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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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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因为尊崇鲁迅，以为鲁迅从来是正确的，把跟他有过争论或对立的人，全贬为落后或反动，这样做太对不起历史了，也太对不起那些曾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个人了。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
著名文学评论家韩石山新作面世
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韩石山的新作《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10月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正式出版。这是一本作者称之为“令鲁研界汗颜”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
本书作者韩石山以小说成名，后又写散文、文学评论，有“文坛刀客”之称。近年来韩石山潜心于现代文学研究，本书是他研究成果的心血之作。虽然在书中作者观点尖锐，可是行文却文字却平和、从容不迫。作者力图用史实说话，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是简单的归类，而是从史实的翔实考证中得出他的观点。这种资料的引用并非截首锯尾，一叶障目式的自言自语，总能找到事实的帮衬。
本书主要讲述了中国三十年代文化界的争论，揭示以鲁迅与胡适为代表的，两大文学阵营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再现了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繁盛与热闹场面，从“撤稿事件”、青年必读书的争斗、女师大学潮中的斗争、闲话事件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对两大学术阵营所代表的思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重现了当年活跃在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群文化精英之间矛盾与斗争。书中并客观分析了鲁迅如何从一个作家、学者如何发展为党的文化领袖这一历程。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一次直面鲁迅前期历史的专著。
序：还历史一个公道
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
我不否认我有事先的看法。相反，我还很尊重我事先的看法。因为它是从平日的阅读和思考中得来的。
但我也绝不固执事先的看法。从这点上说，我更尊重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科学的方法。你认定你所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即便得出的结果与原先的看法不一致，也得放弃成见而承认这最后的结果。这个科学的方法，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八分材料不说十分话。一切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也不遮掩，尽量还原历史，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
作为一个过去时代的人，鲁迅的一生是曲折的，也是复杂的，有过坚守也有过转变。他有他的光荣，也有他的悲哀。
有两点是要先作说明的，一是我的研究，不涉及鲁迅的私德，也就是不涉及他个人的品德，只看他在那个大的历史时期站在什么立场，起过什么作用。二是我把这一研究，限定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此后鲁迅已兼具革命战士的身份，超出了我的研究范围。
还有一个考虑，也不能不说。过去因为尊崇鲁迅，以为鲁迅从来是正确的，把跟他有过争论或对立的人，全贬为落后或反动，这样做太对不起历史了，也太对不起那些曾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过贡献的个人了。
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人物一个公道。
作者
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潺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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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鲁迅同时来到历史的交叉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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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起，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期，鲁迅可说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此后，因为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个一个接连闹翻，对新文化运动也就取一种疏离、厌恶乃至敌视的态度了。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1）
一九一七年秋季的一天，北京大学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里，后来成了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与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正在商谈，是不是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新教授从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赶走。
两人虽住在同一宿舍，却不是一个系的，顾是哲学系，傅是中文系。这一年顾二十四岁，傅二十一岁，同是二年级学生。他们不知道他们后来的事业，更不会知道他们商谈的事情，将决定北京大学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顾颉刚说，他们系这一学期来了一位新教授，叫胡适，是美国留学生，原先的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这位新教授却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同学们都说这是割断中国哲学史，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北京大学讲哲学史呢。同学们想将这位教授赶走，他自己倒是觉得胡先生讲课还有新意，但也拿不定主意，希望对方去听听课，做个评价，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位新教授赶走。
同是二年级学生，仅是学科不同，且顾还要长傅三岁，为什么顾要如此郑重地向傅请教以做定夺呢？
这就要说到傅的本事了。
傅斯年天分极高，十一岁时读完十三经，许多篇章都能背诵。在北大预科三年，已显出不凡的才学。和他同年级，后来成了著名文史学家的毛子水曾说过：在北大读预科时，傅曾对他说过：“张皋文在清代学者中，文章和学问都是第一等的，而都不是第一。”毛对傅所说的第一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颇惊骇他诵读的广博，见解的卓异。其时北大预科尚是桐城派经学大师的天下，如此深厚的旧学功底，自然受到老学究们的青睐，新学生们的钦羡。此后不久，太炎弟子入主北大，所器重者仍是旧学，只是治学方法有所不同。这样一来，入本科后傅斯年又交了好运，很快便成为刘师培、黄侃、刘汉章这些太炎弟子的得意门生，尤其黄侃，更是视其为高足。傅斯年在学生中的声望，较预科时更其彰显。
