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二弟周作人，把鲁迅引进北大的。
一九一七年春天，鲁迅托蔡元培的面子，把二弟从南方叫到北京，进了北大。初来时，因是四月间，只有美学课需人，此外便是预科的国文，这些课周作人说他都不能胜任。当时国史馆刚由北大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元培让他去做编译员，到了八月，中文系有了空缺，改任文科教授。
转眼到了一九二○年八月，中文系安排下学期的课程，系主任马幼渔想让周作人开一门叫中国小说史的课，每周两小时，周作人答应了。回家和鲁迅说起，觉得哥哥去教更为合适，鲁迅说去试试也好。鲁迅的本事，马幼渔是知道的，自然不会见怪周作人的举贤不避亲。八月六日晚间，马幼渔便将北京大学的聘书送到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交到鲁迅手上。因为鲁迅是教育部的现任官员，属兼职，按北大的规定只能聘为讲师。当年的讲师和教授，没有学术资格上的差别，只是专职与兼职的区分。
如果说一九一七年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刚主政不久，正在援引人才，各种改革措施纷纷出台，英美派和太炎门生的矛盾还不怎么彰显的话，经过五四运动，随着更多的英美留学生进入北大，这种矛盾，和由矛盾而引起的斗争，就一天甚似一天了。因为北大老人中，还有一部分是留学法国的，而这些留学法国的，和留学日本的，有着同一渊源（好些是先去日本后去法国），因此有些书上，将英美派与太炎门生的矛盾，扩大一点称作与法日派的矛盾。通俗一点，也可说是新派与旧派。
鲁迅一进入北大，以他的留学出身，师承，还有籍贯，很快便和太炎门生们打成一片。他本人就是太炎门生。对新派人物取怎样一种态度，也就不难想见了。其时北大旧派的势力还是相当大的，只能说新派对旧派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威胁，却不能说新派主动对旧派施以攻击。至于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周作人晚年谈到蔡元培时是这样说的：
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却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便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直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知堂回想录》第523页）
新派对旧派心理上的威胁，最典型的例子该是刘半农的留法读博士了。周作人也有记述：
现在要讲刘半农，这也与胡适之有关，因为他之成为法国博士，乃是胡适之所促成的。我们普通称胡适之为胡博士，也叫刘半农为刘博士，但是很有区别，刘的博士是被动的，多半含有同情和怜悯的性质。胡的博士却是能动的，纯粹是出于嘲讽的了。刘半农当初在上海卖文为活，写“礼拜六派”的文章。但是响应了《新青年》的号召，成为文学革命的战士，确有不可及的地方……可是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遂想往外国留学，民九乃以公费赴法国。留法六年，始获得博士学位，而这学位乃是国家授与的，与别国的由私立大学所授的不同，他屡自称国家博士，虽然有点可笑，但这是可以原谅的。（《知堂回想录》第358页）
鲁迅的幸与不幸（2）
这两则资料很有意味。周作人的书，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对胡适的态度不能不受时局的影响，他本人是太炎门生，笔下不会不有所倚侧。称刘半农为博士是同情和怜悯，称胡适是嘲讽，这心态先就不对。除去这两点，应当说所记基本是实情。至于说英美派绅士即胡适等人，看不起刘半农且明嘲暗讽，怕言重了。心里看不起，脸上或许会不屑，言语上怎样伤害，想来不会吧。他们的存在，他们与日俱隆的声誉，对刘半农这样没有留学经历，且与太炎门生们过从甚密的教授，无形间就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再就是，刘半农不前不后，恰于“民九”即一九二○年赴法留学，也是很值得玩味的。五四运动的热闹劲儿过去了，要在北大这样的学术重镇生存，凭靠的不是一时的痛快，而是学术上的建树，这样的情势之下，刘半农就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资历了。就是英美派绅士不明嘲暗讽，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本事吗？只能说刘半农是个有上进之心的人，是个能与时俱进的人。这一点，他比那些太炎门生们，要高明多了。这与他当时年龄不太大也有关系，刘半农当年不过二十九岁，与胡适同年出生。
黄侃的心态就是鲁迅的心态，刘半农的处境就是鲁迅的处境，还没有进入北大，鲁迅的心态和处境，已大致确定了。这是我们事后的分析，当时鲁迅怕是懵然不知的。
经过四个月的准备，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鲁迅高高兴兴地踏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堂，讲起他精心准备的中国小说史了。
这就是鲁迅的不幸。没有赶上昔日的辉煌，却恰好承担了今天的艰窘。好在他是有大本事的，自负与才学让他一时还感受不到历史的冷落。已然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更让他兴奋不已，一展雄才，此其时矣。只有当豪华落尽之际，才会感到岁月的无情，人生流转的无奈。
以上只是就北大的情形而言，若是放眼那个大的时代，对鲁迅的处境，就可以看得更清了。
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
这就要说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了。
中国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什么都含含糊糊，似是而非。比如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这些概念，就没有明确的定义，至少它们的异同，各自的起止时间，就没有准确的界定。还有的，一说就是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就更含糊了。我的看法是，五四运动包含着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又超出了五四运动的时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应当是一个概念，只是说新文化运动时省略了“五四”两个字。
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海外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都有所涉及。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研究所的周策纵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一九六○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被誉为“一本材料翔实、内容丰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读者不可缺少的指导性参考书”。
他认为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他把五四运动的终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新文化运动终止的时间，应当比这要晚些。
香港学者陈万雄写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也是以陈独秀办《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他认为，五四运动广义上包括了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陈万雄的书，不是一本成体系的著作，是本论文集，没有确定新文化运动的终止时间。
美国学者J。B。格里德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对新文化运动的起止时间，给了明确的界定。他说：“我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前后大约是十二年，即从处于政治分裂和军阀主义边缘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年中国至少名义上重新统一在自称为早期革命继承者的国民政府之下。”（第235页）
