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相传的习俗，纷纷张罗婚嫁喜事。媒妁之约，似乎已经是一个遥远的名词，而在营盘和新渠，所有少男少女的终身大事仍然必须通过父母的筛选。从托媒到娶亲，男女双方即使从未谋面也很正常。为了维护血统的纯洁，避免族人被当地的主体民族所同化，陕西村的村民几乎没有和外族通婚的先例。120多年来，东干族的女子从不外嫁，男儿也不外娶。近亲通婚在这里是极其普通的事，村里的人几乎家家是亲戚。
在举办婚礼的时候，东干人都要严格按照清朝时期陕西一带的老规矩办：出阁的前一天，新娘子要穿上绣花长袍，梳好“燕燕头”，在家里闭目静坐，俗称“坐炕”。为新娘子梳燕燕头，是婚礼中最重要和最繁琐的一个细节，只有几位老婆婆才会这门已经流传100多年的手艺。娶亲的这一天，新郎家要用最好的席面招待上门祝贺的乡亲们。筵席的原料一般以牛羊肉、萝卜和上等大米为主，做出羊肉抓饭和各种菜肴。操办这种筵席主要是已婚婆姨们的事情。东干人的女子一旦出嫁，就必须戴头巾，穿长裙，不能轻易外出示人。所以大规模的筵席也是已婚婆姨们聚会碰头的好机会。东干人吃席讲究摆长桌，上三排菜，其规格有18盘、24盘、36盘和48盘几个级别。一般的婚宴要准备100多人的午饭，这种场景往往是宾客如云，人头济济，颇为壮观。当迎亲的队伍来到新郎家门口时，新郎和伙伴们会“挡车讨喜钱”，这是新娘子过门前的最后一关。据说只有这样，小两口以后才会幸福美满。陕西村的男男女女，就像两棵连理树，不管外部世界如何变化，他们总能用传统的联姻方式，用朝夕固守的信仰，延续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今年只有43多岁的安胡塞被营盘人尊称为“胡赛舅舅”，他是现时代东干人的领袖，陕西村里的大忙人。他的正式头衔是陕西村的村长、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东干协会会长。根据他自己的反复“寻根”和国内有关学者的考证，他的祖籍在陕西长安与蓝田交界处的安家山。对他来说，最关心的一件事是怎样让陕西村的孩子们学习和掌握现代汉语，以便向陕西村的大众推广他们久已遗忘的汉字，用中文这个语言的载体和纽带延续自己的母语和文化。2003年11月，胡赛舅舅选派了7名陕西村里的少年去中国西安博爱国际学校学习中文。这7名少年里有6人高中毕业，还有一位叫马涛的少年19岁，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上了大学。他们7人都是参加村里的考试后从200多名候选人中选拔出来的。胡赛舅舅的长远计划是，等他们学好了，再回来教其他人。以后每年都要派人回“老家”学习，每年又都有学成回来的老师。这样争取用10年左右的时间用中文取代过渡性的东干文，使所有村民都会使用流利的现代汉语，做新时代新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营盘和新渠一带有一个出了名的诗人，用村民的话讲，叫“写家”，他就是索尊实。索尊实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写的诗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的。他的中文名字是自己起的，意思就是“尊重史实”。谈起祖先的故事，索尊实如数家珍。他说，虽然所讲的未必可考，但是全和想象中的故乡息息相连。他那独具陕西味道的咏诵，道出了东干人沉淀百年的浓浓思乡之情：
虽然中国我没去，也没见过，
可是时常在心里，我可思想。
你的俊美我听了，
打爷跟前，说是那头他生了。
百年之前，好像绿岭摆着呢，
高山树林，冰山明明闪着呢，景景照红。
长江黄河流着呢，打西往东，
一切活物饮着呢，河里水清。
水清滩里落着呢，涝坝跟前，
在水里头浮着呢，巧声叫唤。
跟前莲花开着呢，开的喜色，
麻雀花上落着呢，不想要飞。
历史书上也听过，中国很早，
可是最后可开了，鲜花味道。
就像春天撒开了，花的气色。
一切民族闻见了，她的香味！
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1）
似乎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法国首都巴黎都称得上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国际化大都会。在这里，大街小路上匆匆走过的人群中，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来自异国他乡。在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21世纪，巴黎对中国移民，特别是温州人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黄皮肤、黑头发面孔冲击着塞纳河畔这片法兰西文明的汇粹之地。与此同时，不同人群所代表的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磨合、矛盾甚至冲突也变得无法避免。
2003年5月20日，巴黎第11区的区长萨赫先生率领区政府的所有职员举行了巴黎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组织的罢工。他们用停止提供公共服务和示威游行的方式向公众表示：反对大批中国温州的商人涌入本区。而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另外一隅，一个由温州人群组织的争取合法居留权的活动也从地下慢慢浮出水面。这两股从自身利益和追求目的都显得很难协调一致的力量，他们到底在要求什么呢？
