政府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威胁也一直存在，有专家分析，战争的阴影是佤邦禁毒的主要障碍。禁毒之后，佤联军将没有足够的军费保持缅甸最强大地方武装的地位。刚刚结束的佤邦政治局会议有了若干的决定，鲍有祥的弟弟鲍有华因为吸毒，并牵涉进制造化学毒品的案子，被撤销了中央警卫团团长的职务。这次会议还决定佤联军将裁军20％，部队的建设重点也转移到农业生产，这些事件可以看作是佤邦为明年禁种所作的准备和决心。
“毒品是世界的敌人，更是佤邦人民的敌人，我决心把金三角改造成无毒的地区。佤邦的人民种植罂粟100多年，越种越穷。如果不清理，一代传一代，民族会灭亡。若是国际支持我，我要这样做；若是国际不支持我，我还是要这样做！”鲍有祥这样表示。
今年秋天，佤邦的烟农将要播种最后一季罂粟，这种美丽而邪恶的花朵，真会从这片土地上永远消失吗？一家著名的媒体曾这样描述：看上去鲍有祥像是那个能带领佤邦禁毒的人。如果我们暂且忘记战争的威胁，百姓的贫困，特权带来的腐败，或者我们可以乐观地期待，佤邦真的已经开始摆脱命运的两重诅咒。那么鲍有祥、李自如这两位乱世英雄，在金三角历史上的角色将和坤沙不同，而佤邦的百姓也会因此拥有比“活着”再多一点的尊严和希望。
第二部分华盛顿的科学怪人们（1）
在美国的东部，从首都华盛顿到邻近的海港城市巴尔的摩一带被人们称为“生物技术谷”，与西部加州的“硅谷”遥遥相对，是美国医学和生物高科技的摇篮。最近几十年来人类生物科学和医学的许多突破性进展就是从坐落在这一带的许多研究机构中发端的。其中执牛耳者，就是庞大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即NIH），它是全美乃至全球最大的医学研究和资助机构。
国立卫生研究院创建于1887年，隶属于联邦政府卫生部，总部设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拥有75座建筑物，占地120多公顷，总资产超过230亿美元。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设27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目前一年的预算高达27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许多国家全年科学研究经费的总和。在这个研究院里工作或接受过其资助的人，有许多是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和医生，他们中间有106位曾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5位获奖者的成果是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里取得的。在这里从事科研工作的人群中，有近千名来自中国的雇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样的呢？我们只能通过几个曾经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过，或者同这里有密切业务关系的华人知识分子，来窥探一下他们这些“科学怪人”的境况。
吴云涛博士的老家在河南省，他来美国后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和努力进入了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当博士后，跟随美国科学院院士纳什博士做有关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病毒学研究。他读博士的时候做的是昆虫病毒，同人的健康没有关系。在国立卫生研究院，他要天天同那个可怕的HIV病毒打交道，就是这种病毒能使人的免疫系统被彻底破坏。吴云涛说，对HIV病毒的追踪、监控和根除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研究项目。他把这种病毒比喻成一群看不见的狼。“真实的病毒的样子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我们有仪器和各种手段，知道它的存在。这个病毒像一群狼，它进入人体的时候，人体也知道。艾滋病刚刚侵入人体时，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很快把很多病毒都基本上杀掉了，但是就是有一小部分隐藏了下来，它的潜伏期很长。大家都在想各种办法怎么把这群狼杀死。现在我做的研究就是要找到一种系统，我做的病毒，看起来很像HIV，它就相当于‘披着狼皮的羊'。我要让它混在狼群里，然后让它告诉我这些狼在什么地方，这样我就可以很有效地把狼杀死。”
吴云涛对所在实验室主任纳什博士的敬业精神非常钦佩，他说，纳什博士已经60多岁，马上就退休了。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科学。第一次听他做学术报告，我就看到了他特别的亮点。他在试着做比别人更难的东西，工作刻苦而且有效。他那种地位的人有很多荣誉，完全可以待在家里休息，但是他把很多精力花在实验室里，默默无闻地在那里做一些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非常前沿的课题。这种对科学的孜孜探求精神，也许就是吴云涛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最大收获和支撑他的力量。其实，当科学家们在自己的领域取得成功时，这种成功与世界上其他的成功没有什么两样，都取决于三个因素：天才、努力和运气。对于运气这个东西谁也无能为力，天才也是一种先天的素质，但努力就有很多的差异，有的人仅仅是一般地努力，有的人则是非常努力。纳什博士每天下班后都会和夫人一起吃晚饭，然后回到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几十年如一日。他的研究如果有一天出现了突破，将会是对医学的重大贡献，但也许终其一生，他都不会看到这一天。这就是任何科学研究都有的艰苦、甚至是残酷的一面。
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吴云涛参与发起了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免疫学学者俱乐部”，每个星期用两次下班后的时间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他的好朋友梅基铭博士是每次聚会的“比萨饼赞助人”。梅基铭以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后，几年前卖出了一个基因科技成果的专利，成立了自己的生物技术公司。他本来已经联系国内单位的工作，希望能回国当教授，搞一个开发疫苗的实验室。但风险基金的投资人希望他留在美国发展，因为美国这方面的基础条件比较好，所以只能放弃回国了。他说，这叫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在梅基铭的生物技术公司工作的李明林博士，对于在美国搞科研似乎有着自己非常坦率和实际的见解。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了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区别：“我想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科学工作者。成功的科学家得有一种性格，就是说我的一生可以放弃金钱、家庭，只要我能从事科学就行。而科学工作者呢，这里的工作就是一个饭碗，是我谋生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上大学的时候都有美好的愿望，想当科学家，想得诺贝尔奖，最起码想当一个中国最有名的生物学家。后来，随着发展，大家认识到科学领域其实是非常艰苦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带头人，都能当最著名的科学家，大部分人还是做绿叶的。这时，心情就慢慢地比较实际了，我想这也是正常的吧！”
第二部分华盛顿的科学怪人们（2）
这些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就是在心态变得比较实际后才走上经商之路的。他们最早基本上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对社会了解不多，后来由于工作关系才逐步去学会如何适应飞快变化的社会。比如，代表美国公司回到中国谈公司业务，免不了要喝酒。最开始他们不懂劝酒辞，不明白什么叫“我喝干，你随意”，闹出不少笑话。不过，现在他们也成熟起来了，认识到，搞科研是一条路，从商也是一条路，搞好了对社会都有贡献，都是有意义的劳动。
说到从商，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硕士卖保险，博士卖房子”。王仲会就是这样一个很会卖房子的博士。他在当地中文报纸上刊登的广告，把自己的博士学位和对癌症研究的体会作为卖点，吸引了不少客户。现在他的客户里60％是华人，40％是美国人，不过他认为还是跟美国人的生意比较好做。一般来说，如果每谈1520个客户，能有一个成交就算很不错了。王仲会坦言，最初入这一行的动机就是提高收入。从前，他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癌症基因治疗方面的研究，同那些学计算机的硕士比起来，他虽然是生物科学的博士，发表的论文也不少，但工资相差了一半还多。那时他的月薪才2500多美元，如果再扣掉所得税，实际上拿到手的收入还不到1800美元，勉强够生活用。不平衡和不服气的心理最终令王仲会在2001年从国立卫生研究院辞职，转而开始房地产经纪人的生涯。也许是由于知识积累多，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他很快成为业绩超群的金牌经纪人，生活条件也随之彻底改善了。
王仲会说，以前做研究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还算是一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