止的原因他说了，始的原因，他说是因为这一年年底，袁世凯“发动一场运动复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共和被强奸，但使袁的帝制阴谋最终受挫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敌对军阀和野心勃勃的继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凯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军阀割据，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就连他的政府曾经行使的脆弱管理，也随着国家的分裂而不复存在”。（第236页）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有正义感的各界人士，便起来寻求救国之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是一九一五年还是一九一七年，差别不大，承认五四运动是它的高潮就行了。关键是，这位美国学者给了个终止的时间，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我以为，还是将一九一七年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间较为恰当。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是一九一七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到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成立这十年的时间。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五四”之后，经过两三年的一个平稳的过渡时期，大体上说，到了一九二四年，就进入它的后期了。
从一九一八年四月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起，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前期，鲁迅可说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此后，因为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个一个接连闹翻，对新文化运动也就取一种疏离、厌恶乃至敌视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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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如今我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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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胡适并没有明确的改良中国文字的主张，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应当讨论。由此切入，到了一九一五年夏天，他就开始和梅光迪等人讨论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问题了。到一九一六年六月，他的白话文的理念已基本确立。而一件小事的发生，又将他逼到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
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1）
〃Youshallknowthedifferencenowthatwearebackagain〃
Iliad；xviii；I。125。
这是胡适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写在日记上的一段话。注明是《伊利亚特》第十八章第125行。他不是直接从该书中摘录的。日记中说，英国十九世纪的宗教改良运动未起时，其未来的领袖纽曼（Newman）、傅鲁得（Froude）、客白儿（Keble）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将其所作的宗教诗歌合为一集，纽曼取荷马诗中这句话题其上。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日记中又说，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
多年后，胡适又一次重译这句话时，作了稍许的改动。那是他为清华二十周年校庆的题辞：“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并加了注说：“当英国‘牛津运动’初起时纽曼取荷马此句题他和几个同志的诗集，我现在也用这句话来祝清华二十周年纪念。”
还是后来的翻译，更符合原意。
一九一七年六月中旬，胡适离开绮色佳（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起程回国。回国前三个月写在日记中的这个名句，可说是胡适彼时对所有留学生的期许，也可说是对自己的勖勉。
在未回国前，因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又发表多篇诗文，胡适已是国内文化界瞩目的新锐人物了。正因为有此声誉，前一年年底刚就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便延揽这位刚刚毕业的留美博士，为他正在锐意改革的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一个未曾谋面的留学生，仅凭看过几篇文章，便聘之为教授，这在北大乃破格之举。未回国之前，胡适已然知晓北京正在开展的新文化运动的局面。他这样说，该是多大的气魄。
是这样说了，后来也就这样做了。
胡适回国后十多年的作为，这里就不说了。要说的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应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美国学者J。B。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
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是一部研究胡适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力作。书名中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指的就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书中对胡适在这一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公允翔实的论述。在该书第三章《文学革命》中，说到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作用，还有他的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20世纪最初10年的后期，这场生机勃勃的反传统运动之物质的与精神的中心就是国立北京大学。1917年秋，胡适入北大文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1916年年底以后，蔡元培（1868—1940）任北大校长，他为把北大提高到其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杰出地位做了重大贡献。他的愿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学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观点的学校。由于他本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激进派，一位转向革命的古典学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怀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陈独秀（1879—1942），这位受过日本和法国教育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被任命为文科学长。李大钊（1889—1927）与陈独秀一起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期中国皈依者。1918年初，他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入法学院。教授语言学的钱玄同（1887—1939）是一位古汉语语言学家，章炳麟的门徒，他自称自己是“钱疑古”。他也是最早涌现出来的和最热情的新文学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员中还有受过英国训练的社会学家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以及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1885—？）。在北京的还有，既在北大教书又是与北大集团来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气的兄长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是位相当有才华的散文作家。在1917到1920年之间芸集北京的正是这批非凡的青年人。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却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至少在那些日子里——也会得到人们恭敬的聆听。（《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5—86页）
这个稍嫌冗长的叙述，画出了一幅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将帅图。蔡元培是当之无愧的主帅。对陈独秀的作用，虽着笔不多，将他列为蔡元培之下第一人，却是恰当的。《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