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妈妈，她那时34岁，那时候她还没生我。她生我的时候38岁。那是我爸爸，那也是我爸爸，他有一半日本血统，他（爸爸）的爸爸兴许来自中东。我爸爸不知怎么有骑马的天分，他那个时候已经50多了，但就在几年前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他还在骑马。在中国，在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他是个非常有名的骑师。维克多·万德·尼达，骑马的，在上海很有名的……”
Veronica说，她身上像父母的地方太多了，比如她喜欢漫无目的开车，喜欢边走边唱，喜欢学新的语言。独自住在父母留下来的房子里，Veronica感觉他们还在身边，这让她感到很快乐。空闲的时候，她时常翻看十年前和黄土地其他创始成员共同演出的录相，回忆旧时的趣味时光。那天，她给我们播放了以前他们共同演出的一部话剧《神笔马良》，一边看，一边在一旁兴高采烈地讲解：
“看，这是演员表。David演马良，Tom吴演神笔，Kumiko演小燕，阿广演飞马，我是金鹰，那个坏人……这是阿广扮演的仆人，很好玩！她是广东的那个阴险地主婆，哈！……我们尽量了，我们打的不是太好，但看起来很好玩，多么可爱的创意啊！……天哪，我们那时候看起来年轻多了。……哦，这套动作我们做了一百多次了，我们每次都盼着演出开场，每次都很喜欢。……哈哈，阿广，好棒的服装……”
第三部分伦敦的黄土地（5）
Veronica常常提到的阿广，全名叫陆开广，马来西亚籍华人。和David，Veronica一样，他也是黄土地剧团的创始演员之一。阿广16岁时来到英国读书，并按照父母的意愿攻读会计学。28岁那年，他决定改行，开始追寻自己钟爱的表演事业。如今48岁的阿广已经从一个理科生变成一名专业的话剧导演。阿广自认为，这20年里他对艺术细腻而快速的领会力也许和他独特的性取向有关。
“我自记事起就知道我是同性恋，我一直喜欢同性。十二、三岁的时候，当我有性萌动时，总是因为男人而起。当然你不会和家人谈你的性取向，亚洲人不谈性或者诸如此类的话题。不知算不算幸运，我16岁就来英国了。从此，一切都靠我自己，没有人盘问我，我只需要跟随自己的感觉。”
阿广非常喜爱亚洲的民间舞蹈。这种来自巴厘岛的原始表演形式，是他近来的灵感来源。他富有感悟地说：
“这是一种亚洲的……一种本能的东西。尤其是转圈动作，在佛教里讲究轮回，在京剧里也有转圈的台步，我们转圈时就表示走了一段路，但实际上你又回到同一个地方，虽然你经历了一生的旅程，我想这就是人生，始终在寻找什么。对，你活着，到最后你一辈子经历了这么多，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
我想，亚洲就是我心的所在……”
“我在家乡时说广东话，因为我来自广东人家庭。但我从没到中文学校学过中文，所以中文的读和写我都不会。中国人来到东南亚，来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他们也带来了中国的文化，所有的风俗和传统，当然有美妙的春节，还有那些寺庙，那些颜色，还有中国戏曲。”
“我妈妈曾带我去庙里拜佛，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一代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两边都居住了很长的时间，强烈的受到这个和那个文化的影响。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深入到这里，进入到我皮肤、血液、骨骼、头脑，或者说我很幸运，因为我一个人过，我有自己的生活，没人跟我争论，也不用为我的生活方式辩护说我这样生活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在英国而我的家人在马来西亚，他们没法说：‘你不该做这个，这个不好，中国人不应该这么过’。我不会有这些情况，这很好。但当我回家的时候，他们会问我‘过得怎么样？都做些什么？’我说，我从事艺术工作。他们会说，‘你不做会计去搞艺术，你都没钱赚，你都48岁了却还没赚到钱。我那个48岁的儿子都有三辆公爵车了，五个孩子都上大学，还有一个是医生’等等。所以，我在内心时常感到一种伤心，他们无法理解我所做事情的价值……
第三部分伦敦的黄土地（6）
2004年6月14号是“台风”话剧节的最后一天，当晚将演出由阿广导演的新加坡剧本。这场演出虽然是黄土地剧团的压轴戏，但阿广的准备时间仍然只有一个白天。对于阿广来说，表演就如同是在玩游戏，是件非常开心，非常放松的事情，只有在表演的时候，他才感到自己最富活力和创造力。
“快回来，星儿会饿坏的。想想星儿，我们唯一的爱。……星儿，星儿，各位听着，我家有条狗叫星儿，星儿是我的主子……”
最后一次排练开始了，看着台上演员们的纵情表演，我们对晚上的正式演出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在20年以前，英国话剧界是清一色的白种人，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接近四分之一的人已经不是白人，而是各种各样的其他人种。这一切因何而改变？也许，正是因为像黄土地这样的剧团的存在，有了许许多多David 、Veronica和阿广这样的华人艺术家们的努力，才有了今天这让所有中国人都为之骄傲的成绩。采访中，他们说的话也道出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生活的华人艺术家们的心声：
