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我们已经走进了丘开福六哥开盛的鞋店里。丘开福说，他从小，大概从1959年开始，就和开盛在这个鞋店里看管了。开盛告诉我们，如今店里的生意马马乎乎，勉强能够赚钱维持。
在赶集的人群里，我们再也没有发现过华人的面孔。披长袍的印度居民待人友好而善良，小镇上充满风情的生活也显得热闹无比。丘开福说，这里还有一家姓任的华人夫妇。男主人任先生是他的中学同学，现在和太太一起经营一间理发铺。每个月，丘开福会带自己的太太去理发，顺便看望老同学。
“后面要剪一剪，要用剃刀。”
“用剃刀削一下，这样削一下比较好。”
“我不喜欢剪的太短。”
“不过那样也挺好看的。”
“好看吗？我觉得长点好。”
……
理发师遵循着开福太太的意思，精心修剪出她满意的发型。由于华人已经很少，这家理发店主要的顾客都是当地人。印度的传统是男女分开理发，因此这里现在只接待女宾。任先生告诉我们，他的父亲是中国宁波人，母亲是当地夏巴人。上个世纪40年代，他的父亲在船上做西餐厨师。后来，二战开始了，日本人攻打印度时，把他父亲工作的船炸沉了。死里逃生后，父亲就在加尔各达居住了一段时间。可由于那里太热了，他们找到了一个山包，就是大吉岭定居了下来，后来就在这里娶妻生子，安居落户。
任先生说，现在留在这里的华人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想出国。因为在他们看来，外国就好像天堂一样，能够挣到很多钱。而印度却如同地府，他们再也不愿留在这里了。但是，对于任先生来说，他觉得自己已经上了年纪，不愿再为了赚更多的钱而四处奔波，在这里只要有一口饱饭吃，就心满意足了。他说，他出生在这里，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乡，如果出去了，又想回家，还是会回到这里。而且，从内心里，他们依然把自己当作中国人，依旧遵循着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庆祝春节。任先生说，不管他走到哪里，他的黄皮肤告诉他们，自己是中国人。最后，他用一句话，总结性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对，我们是中国人，故乡是大吉岭，这是个美丽的地方，对吗？”
虽然想象中的外国是天堂，可这最后的几家华人还是对大吉岭有了难以割舍的乡情，也许他们还得为了生计到别处奔波，但最终他们会愿意回到这个雪域小镇，在此度过余生，而雪山另一面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则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梦。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4）
大吉岭的学校有其他印度城市所没有的特色，对于在这里读书的学生来说，登山是他们中学结业考试的一部分，通不过的学生将不能继续升学。丘开福读书时在登山学校受过严格训练。最近，他教的几个男孩子面临结业考试。由于平时关系要好，他们集体要求丘老师给他们上一堂登山补习课。
“不行，你一定要绑上绳子。”
“你先把外套脱掉，大家都把外套脱掉！”
“谁第一个上？”
“我了！先生！”
“好！绑紧点儿！”
“手贴着山壁，小心，看着你的头。”
“真能干，好，非常好！”
“没事的，两只脚，两双手。”
“要这样，先这样，脚放稳，这只脚也放稳。”
“先把脚放稳，然后手要抓紧。”
“不要同时，要一个个来。”
……
丘开福一边做着示范，一边鼓励孩子们不要泄气，勇敢地向上攀登。看着眼前的这群攀登的孩子，他不禁想起了当年自己经受爬山训练时的情景。
他说：“（当年）我们去爬山学习21天。第一个星期我们在学校里，早上四点钟起床，要用冷水冲凉，冲了凉以后要去跑步，跑5公里这么长的路。然后，回来要做早操。要爬山的话，不止是爬这个石头，要背上25公斤的东西，每天要走20到30公里的路。我喜欢爬山，所以我每天跑步，爬山我不需要用绳子也可以爬。现在他们还小，等到以后他们还可以慢慢地学……”
第四部分印度雪域的教书匠（5）
作为一名父亲，丘开福和传统的中国家长一样，望子成龙。他希望孩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至少不再像自己这样大半辈子为生计而奔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自己的人生能成为孩子的垫脚石。对于孩子，丘开福在他们出生前就有自己的计划，他认为应该教给孩子中文，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人一定要学习自己的语言。尽管他自己的普通话不怎么好，但他还是要用家乡的梅县音去教孩子说中文。他现在也正在努力学习正音，讲好普通话。
他说，平时都是自己对孩子的管教和要求严格一些，妻子对孩子们则是爱惜多一点。也许是教师的通病，在他眼里，妻子和孩子都是自己的学生。他自己则是个完美主义者，总希望把他们教得最好，如果不好，就会感到很气恼，很自责。