统计数据表明，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法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移民大国。当今法国5700多万人口中，大约有1400万人口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其中，中国移民的总数虽然不多，但高度集中，颇为引人瞩目。温州人在巴黎的故事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一批中国的战时劳工在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定居下来，凭借老乡之间的互相扶助，从小商小贩做起，逐渐开店铺设工场，在火车站周围形成了巴黎第一个华人聚居区。不过，这些老一辈的温州人数量不多，到1980年左右，巴黎的温州人也不过只有上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来自温州的华人急速增加。他们来到法国后，马上把家里的亲戚朋友接过来，再加上法国的移民政策比较宽松，使来巴黎的温州人越来越多，总人数在20年里从上千人猛增到现在的13万人，成为旅法华人中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便在法国产生了一种“温州现象”，自然引起法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
在巴黎，温州人最集中的地方有第3区的庙街一带，第11区的瑟丹波宾古街区以及第18、20区的若干地方，如伏尔泰街、美丽城等。他们基本上是靠温州传统的〃三把刀〃生意为生，即菜刀（开餐馆）、皮刀（做皮衣皮包）和剪刀（当裁缝）。这几种生意活动的高度集中使得第11区成为全法中低档服装和皮革制品的批发中心，同时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
第11区政府的官员指责说，瑟丹波宾古社区原来有几十家面包店、咖啡馆、药店等，但都被中国商人买下来变成了服装批发店，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恶劣的影响。但由于商业交易自由受法国宪法保护，他人无权干涉，区政府只能以罢工表示抗议。萨赫区长对新闻媒体表示：本区内的中国服装店还在不断增加，交通、卫生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他已经忍无可忍。他还揭露说，所有这些批发商都来自中国的同一个省，这涉及到由人口贩子参与其中的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系统。
萨赫区长的这番讲话在《费加罗报》等主流媒体登出后，在法国社会上引起不小的反响，11区的温州商人们也进行了反击。他们聘请了律师，指控区长污蔑华人形象，还抨击区政府企图通过缩小机动车道、频繁查扣违章车辆等方式将华人的服装业挤出去。双方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
王庆亮是第11区的一个温州商人，他还担任着法国华人服装业总商会的会长。这些年来，他亲眼目睹了温州商人在当地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与区政府之间所有的恩恩怨怨。他介绍说，瑟丹波宾古街区有法国最古老的服装市场，最近30多年来一直是个搞服装批发的地方，只不过从前规模、名气都没有现在大。在过去几年里，华人的店铺一下子增加到大约400家，使这个街区在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很有名气。在这些店铺中，有350家都是温州人开的。这个地方道路原本就狭窄，现在又有限制，肯定影响生意。前面的车一停，后边的车就过不来了。王庆亮揣测：“也许政府是出于要保护巴黎环境的考虑，把这些比较密集的、单一的商业市场挤到郊区，不让它们在巴黎市区出现。”
温州商人们认为，虽然这几年法国的经济持续低迷，消费不旺，生意难做，但对他们打击最大的还是11区政府的一些做法。比如，警察一看见客人的汽车停下来就开罚单，吓得有些客人不敢来了。商人郑光中抱怨说，由于客人少，他的店营业额比上一年下降了一半。
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2）
第11区的居民对于温州商人的急剧扩张和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显然是不满的。区居民委员会的主席也曾带领一些居民举行过示威，要求区政府限制服装行业的发展。在瑟丹波宾古街区，居民们非常清楚地记得从前哪里有一个书店、洗衣店，去哪里可以喝咖啡、买面包。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由于外来因素的作用变得同以前不一样了，这自然会产生某种对立的情绪。11区政府还给在服装业街区居住的每一个居民都发了通知，征集居民的签名，以便形成一个提交给法国政府的呼吁书，要求修改相关的法律，以便让区政府有权力去干涉本区中出现的过度单一化经营问题。