“我是中国人，我们没忘记我们的历史。”
“一辈子经历了这么多，你的家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我想，亚洲就是我心的所在……”
“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一点，这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实现英国的多民族融合，实现世界的多元文化并存……”
第三部分飞向安东尼奥尼（1）
“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银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波在荡漾。快来我小船上；我的小船儿……”。从这首著名的意大利民歌《桑塔露齐亚》，到好莱坞经典名片《罗马假日》，意大利永远是人们心中的浪漫之国！
古罗马斗兽场已经矗立了1300多年，在这里曾经建立过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帝国，也创造过最为辉煌的西方文明。不可否认，意大利是艺术的沃土，是文明的殿堂。直到今天，意大利这个历史悠久，有着深刻文化积淀的国度，也是各种艺术文化的重要汇集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现在在意大利，据说有十多万中国人，他们基本上都是从事商业活动，而在文化领域的中国人则很少听人提起。
许多中国人来到这个艺术之国的初衷都是为了寻梦，追寻那个成为艺术家的梦。但国外艰难的生存状态使大多数这样寻梦的中国人变得更加务实，坚持在文化领域继续探寻的人并不多。李向阳就是这样一个在意大利将‘寻梦’进行到底的中国人！据说他是现在在意大利唯一从事影视工作的中国人。
李向阳目前是副导演，用他的话说，“做副导演，就是要组织整个拍摄过程。导演有什么要求都由我具体来实施。”他同时还是一个演员，意大利国家电视三台正在拍摄一个节目，内容是不同华人群体的生活状况，反映几代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李向阳是第一主角，他在剧中一直在为找房子而奔波。
而在现实生活中，李向阳也时常为自己的住宿问题而奔波。“这套房子也是一个中国人租下来的，共有四间，布局不错。我就租了其中一间。每月给他310欧元，水电费就全包了。所以我就不用自己每个月专门操心去交水电费，很省事。如果我不租了，提前一个月通知他，把多交的那一个月的押金给拿回来。这省去了我很多管理的精力。我就可以把全部精力都投到电影上。否则就真没办法和别人竞争了。我经常搬家。搬进这里是去年的时候，我现在住了差不多有一年了。如果意大利房主人跟中国房主人说要把房子卖了，那我就不得不退掉，所以我也不买什么大的家具，说走马上就能走。”
住处附近的洗衣店是李向阳常去的地方，因为这个已经47岁的男人至今仍然是独身一人，生活上的事情他都必须自己打理。李向阳说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一个学建筑的19岁的女孩子。他们是1985年他到意大利中部东海岸山里的一个镇去办画展的时候认识的。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后来她到罗马和他一起生活。但碰巧那个时候也是李向阳的老师说他画得正好的时候。老师要求他抓紧时间打进画廊。精神压力巨大的李向阳常常为此忽略了女友。她后来很不高兴就离开了。之后他又有过几个女友，但都因为他过于忙于事业而最后分开。
“我是不会结婚的，这是肯定的，我可以说是跟电影结婚了。我的女朋友只是我的情人，她不可能是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电影。每一个完全献身电影的，真正投入艺术的，就是高层次的搞电影艺术的人，只能是这样的。他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我再说一遍就是，你选择了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你已经无法选择了。”
李向阳的这间小房子只有大约15平方米，但是这并不能限制李向阳思考的范围。在这间屋子，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研究安东尼奥尼的作品，电影《红色沙漠》他已经不知看过了多少遍，
“我经常研究这部电影。这部电影表现人存在的一种危机，不断的这种危机。你像我们现在在意大利也是一连串的危机，但是对于做艺术而言，这是一个健康的现象。我们在危机中必须能够成长，能够经受危机，能够经受这些痛苦，能够忍受这些东西，能够转败为胜。他这个电影也是一样的。我非常喜欢安东尼奥尼对电影语言的运用，跟他对人的内心生活的描写。他对人的心理的这个活动真是推到了极致，他对画面造型价值，那是极端注重的一位大师，一位伟大的色彩家，而且他的作品非常优美，非常富有节奏。你走进他的电影好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就是说我想创造一个我想走进去的世界。”
