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往哪儿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晚年服膺马克思主义，服膺阶级斗争学说，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1）
严格地说，鲁迅是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只能说，他的运气还不坏，正当沉寂之际，赶上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他的巨大的创作才能，写作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一位杰出的作家。
把鲁迅和黄侃作一比较，或许能得到一点启发。两人均为早期的留日学生，又都出自太炎门下，从年龄上说，黄侃还要比鲁迅小几岁。鲁一八八一年生，黄一八八六年生，小鲁五岁。黄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前面已经说了，鲁又能高明多少呢？
或许有人会说，各人的情况不一样，思想基础不一样，这样的比较未免太简单了吧。
那就看鲁迅的表现吧。
胡适和鲁迅起初的相处，是很融洽的。互相通信，借阅书籍，彼此可说是很欣赏的。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胡适去周家和周作人漫谈，鲁迅饭后回寓见了，三人一起畅谈甚久。这天胡适回到家里，在日记中记下这样的话：“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和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大概这天的畅谈中，鲁迅知道胡适正在研究《西游记》，他是治中国小说史的，对这方面的资料知之甚详，隔了三天，便将自己知道的有关资料，抄了五页纸寄给胡适。同信中还说，你若有同文局印制的关于《品花宝鉴》考证的书，“便中希见借一观”。胡适肯定满足了对方的要求，同时将自己的《五十年来中国文学》一书的稿本送给鲁迅请指正。二十一日鲁迅回信说：“大稿已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胡适对鲁迅的著作，也是赞赏的。在《白话文学史》的自序中说：
在小说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谨，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的精力。
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三年底。到了一九二四年初，鲁迅就开始攻击胡适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下午，鲁迅到师大附中校友会演讲，题为《未有天才之前》，演讲中就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此后两人之间再没有通信、借书这样的事情了。
两人是怎样闹翻的，鲁迅没有明确的说过。后人大都把这当作是两人思想的不同，鲁迅的思想先进，胡适的思想落后，道不同不相与谋。怕不会这么简单。鲁迅没有明说他们之间的隔阂，或许有某种顾忌，是可以理解的。对陈西滢、徐志摩二人，鲁迅就没有这样的顾忌了，有什么说什么，直率得很。且看他是怎样说的。
一九二四年六月，泰戈尔在北京时，接待方曾为他举办过一台祝寿的晚会，演出泰氏的英文剧《齐德拉》，鲁迅也去看了，在台下曾见过陈西滢，两人握手问好。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一文中，提及此事时说：“撷英馆里和后援会中所啸聚的一彪人马，也不过是各处流来的杂人……与陈源虽尝在泰戈尔祝寿的戏台前一握手，而早已视为异类。”既是“早已”，那就不是文中说及的女师大风潮了，而是很早就把陈西滢当作异类了。
这是为什么呢，对陈西滢也不好说什么，对徐志摩可就不客气，直言不讳了。在《集外集》自序中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待到称为诗人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无论如何，徐志摩该是个优秀诗人吧，这样的诗人出现了，本该喜欢才是，怎么反而更不喜欢了。只能说鲁迅不光不喜欢徐志摩的诗，更不喜欢徐志摩这个人。他写《我的失恋》，讽刺的不是徐的诗，确乎是徐这个人。这是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
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徐志摩刚回国的时候，他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中国小说史略》上册刚出版，还送给徐志摩一本。这些都是我们的解释，实际上，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徐志摩如此，对胡适、陈西滢，能有好感吗？后来果然一个一个都闹翻了。
至于以鲁迅为首的太炎门生们，怎样最后和以胡适为首的留学欧美的自由知识分子最后绝裂，自立营垒，视同敌国，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细叙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么，在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是个什么地位呢？
也很了不起，是一员大将，是一员健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胡适说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后，胡适曾给以热烈的赞扬，高度的评价，说他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一九二二年胡适写了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有一部分，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说这一年多来，小说创作成绩最好的是鲁迅，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说数量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到了晚年，胡适还是这个看法。一九五八年，胡适已六十七岁了，这年五月，胡适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仍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2）
大将、健将，跟主将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将，不说健将了，就说大将吧，大将是听命于主将的。主将是统帅，或者说是统帅之一，大将是带兵作战的，或者说是某一方面的首领。主将是号召者，大将是实施者。胡适是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倡导者，鲁迅是白话文、是新文学的实施者。这一点，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是心甘情愿的，也是引以为荣的。一九二二年底，鲁迅为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呐喊》作序时，说了他怎样加入新文学的战阵。他说，在写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前几年，他是消沉的，绝望的，每天下了班，就是躲在绍兴会馆自己房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是他的朋友，已参与了《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来访，用话激他，才答应写东西，支持《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还是这篇自序中，鲁迅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他本人已是一员大将了，“须听将令”，当然是听主将的令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就直称提倡白话文，发起新文学运动者为“主将”了。