王庆亮会长也承认，“区政府的行动跟居民的不满有直接关系。可能我们中国人在这里发展太快了，一发展大家就多少有点爆发户心态，容易露富。他们这里毕竟是自己的社会，自己的街区，我们这一批人在这里发展这么快，把他们搞乱了，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接受不了。居民有些话在区政府罢工前不敢说出来，现在也说了，比如说，你们中国人回家去吧。还有些居民在楼上把水瓶子扔下来，出现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行动。我们跟区长的沟通有点困难，他有些话讲得比较偏激，对我们的指责多于肯定我们最近几年努力做的工作。”
为了设法调解与区政府的关系，华人服装业总商会请到一位与法国上层社会有着良好关系的知名华商何复机先生出来帮忙。何先生同萨赫区长和一些法国律师、历史学家都谈过话，比较了解法国人的立场。他对王庆亮等人说，你们发展11区是对的，是很好的，但依法国人的想法，你们又是错的。你们的一些想法还是温州市那个地方的想法。区长同你们谈过好多次，你们都说OK，没有问题，但时间过去了，他觉得你们都没有做，所以就不高兴了。他说他差不多每天都收到居民投诉。他希望你们写一封书面的保证，保证第一不会在街上吵闹，尤其是在晚上；第二街道要保持清洁，不要太肮脏；第三在星期六、星期天和节、假日里和其他法国的商店一样不开门；最后还有要解决好停车问题。他说了好多遍，绝对不是要同你们作对。从何先生的话语中人们能清楚地感受到：温州人和巴黎当地居民拥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培育起来的生活传统，这两个人群要在一起和平相处是需要时间的。令人高兴的是，双方的对话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就是由第11区政府的官员、温州商人的代表和中国驻法国的外交官所组成的协商会议。
参加法国华人服装业总商会工作的章毅先生是协商会议的中方成员之一。10年前他在11区的瑟丹大街上开了自己的服装批发店。靠着温州人勤劳的天性把生意越做越大，他创立的品牌在业内也很有名气。章毅早已有了合法的居留权，法国的国籍也很快就要批下来了。但他仍然要面对自己和乡亲们的合法生意不被当地政府所欢迎这个事实。更令他头疼的是，当他回到家里时，他也不能被自己的女儿接受。
章毅的女儿是在巴黎出生和成长的，从小在学校接受的是法式教育。章毅希望自己的女儿以后能回到中国去，学一点中国的文化，毕业后到自己家的公司里干，帮帮他的忙。但他的女儿对此根本没有兴趣。在女儿眼里，温州式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圈子在法国的社会里显然不合时宜，她不愿意重走父辈的路。她说，我宁愿先读书，然后去了解外边的世界。如果外面的世界让我失望的话，我会继续做父亲的这一行，或者开我自己的商店。目前我还没有决定。但是，继续父亲的生意不是我马上想做的事情。如果我继续做父亲这一行，我害怕我一辈子都要做下去，这不是我想做的。我想了解外边的世界，去闯一闯。
取得合法的居留权，仅仅是许多温州人迈进法国社会的第一步。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只能从表面上拉近与这个陌生西方国度的距离。等待他们的，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相对于第11区的那些为自己的合法生意而跟当地政府抗争的温州商人们来说，大批根本就没有合法居留权的温州人关心的是怎样得到在法国生存的权利。近几年来，在巴黎经常可以见到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的温州人成群结队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游行，要求法国政府给予他们居留权。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这些积极参加“合法化行动”的温州人，大多是以偷渡的方式来到法国的。
温州人黄松尧这样讲述了他的偷渡经历：“我是跟蛇头先到广西南宁，然后从东兴出发，13个人一组坐船去越南。躺在船的下边，上面用草席把你盖起来，再放上一些纸板、包装泡沫。船在海上开了一夜，估计开了15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才到越南。如果真要遇到什么大风浪的话，那船一翻，我们13个人怎么死掉也没有人知道。后来从越南到柬埔寨的金边，再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后有几个国家都是夜行，我也不知道是到了哪个国家。这样走下去，从意大利进入法国。一共走了三个月零三天，非常辛苦。在路上还遇到好多人，都是去法国，好像法国是天堂。”
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3）
和绝大多数偷渡者一样，黄松尧走上的是一条单程路。他承认：刚到法国时好像感觉很好，但没过几个月就觉得有些后悔了。可是后悔也没办法。既然你到这里来了，就不能回去，这个路是不能走回头路的。十几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