第三部分飞向安东尼奥尼（2）
李向阳1981年被北京电影学院派到意大利留学，后来就留在这里。对于许多在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李向阳在意大利的二十多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就等于他的梦想，他对电影，还有对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梦想。二十三年来，他的梦想始终没有改变过，“我想做我们时代的安东尼奥尼，在文化史上写下一笔，不过，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李向阳当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些同学，如今说起来是一长串的名人名单：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霍建起，吕越，而李向阳去到意大利却是另外一种命运。1981年，中国教育部和文化部联合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北京电影学院有6个名额，当时24岁的李向阳全力以赴地参加了考试，终于获得了去意大利留学的名额，家人和朋友都为他感到无比高兴，李向阳自己也欣喜若狂。出发之前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要在意大利实现他全部的梦想。
李向阳刚到意大利时，经常会到圣母玛丽亚白雪教堂。那时候他已经在罗马电影实验中心开始学习，他心目中的偶像安东尼奥尼也曾经在这所学校学习过。“期望呢，就是说野心很大，我也希望能够像安东尼奥尼他们这些人，能够有他那样的如此有人文主义厚度的，有国际的层次的这样一种电影，就是说在文化史上写下一笔。”
“我后来到安东尼奥尼家里去了。我那天起了个大早，换了一身我从中国带来的，那种周恩来那时候穿的浅浅的西装裤。我的德国同学说，哟，你今天穿得像要去教堂，过节一样的啊。我说今天我要去找安东尼奥尼。他问哪个安东尼奥尼？我说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嘛。他震惊得简直是要瘫到地上了。我就赶紧出发了。安东尼奥尼住在法国路，我大约的是一点钟到，结果找半天找不到，很可惜我一点半才到。到了以后我就跟他谈，我就说您关于中国的那部电影充满了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说当然。后来就问他怎么学电影的，他就告诉我了。这时候两点钟，门口门铃响了，进来了一个意大利“全景”杂志的记者。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下次吧。我现在都非常痛恨自己晚了半小时，很可惜，简直想给我自己一个嘴巴。”
“后来我就走了。出来以后我甚至觉得天空都比半小时前要灿烂得多，我感觉像透明水洗过一样，阳光就像穿透了云层。在我心里只有一句话，导师安东尼奥尼关门之前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微笑，我在眼睛里看到了电影。我心情激动得抑制不住，就漫无目的地走了三公里左右，没有目的地走，根本停不住。就感觉到还有什么不可以征服的感觉。”
虽然在精神上能够感受到安东尼奥尼的支持和鼓励，但是李向阳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和意大利之间巨大的文化鸿沟，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征服的。“搞电影的话，在国际上你又不懂这个，意大利生活你又不是特别懂，意大利文也不是特别好，你怎么跟他们做？跟他们好像你有点劣势，而且他们不太接受你，因为电影的抽象性很小，比较具象，他们不太接受，因为具体事实他们不太接受，因为电影界的人也不大接受。第一个剧本是写我在意大利的生活，短篇，差不多是二十五分钟三十分钟。第二个呢差不多四十五分钟，写的有一点意大利的，主要是中国的，是我做农民时候的那种生活。到我写第三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空了。”
创作力的枯竭使得执迷于电影的李向阳找不到自己的出路，失望的情绪终日弥漫于心头。他曾靠走夜路来派遣郁闷的情绪，也曾多次想到自杀，“一个人夜里两三点走七八公里，反正我没钱不怕抢。要么拿一瓶红葡萄酒，咕咚咕咚咕咚，一口喝下半瓶，就是这么来喝。靠喝酒来摧残自己，麻痹神经，就是把自己的神经扭曲起来，这样才能够经得起外来的扭曲的压力。所以老得喝酒，不喝酒就坚持不住了。”
李向阳被迫从电影转向绘画，幸运的是他得到了罗马美术学院院长的关照，有了自己的签约画廊，每个月都能从画廊得到一笔稳定的收入。在与这位院长关系恶化之前的那几年，是李向阳在意大利最幸福的时期。
当时李向阳在意大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