就是“转变”之后，时时跟胡适这些人过不去，鲁迅仍不改变这个看法。一九三二年编《自选集》时，在《自序》里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这一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又说，那时他所以写作，并非全是出于自己的热情，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的同感，这些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于是他受到了感染，“也来喊几声助助威吧”。为了和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便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的亮色。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那时他遵奉的，“是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和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写作，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和蔡元培、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关系，就是这样的。虽是在新文化运动已经起来之后才参加进来的，因为他的写作的才气，他的旧文学的功底，很快就成为新文学写作的一个大将，一个健将，建树了卓著的功业。从一个教育部的默默无闻的佥事，一跃而成了全国知名的人物。对鲁迅与胡适在这方面的关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周质平先生，有一个很中肯的评价。他说：
胡适是创造白话文运动的英雄，而鲁迅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的一个英雄。如果没有胡适提倡白话文在先，鲁迅依旧写他的文言，那么，鲁迅是否能成为日后的“青年导师”、“文化伟人”就很值得怀疑了。在提倡白话文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说胡适是比鲁迅更具“先见之明”。胡适对鲁迅也多少起了一点领导作用……（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第23页）
根据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一员大将，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主将。
鲁迅后来是“转变”了，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这个转变是怎样完成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般的说法是他到了上海之后，跟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接触之后，在党的指令下，创造社、太阳社停止了对他的攻击，过了不久就出任左翼作家联盟的盟主了。
其实，如果说在鲁迅的一生中，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人物，态度或者说是立场有所转变的话，不是去了上海之后，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
严格地说，也不叫什么转变，只能说是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也就是跟新文化运动阵营闹翻了。可以这样说，跟胡适、陈独秀他们一起办《新青年》时，是那个鲁迅，闹翻了还是那个鲁迅。后来到了上海，跟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主将，也还是那个鲁迅。只是时势不同，气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
有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鲁迅。怎么可能呢。鲁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大岁数了，谁也利用不了。是他自己愿意那么做，是他需要那么做。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前期”这个词儿。这是非常重要的。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与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人各有志，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
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3）
这一点，中国的鲁迅研究者们，几乎都没有发觉，美国学者J。B。格里德几乎是轻易地就看出来了。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他说：
从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他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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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必读书”中的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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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必读书”应答中，我们只能说鲁迅的心态不是很正常，多多少少，有意气用事的成分。这种事不能开了头，一开了头就没法收拾了。回过头来反省的可能很小，只会越来越往极端里走。没办法，人生就是这么复杂，这么微妙。
孙伏园敲响了开场锣鼓
孙伏园不愧是个办报的高手。
在晨报社办《晨报副刊》，办得生龙活虎。到了京报社，等于是投奔了敌对阵营，更要尽心竭力，要不京报老板会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挣京报的薪水不给京报办事。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
从积极的方面说，离开晨报是出于无奈，也可说是一种屈辱，京报老板邵飘萍接收了他，等于是给了他一份荣耀。你晨报不用我吗，别的报纸还请我来呢。既然来了，就要露一手。作为一个办报的老手，虽说年龄不大，经验还是足够的。他知道，要办好《京报副刊》，必须一炮打响，而要一炮打响，就必须一创刊就引起轰动，至少也要一下子就引起人们的关注。最重要的是争取读者。当年的读者，全是读书人，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当然是学校了。学校里有教师，也有学生。学生的人数肯定比教师多，那就得在学生身上打主意了。
学生最关心的是读书。
也不能忘了那些教授，还有社会其他界别的学者。
于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出版的《京报副刊》上，便有了这样的广告：
一九二五年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
Δ青年爱读书十部Δ青年必读书十部
说明：
㈠青年爱读书十部是希望全国青年各将平时爱读的书，无论是那一种性质的或那一个方面只要是书便得，写出十部来填写入本报第七版所附卷内，剪寄北京琉璃厂小沙士园京报社副刊部收。如果举不到十部，则十部以内亦可，但希望不要出十部以外。一月二十五日截止，二月一日起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㈡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备卷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这次征答，也是为了让世人更准确的理解这次征答，孙伏园还有意与他人通信，在报上刊布，比如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的《京报副刊》上，就刊出了汪震与他的通信。
汪震，后来成了一位修辞学家，当时还是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