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丘开福是这个家庭里的顶梁柱。现在，他的儿子在他曾经读不起的英文学校读书，女儿则被送到加尔各答的亲戚身边读高中，尽管教书挣来的薪水在当地也算是微薄，但他毫无怨言。他认为教书是他的饭碗，而妻子和两个孩子则是他生活的全部幸福。
丘开福说，遇到不开心的时候，他很少和家里人讲，讲了也没有用。1994年，他得了一场大病，那时他很害怕自己死了，就没有人照顾妻子和小孩。他说，自己的责任就是好好看待他们，给他们幸福的生活。“累是没有关系的，从小我都累过来了，每天都是这么辛苦也没有关系，只要她们欢喜，只要她们快乐。这是我的愿望，就是这样每天跟妻子、孩子们在一起，谈谈笑笑，玩，去散步，教书也在一起，（和）她们在一起就可以了。”
对于人生，对于苦难，丘开福有着自己的看法：“那些贫穷，痛苦都是人生一定有的。有的（人）有多，有的（人）有少，我们（的苦难）就可能有多的多，但是也一样的过。我们只是来这里，这个世界，我们要完毕我们的事情，完毕以后，就可以走了。”
就是这简单的几句话，几句表达不怎么顺畅的普通话，道出了丘开福对人生最单纯的看法。在印度雪域的大山深处，在这个古朴、静谧的小镇里，这就是一个普通教书将，简单而又艰辛的生活，正是生活本身赋予了他追求幸福的动力。
第四部分赞比亚牧歌（1）
非洲，地球上最后的伊甸园，它的神秘和原始吸引着无数探险家。在西方人眼中，非洲是文明世界镜子的反面——可以从另一种视角让自己对所享受的文明生活进行反省。相对于西方人的痴迷和探险，中国人对非洲的印象是遥远而陌生的。
位于非洲中南部的赞比亚，在1964年独立前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北罗得西亚。除了“坦赞铁路”这个象征性的词汇，中国人对这个非洲内陆国家知之甚少。其实，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相对的落后保护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远离人们想象中的战乱和饥荒。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中国人陆续来到赞比亚投资农业，在一片片荒原上建起国有或私营的中国农场。苍莽的非洲原野从此出现了垦荒的中国人。
赞比亚中垦农场位于首都卢萨卡五十多公里以外的Chesanba地区。赞比亚是传统的农业国家，政府一直鼓励和吸引外资来投资农业。作为赞比亚的友好国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有企业和个人来赞比亚投资农业和畜牧业。这个农场就是中垦集团在那个时期
投资200多万美元买地兴建的。位于中央位置的那所房子就是农场的总部兼宿舍，农场的场长王驰和他的妻子李莉就住在那里。他们是从北京派驻来到赞比亚的，主要负责日常的生产和管理。
在中国人的国营和私营农场中，中垦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从目前的规模看，很难想象刚开始的时候这里没水没电，也没有路，到处是灌木林和杂草。王驰他们从修路打井开始，在荒原上开辟出这座农场。
农场生活
从农场兴建的那天起到现在，夫妻两人已经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了。由于农场位置偏僻，周围人烟稀少，为了安全起见，两人居住屋子和屋子的外围地区拉了双层电网，通六万多伏的电压。这样高的电压如果长时间接触的话是会致命的。
有电网的一道门算是最安全的一道门，里面有农场里的“细软”，他们所有的财产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这里面。无论是牲畜、所有的活物，还是所有的机械和重要的水源，以及农场最重要的经理都在电网的范围里面。所以住到电网里来也是一种待遇，一种身份的象征。
王驰夫妇养了很多狗，这些狗平时都关在笼子里面，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训练狗，如果狗伤了人，是要被处死的。养这些狗主要是构成一种真正的声势：用它们的叫声震慑住敌人，同时对住在农场里面的人也有一种报警作用。
农场一共雇佣了二百多个工人，可能有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个家庭。但是这些家庭的流动性非常大。工人和家属们也住在农场里面，电网的外面。很多时候，工人的家属们也是也是工人，因为她们也参与农场的杀鸡工作。
当地主要的一种菜，从拼法到发音都跟英文里面的“强奸”这个词——rape，里面不知道有着怎样的一种英国情结。这种莫名其妙的菜就是他们的主要菜品。
在王驰的眼中看来，这里黑人的精神生活的质量远比中国人的普遍精神生活质量要高，因为他们没有忧虑，比如，如果他们一顿饭能够吃上这种叫做rape的菜，喝上点玉米糊，酱油、盐和其他调料都搁得比较合适，他们就会觉得挺幸福的。至于下顿有没有，在肚子饿之前黑人们一般不太为生活发愁。