再则，傅斯年在学生时期，就表现了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且不说在后几年的五四运动中，此人是集会游行的主要组织者，就在跟顾颉刚谈话前不久，便做了件漂亮的赶教授的壮举。据北大同学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
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
傅斯年也很自负，听了顾颉刚的话，同意去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不是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课堂赶走。认真地旁听了几次课之后，傅斯年对那些要赶走胡适的同学们说：
“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当然了，胡适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不能说全是此事起了作用，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回国的留学生来说，若是一出马便失了前蹄，从马上栽了下来，对日后事业的发展，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障碍。可贵处还在于，傅斯年从未以此自傲，多少年都没向胡适说过。傅斯年去世后，胡适在怀念文章中提及此事，不无动情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听过胡适的课之后，傅斯年对胡适的治学方法很是景仰，从此之后，便疏远了黄侃等太炎门生，投奔到胡适麾下。不时趋访，请教学问，纵论时局。正是在胡适的家里，结识了同在北大读书而不在一个系里的罗家伦。在上引的文章中罗说：
我和孟真是一九一七年在北京大学认识的……我们开始有较深的了解，却在胡适先生家里。那时我们常去，先则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后来竟成为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这时期还是适之先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以后，而尚未正式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就是未正式以文学革命主张作号召以前。适之先生甚惊异孟真中国学问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适之先生常是很谦虚地说，他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因为他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适之先生于北大校庆之夕，在南京国际联欢社聚餐时演讲，就公开有此谦词。）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顾颉刚等二三人说的。当时的真正国学大师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几位先生，也非常之赞赏孟真，抱着老儒传经的观念，想他继承仪征学统或是太炎学派等衣钵。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要不要把胡适赶出北大课堂（2）
顾颉刚劝傅斯年听听胡适的课，以决定是否将胡适赶走，在其起始，确实算不得大事，但谁又能料到，后来会有这一连串的结果呢。小事中每每隐匿着大的历史事变的开端，可惜这样的见微知著，常是许多历史学家事后的聪明。
胡适晚年也谈到了北大的新旧两派。在与胡颂平谈到清华出身的张荫麟时，胡颂平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胡适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是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叙伦。马叙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胡适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63页）
还有一件小事，也颇能说明当年北大新旧两派之间的对峙与猜忌。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傅斯年和罗家伦响应新文化运动，办起《新潮》杂志，陈独秀对他们仍是心存疑虑。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新潮》的主干是傅斯年，罗家伦只是副手，才力也较差，傅在研究所也单认了一种黄侃的文章组的“文”，可以想见一年之前还是黄派的中坚。但到七年十二月，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陈独秀虽自己在编《新青年》，却不自信有这样的法力，在那时候曾经问过我，“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我虽然教过他们这一班，但实在不知底细，只好成人之美说些好话，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知堂回想录》第376页）
傅斯年的转变，其意义在于，肇始了太炎门生在北京大学地位的衰落，开启了北大学术史上的一个新纪元，那就是留学英美的一批自由主义学者，终将成为北京大学真正的主宰。而这批自由主义学者，和太炎门生的抗争，也必然会越来越激烈，其中有学术理念的不同，也有政治见解的歧义，有私人间的意气用事，也有莫名其妙的人事纠纷。就大势而言，却是先进文化思想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抗争。起初是学术的抵牾，后来便演变成思想认识的冲突，最终便是社会立场的异途。
当然，两派明火执仗的对立与打斗，是在多年之后。历史老人正在精心地安排着一次大的事业，暂时需要他们同心合力来做，之后才会让他们分其道而扬其镳。
这件大事，便是两派的鼎力合作，共同创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繁荣景象。
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1）
利用这个间隙，让我这从未窥过北大门墙的村儒，来谈谈北京大学文科学术流派的变迁。
北京大学文科学术的变迁，从建校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致经过三个时期，一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一是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一是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也可以称为留日学生称雄的时期。之所以不给出精确的时间界限，是因为这三个时期只是相对而言，它的特征是明显的，它的过渡又是从容的。大体说来，从北大创办直到民国初年，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的时期。民国建立，蔡元培执掌教育部之后，便开始了太炎弟子称雄的时期，这一时期直到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仍在继续着，但同时也开始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
也不是不可以给个确切的分期。北大创立之初，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霸就不用说了。到了一九一四年六月，浙江籍的夏锡祺被委任为文科学长，此时桐城派便失去了左右文科发展的力量。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北大文科一直是太炎门生的天下。随着归国的英美留学生的增多，蔡元培也看出了太炎门生的不可依仗，遂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教务长，可说是正式开启了英美留学生风光的时期。这种风光，不光是在文科，而是在整个北大。
于此可知，太炎门生在北大的力量之大，称雄时期之长。直到一九二四年女师大风潮之后，太炎门生的势力才衰微下去，逐渐为欧美留学生所取代，成为北大学术力量的中坚。从此之后，北京大学才走上了现代大学的途程。以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帝国，以北京大学这样一个传统根基深厚的旧式大学堂，能历经多次巨大的时局动荡，用短短二十几年时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