所以黑人有很多缺点，包括对工作的不负责任或不善经营等等。但是很多时候王驰他们也没法指责这些干活的黑人，因为他给自己干可能还不如在农场干活，最起码在农场里面他们一个月的收入保证一家人的一般生活。
其实，王驰也知道，很多时候手下的一些员工很像寄生在农场这样大企业上的虱子，多少有点小偷小摸的行为，这样对家里面的生活多少有点补偿。从王驰自己的经营理念来说，他对这种事情看得并不是非常认真，因为他觉得有时候黑人员工的这种行为是安全阀。如果把安全阀完全堵塞的话，可能会孕育着更大的危险。
第四部分赞比亚牧歌（2）
黑人们都认识王驰这位农场的老板，因为多少王驰算得上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是他们更怕王驰的妻子李莉，因为很多时候李莉比较凶。用王驰的话说：“李莉不是帅才，她是将才，身先士卒。但我得花很大精力来控制她，勒住她。”
眼下这个季节是赞比亚的旱季，地里刚刚收获了玉米。王弛说如果我们早些时候来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青纱帐。整个农场是3570公顷，或者说是9000英亩，或者是52000市亩。
农场远离首都卢萨卡，每天的生活繁忙而又简单。晚饭时间是这里的中国员工能聚在一起聊天的一个机会。农场兴建之初只有王弛夫妇两人，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王弛向总公司申请又派来了几个管理人员，他们在这儿的派驻时间一般是三年。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去年他们专门去卢萨卡的中餐厅请了一位四川厨师来农场。厨师师傅叫做小祖，他的到来改善了农场的生活，餐桌上居然也有了“夫妻肺片”这种中国的经典川菜。
生活条件的改善也给了新来的中国员工更多的信心。其实所有新员工刚来非洲的时候都不能够适应，但是到了赞比亚之后，发现这里的实际条件比他们想象中的非洲要好一点。他们外派到这里通常时间是3年，但是随着农场的发展，以后雇员的时间可能会相对比较长一些，因为农场这个农场的条件在中垦总公司的所有境外企业中，应该算是最好的，所以员工工作起来也会比较安心。他们眼中的王场长也鼓励人性化管理，希望能够帮助员工们的家庭团聚在非洲。因此，有家室的员工很快也会见到自己的家属了。
王驰和李莉的选择
王弛今年53岁，曾经是老三届的知青。17岁时，他从北京四中去到内蒙古的土木特旗，在那里度过了十年。王弛说他的那段经历和一般知青伤痕文学刻画的有所不同。内蒙的广阔原野让他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也形成了他坚韧不服输的个性，而他的一生也和土地有了宿命般的关联。
“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他的话让人想起《飘》那部小说，想起弗吉尼亚。
王驰对土地有非常深的感情，因为他觉得跟土地打交道的时候，尤其是当他在农场用大马力机械开始工作的时候，对土地总会自然生出一种既对抗又融合的感觉。这种感觉在王驰看来，既有戏剧化，又有成就感。这和他当知青的时候，有某种一脉相承的联系。
王驰当知青的内蒙古草原农区的地貌和现在的农场很相似：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大平原，甚至连海拔都差不多高，都是1200到1300米的海拔。所以当他在非洲草原的时候，仿佛恍然又回到了从前的岁月中。
35年前，王驰和其他知青们给他们所在的那个村子打了第一口机井，拉了电线，“全国知青办”给他们奖励了一台拖拉机。11年前，王驰他们来到赞比亚的这个农场时也没有电，又是真正的从零开始。如果从这个概念说，比起王驰，别人恐怕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洋插队，因为王驰才是真正的“洋插队”，而且还是经历过和这“洋插队”非常相似的“土插队”的人。
在中国，大家都在谈论“洋插队”，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所谓的“洋插队”实际上是到西欧、北美去“洋插队”，那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自嘲。王驰说：“我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洋插队。”
如果说王驰17岁那年的下乡是出于被动，那么37岁来到赞比亚就是一次主动的人生选择。从内蒙回到北京后，王弛在北京农业大学读研究生，后来留校任教。80年代中后期，在“出国热”、“下海热”的影响下，王弛离开清贫的象牙塔，主动应聘中国农业总公司的外派职位，从而被派到赞比亚。
当时的选择对于王驰来说真是前途叵测，因为直到现在赞比亚也不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